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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英格兰游戏 特别行动处在荷兰遭受灾难性失败（第2页）

在一名特工被派往欧洲之前，马克斯花了很多精力来了解他或她。所有的特工，即便是那些没有被指定为无线电报务员的特工，也必须接受摩尔斯电码基本课程的训练，以备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充当无线电报务员。马克斯想要确保他们能理解讲授给他们的编码方法。同时他也想了解他们的个性，那可能有助于他和他的工作人员解读他们将来可能会发送过来的各种各样的不可译密码。

当那些特工在他们被派遣去的国家里进展不顺利的时候，他对每一个特工的浓厚兴趣使他更加为他们担忧。在特别行动处工作的第一年里，他最担忧的是被派往荷兰的特工。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是完全有道理的。

特别行动处在所有国家的分部在将其第一批特工送到敌后时都遇到了困难，而荷兰分部的派送则特别困难。一个原因是荷兰的地理位置。荷兰距离英国不到200英里，乌鸦也能飞过去。然而在许多方面，它是西欧最孤立的国家，也是最难开展抵抗运动的国家。

夹在德国和风雨如晦的北海之间，荷兰就像是一座监狱。和法国不同，荷兰与被英国政府用来作为走私和进出被占领国家路径的西班牙或瑞士等中立国家之间没有共同的边界。它的国土平坦，被高度耕作，几乎没有诸如森林和山脉，或一大片少有人迹的地区那样天然隐蔽的地方，可以作为武器和特工的临时空投地点。

用潜艇或小船运送特工登陆也同样困难重重。荷兰的海岸线笔直，没有隐蔽的海湾或海港。与此同时，海滩上布满地雷、铁丝网、巨大的十字形混凝土水马和一群群的德国哨兵。

荷兰也是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人员移动是很难不被看到的。荷兰优良的铁路和道路系统意味着德国部队和警察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到达任何地方，甚至是最小的村庄。在欧洲所有被占领的国家中，荷兰人被枪杀或被送往德国集中营和死亡营的人口比例之高仅次于波兰人，这绝不是偶然的。

但特别行动处荷兰分部的官员们似乎并不了解他们的特工和荷兰抵抗运动成员所面临的地理环境上的困难。他们对展开秘密战争有关的各种事项似乎也很陌生。荷兰分部的第一任领导人理查德·拉明（RichardLaming）在战前曾在英国军情六处工作，然而这并不是他有资格任职的最好证明，只要想一下1939年的“芬洛事件”中他那些军情六处的同事们表现得有多糟糕就能明白。他看起来就像他那些同事们一样无知，对战时荷兰的情况了解很少。

拉明及其同事可以轻松地咨询在伦敦的荷兰情报部门，来填补他们在荷兰的地理、历史和政治以及社会状况方面的许多知识空白。然而，他们从来没有那样去做。荷兰情报部门扮演的唯一角色是作为招聘机构为特别行动处官员确定潜在的特工人选，特别行动处的官员将作出最后的选择并监督特工的训练。荷兰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在特工离开前几天才接到通知，他没有机会来研究下达给特工的命令或对他可能不同意的部分提出任何不同意见。

面临着所有那些困难，荷兰分部发现自己在渗透第一批特工的行动中比其他国家的特别行动处分部滞后了好几个月。最初，有几名特工计划在1941年夏天离开。但在出发前的最后一刻，他们上演了一场兵变。他们在写给特别行动处高层的信中表示，他们准备去荷兰工作，但不能在拉明的指挥之下。特工们在信中指出，他们本不应该知道相互间的真实身份，但荷兰分部的官员在和他们讲话时使用了他们的真实姓名。他们还注意到，他们将在荷兰穿戴的衣服都是在英国的商店里买的。虽然都缝上了荷兰的商标，但衣服的式样一眼就可以看出是“英格兰”的。而掉下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特别行动处没有向他们提供在荷兰的联系人和安全隐藏地点的清单，他们被告知必须自己去找到它们。

担心特工们的不服从可能会为公众所知，特别行动处将他们送到了苏格兰的一所偏远的房子里，并把他们软禁在那里不准与外界接触。在荷兰流亡政府提出抗议之后，他们在签署了一份保证对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保持沉默的文件之后，才于1941年12月被释放。

1941年9月，两名新的特工终于到达了荷兰，他们的任务是招募荷兰公民加入抵抗运动。按原来的计划，他们应该在几个星期后由船只接应经海路回到英国。但预先安排的会合并未发生。特工们别无选择，只能待在之前的地方。没有无线电台与伦敦联络，他们不久就消失了。

