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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英格兰游戏 特别行动处在荷兰遭受灾难性失败（第1页）

第15章　英格兰游戏特别行动处在荷兰遭受灾难性失败

到了1943年中期，盟军最终挡住了德国看似不可阻挡的势头。2月下旬出现了战争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击败了德国军队，结束了一场伤亡超过100多万人的五个月的血战。三个月后，美英两国在中东和北非获得了他们的首次胜利。丘吉尔写道：“在伦敦，人们的精神状态在战争中第一次振作起来。”

在那年的早些时候，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选择将西西里岛作为他们军队的下一个目标——这个行动将为盟军1943至1944年在意大利发起的进攻奠定基础。两国领导人还同意向英国派驻更多的美军，以准备在下一年发起期待已久的反攻西欧大陆的计划。

当他们开始规划“D日行动”时，英国的总参谋部决定，他们长期以来不把它当回事的特别行动处将在这一至关重要的进攻中发挥作用。具体来说，参谋长们想要抵抗运动的战士们在进攻方向上的地区和邻近的国家中，通过破坏敌方的军力和设施，特别是运输和通讯设施来支援盟军的突击部队。特别行动处开始狂热地在荷兰、比利时，尤其是预计将在那里发起“D日进攻”的法国境内扩展势力。但是有一个军方的将军们所不知道的，而且特别行动处的领导人所不愿承认的问题：那三个国家的抵抗运动几乎都已陷入混乱的困境。

22岁的利奥·马克斯（LeoMarks）是了解这种混乱状况的人。他于1942年初作为特别行动处的新任密码部门负责人来到了贝克街。马克斯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试图提醒人们注意问题的严重性，然而他在英国战时最明显的政府掩盖行动面前碰了壁。

马克斯的父亲本杰明是伦敦西部著名的古董书店马克斯公司的老板，书店的常客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乔治·萧伯纳（GeeBernardShaw）和查理·卓别林（这家书店后来因同名的书和电影《查令十字街84号》而闻名于世）。当利奥八岁时，他的父亲给他看了刚买的一套丛书中的第一本，其中有爱德加·艾伦·坡（EdgarAllanPoe）的短篇小说《金甲虫》。利奥看了那本书，他被艾伦·坡故事里所讲述的破译密码和寻找埋藏的宝藏的故事深深吸引住了，想要自己来破解一个密码。他在刚刚看完的书的背面找到了一个密码。后来在他父亲买来的那套丛书的每一本书中，他都会找到一个编码器，并将书的价格以密码写下来。年轻的利奥往往只要几分钟就能找出那本书的密码，他也因此找到了他真正想做的事情。

13年之后，通过家庭关系他在为布莱切利公园培养新的密码破译者的培训班里获得了一席之地。虽然没有人否认他很聪明，但马克斯古怪并特立独行的个性使得他甚至在布莱切利公园也难以容身。他在1942年初被任命为特别行动处密码部门的负责人。他被告知他的主要工作是保障特工们的通讯安全。

马克斯对特别行动处的第一印象是它的组织处于完全的混乱之中。他后来写道：“在我到访过的所有国外分部中，除了困扰之外，其他一切都很短缺。”他还感到震惊的是，特别行动处的官员们似乎对在被占领欧洲工作的特工们所面临的危险一无所知，特别是那些从事最重要并且最危险工作的无线电报务员们。

特别行动处的规划和运营负责人科林·古宾斯将无线电报务员描述为“整个运营环节中最有价值的一环……没有那些联系，我们将一直在黑暗中摸索”。通过伦敦和被占领国家之间的无线电联系，特工们用摩尔斯电报码发送并接收关于抵抗运动现状，即将实施打击的破坏目标以及向抵抗组织空投特工和武器的计划的信息。对于敌后战场和总部办公室来说，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生命线。

它也很容易被发现。早期的无线电设备大而且重。在收发报时需要架设室外天线，通常要将几十英尺长的电线尽量伸展开来，这就很容易被路人看见。在被占领的欧洲国家工作的特别行动处的报务员们在阁楼、酒窖和其他可以藏身的地方，偷偷地敲击着那些笨重的机器的键盘将他们的信息发送出去，他们争分夺秒，想尽快地完成工作。如果他们的信号在空中停留的时间超过几分钟，他们的信号就很可能会被德国人侦测到。