到了11月份，特别行动处再次尝试派出了另外两名年轻的荷兰移民——哈博斯·劳威（HubertusLauwers）和塞吉·塔卡尼斯（ThijsTais）到海牙去。当德国入侵荷兰时，劳威正在菲律宾做记者。他立即离开那里去了英国。他和乘渔船逃离荷兰的大学生塔卡尼斯在伦敦被特别行动处招募。作为无线电报务员，劳威的任务是在荷兰和伦敦之间建立起一个无线电通道，而塔卡尼斯的任务是建立新的抵抗组织，并对其成员进行展开破坏活动的技术训练。

劳威和塔卡尼斯去荷兰后，特别行动处有两个月没有听到他们的任何动静。最后，在1942年1月，劳威发回电报，并从那时起定期报告他和塔卡尼斯的工作进程。然而，马克斯在3月份发现在这个看似成功的行动中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在他发回的电报中，劳威略去了他的安全检查密码，这本来是他用来证实他没有被捕的信号。在他和其他报务员被派往敌后之前，他们一再被告知，如果没有将安全检查密码插入发送的电文之中，伦敦将会认为他们正在德国人的控制下工作。

但是当马克斯把电文缺少安全检查密码的情况提请荷兰分部注意的时候，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们向他保证：“整个事情都已经调查过了。特工们没事。”

实际上，就在那个时刻，那个特工正坐在海牙的盖世太保监狱里。对于劳威和塔卡尼斯来说，他们离开英国后碰上的事情中没有一件是顺利的。在他们最后一次向特别行动处通报情况时，他们发现荷兰分部没有提供最新的安全隐蔽地点和联系人的信息。当劳威要求试一下他将使用的发报机时，他被告知那台发报机已经被测试过了，在任何情况下，德国人是不可能追踪到它的。荷兰分部向特工们提供的假身份证件很明显是伪造的：使用的纸张比用于真实文件的纸张要暗得多。承认没有为两人做好准备工作，理查德·拉明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去，没有人会责怪你们的。”他们虽然对自己的前景并不看好，但还是决定继续前行。

当他们到达荷兰时，两个人的穿着几乎完全相同，显然不是荷兰生产的衣服。他们第一次去饭店就餐时试图用银币付款，但他们很快就知道银币从一年前起就不再流通使用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设法逃避了德国人的安全检查，开始了组织相对较弱的抵抗运动的工作。

像挪威一样，荷兰有一个多世纪未被外国侵略或占领过。它的公民没有地下活动的经验，而大多数人也不倾向于加入这样的行动。至少在荷兰被占领期间，德国人对待荷兰人还是比较温和的。尽管如此，即便在占领刚开始的时候，也还是爆发了分散的反抗活动，包括支持威廉明娜女王的大型聚会，以及学生和工人反对德国迫害荷兰犹太人的抗议活动。

随着占领的压迫程度不断增加，荷兰人的愤怒和反抗也在不断增加。与法国的情况相似，未来的抵抗运动成员开始举行小型非组织的聚会，通过地下报纸和传单招募新成员。但是，由于缺乏纪律、资源和集中的指挥，其中的许多人很快就被德国人抓捕并被送往集中营。

塔卡尼斯的任务和跟在他后面而来的那些特别行动处特工的任务都是将分散的组织团结到一起，并将他们融合成一支在盟军进攻欧洲之前和进攻期间可以依靠的战斗力量，以牵制在荷兰的德国人。这是一个艰巨而又危险的任务，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才能完成。然而塔卡尼斯和劳威在到达荷兰后，有十个星期无法与伦敦联络。那台特别行动处官员声称测试过的无线电台在劳威第一次使用时就不能工作。他把电台拆开后发现是一个制造缺陷，需要几周时间来修理。

当劳威终于设法和伦敦联系上以后，他向伦敦解释说：修理发报机、找到足够安全的房屋和评估荷兰抵抗运动状况几乎用去了他和塔卡尼斯所有的时间。没有一个抵抗组织准备采取行动，没有人受过他们所需要的武器和爆炸训练，他们也没有做任何安排来隐蔽和分发特别行动处极其渴望向他们提供的武器装备。

荷兰分部对这个消息很不满意。由于第一批荷兰特工的反叛，不幸的理查德·拉明已经被替换了。他的继任者查尔斯·布利泽德（CharlesBlizzard）少校是一名没有秘密工作经验的职业军官，他从来没有见过荷兰的两名特工。为了提高荷兰分部在特别行动处高层和军队将领中的声望，布利泽德不理睬劳威报告的悲观现状，命令他和塔卡尼斯准备一个空投区来接收弹药和武器。

布利泽德的命令只是1942年冬天劳威所面临的几个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是他向伦敦无线电发报的安全性。在英国时没有人告诉他需要使用一个长而且非常显眼的外部天线来发送信息，他也很担心发送信息所需的冗长时间会暴露自己。特别行动处的官员看不起德国人的反间谍活动。他们曾多次告诉他，德国人没有追踪他的无线电设备的技术。但在荷兰度过了几个月之后，劳威对这一点已不太确定了。

1942年3月6日的傍晚，劳威坐在海牙的一间公寓里，准备开始他每两周一次的向伦敦发报，伦敦总是在同一时间用两个预定的频率之一与他联络。他扫视了一下他将要发送的三条信息，打开电台准备开始发送。就在那时，公寓的租约人，一个秘密掩护他的荷兰律师突然打开房门，通知他有四辆警车停在外面的街上。

劳威将他的密码本放入口袋中，匆匆离开了公寓大楼，试图尽可能平静地走过大雪覆盖的街道。几秒钟内，他就被十几个挥舞着手枪的男子包围了。他后来写道：“我诅咒自己的愚蠢，游戏结束了。”

在人行道上，一个长着蓝眼睛、高鼻梁和短胡子的高个子男人看着劳威被快速地装进了车里。45岁的少校赫尔曼·吉斯克斯是荷兰阿勃维尔反间谍机关的长官，他追踪劳威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作为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一名门生，吉斯克斯在他以前的任区——巴黎就已经在追踪盟军派遣的特工方面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与特别行动处对赫尔曼·吉斯克斯及其同事的评价相反，荷兰历史学家路易斯·德·荣（LouisdeJong）曾说，他们是“非常老练并危险的对手”。

阿勃维尔和党卫军之间在柏林和欧洲其他地方公开的激烈争斗也同样地在荷兰发生着。但是在过去几个月里，赫尔曼·吉斯克斯设法与海牙党卫军反间谍机构的同行约瑟夫·斯瑞德（JosephSchreieder）建立了时好时坏的合作关系。至少在目前，阿勃维尔将与海牙党卫军反间谍机构合作，定位、抓捕并审讯伦敦派来的特工。

在他的审讯技巧中，吉斯克斯喜欢采用类似击剑术的手法——平静但接连不断地提问以施加言语压力，而不是党卫军反间谍机构或盖世太保通常使用的酷刑。吉斯克斯向劳威许诺他将不会受到伤害，然后向他施加压力，让这个疲惫不堪并备受惊恐的特工同意“回放”他的无线电设备——也就是继续向伦敦发送信息，假装他依然是自由的。起初，劳威坚决拒绝了。但在长时间的审讯之后，他终于同意了。他相信正如他曾经被反复告知的那样，如果在他的电文中一再缺少安全检查密码，特别行动处将会意识到他已被逮捕。

作为特别行动处在伦敦招募的特工，劳威以为他将为军情六处工作，而高度秘密的特别行动处从未纠正过这个错误。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对军情六处怀有敬仰之情，他认为那是一个极少犯错误的精英情报机构。劳威后来写道，他和他的荷兰特工伙伴们有两个共同点：“对我们国家深沉的爱和对我们上级盲目的信任。英国秘密情报机构长期以来在全世界所享有的声誉以及我们所接受的特工训练使我们的信任达到了几乎是神秘信仰的高度。”

抱着特别行动处将不会受到伤害的信念，他在吉斯克斯的监视下恢复了对伦敦的发报。他预期当特别行动处意识到他的处境时，他们会切断所有的联系。在接连发出的四次信息中，劳威都空缺了他的安全检查密码，但是特别行动处似乎没有理解他的警告。他开始陷入绝望。他还在电文中插入“CAU”和“GHT”的字样，然而，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多年以后，马克斯会说：“在我所见证的特别行动处的运作中，没有任何特工比劳威更努力地让我们知道他被抓住了……可怜的家伙，他做了他能做到的一切。”

事实上，特别行动处的收报员已经注意到了劳威空缺的安全检查密码，并向布利泽德和他在荷兰分部的下属做了报告。然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反复出现安全检查密码的空缺并不足以证明劳威已被逮捕。不久之后他们通知他，另一名特工将被空投至荷兰加入他和塔卡尼斯的队伍。当那名新的特工在3月下旬跳伞降落时，吉斯克斯和他的士兵到场“迎接”了他。

这就开始了“英格兰游戏”，一场持续了两年之久的阿勃维尔反间谍行动。共有50多名伦敦派遣的荷兰特工（其中好几人是军情六处派出的特工，由于特别行动处特工网的破裂而被捕）被阿勃维尔逮捕，且不提数百吨武器和炸药。这是特别行动处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灾难，它实际上将荷兰的抵抗运动带入了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