在巴黎和其他欧洲城市，盖世太保总部的职员们24小时不停地监视着那个地区的无线电信号。当他们发现可疑的信号时，会开着装有复杂定向侦测设备且无标志的厢型车，向在城市中巡逻的特工发出警告。然后，厢型车上的定向侦测设备将逼近目标电台。正如利奥·马克斯很快就发现的那样，特别行动处的官员们并不知道，即便是经验丰富并经过长期训练的报务员，在这样的压力下操作无线电设备也是极其困难的。而特别行动处的大多数报务员只接受过初级的训练。

加入特别行动处后不久，马克斯就为减少危险开始行动起来。他的第一步行动是抛弃特别行动处与他们的特工联系时一直在使用的来自军情六处的密码。在特别行动处建立后的前两年里，军情六处控制了他们的无线通讯，向他们提供了电台和密码。那些密码的编码规则过于简单，都是出于莎士比亚或其他人的经典英语诗集。“受过教育的德国人对此非常熟悉，他们轻而易举就能识别出那些诗句并由此破解出密码”。马克斯对那种编码方式很不满意。

他自己写了诗来替代原先的编码，从幽默诗歌到温柔的爱情诗。他将一首名为“我的生命”的爱情诗给了一位21岁名叫维奥莉特·绍博（VioletteSzabo）的特工。绍博在1942年被空投到法国，后来被盖世太保逮捕，受尽折磨之后被杀害。

我的生命

是我的仅有

而我的生命

是属于你的。

我的爱

和我的生命

是属于你的，属于你的，属于你的。

我应该睡一下

我应该休息一下

死亡只是一个暂时的停顿。

我多年梦寐以求

在长长的绿草地上的和平

将是你的，将是你的，将是你的。

自那以后，这首诗开始了自己的生命旅程。它被用在关于绍博经历的电影之中，出现在诗歌选集中，在“9·11受害者”的网站上重新展现，并在切尔西·克林顿（Chelsea）和马克·梅兹文斯基（Marsky）2010年的婚礼上被诵读。马克斯后来说过：“每个密码都有一张人性的脸。”

虽然他的诗歌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安全性，但马克斯仍然感到不满意。他转而采用更为复杂的方法：向特工们提供多个印在易于隐藏的方形丝绸上仅使用一次的密码片，每次使用之后就将密码片割断并销毁。事实证明马克斯的密码片非常成功，特别行动处和美国的战略情报局（OSS）使用这种方法直至战争结束。

他还把注意力和充沛的精力转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由于编码错误或传输错误而无法读取的无线电信息被称为“不可译密码”。在他到特别行动处工作之前，伦敦会指示敌后的报务员重新发送所有无法解读的信息，从而大大增加了报务员被侦测到并遭到逮捕的风险。马克斯认为：“如果有一些报务员被定向车所包围，而那些汽车像嗅探狗一样正在寻找他们，他们会感到害怕而难以从容地编码。如果特工没有权利犯编码错误且被指令重新发送全部信息的话，那我们就没有权利称自己为编码部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聘用了几十位职员，大多是年轻女性，经过特别训练之后专门来猜测那些不可译密码的意思。按照马克斯的说法，那些新来的密码破译者很快就“以接力赛的精准表现，将不可译密码的赛棒从一个人急速地传给下一个人，几个小时之内就成功地破译了其中80％的信息”。

从他在特别行动处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机敏并直言不讳的马克斯就感觉到与他的老板和官僚同事们相比，他跟和他一起工作的特工们更为亲近。他20刚出头，和他的官僚同事们相比要年轻十几岁，而且还是一个犹太人，他觉得自己所处的环境与特别行动处那种老男孩俱乐部的环境格格不入。他认为，那些运作特别行动处的人没有真正了解他们的特工在敌后所面对的境况，以及战胜德国人所需要的勇气、技巧和钢铁般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