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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下次得更小心些 特别行动处在法国溃败了（第2页）

组织成员还必须遵守其他严格的规定。他们被禁止使用电话，被禁止携带书面信息或报告。特工们不可以连续两三个晚上睡在同一个地方，也不可以在同一个地方接连聚会。他们尽可能避免在旅馆或集体宿舍中过夜，因为所有在那些地方住过的人都必须填写德国人很容易就能获得的详细表格。如果一个小组中的某一个成员被捕了，其他成员必须立即转移。

最重要的是，没有人知晓他或她的真实身份——这是卡马斯自己像对待宗教那样严格遵循的规则。他回忆说：“从踏上法国的那一刻起，为了保护我自己，更为了保护那些我曾经接触过的人的安全，没有人会知道我的真实姓名。”他的代号是“罗杰”。

在建立地下组织的过程中，卡马斯不仅与抵抗组织的成员，而且与无数普通的法国公民——男人、女人和孩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纽带。他在法国的18个月中，他们为他提供住所、衣着和饮食。当他穿越整个地区时，他从一个家庭转移到另一个家庭，他把他的性命交于他们手中，他们也同样冒着生命的危险。

法国全国有成千上万这样的掩护人员，他们从来没有拿过枪或投过手榴弹，但愿意为那些视他们为抵抗组织宝贵成员的人提供安全住处。与卡马斯密切合作过的一位特别行动处官员尚·菲尔丁（XanFielding）指出：“没有任何那些自命不凡的‘大厨’所表现出来的自傲，也从未想到过奖励或荣耀，他们让我们使用他们的家园……从而承受起了远比任何一个武装的马基斯游击队员更大的生命危险。”

卡马斯后来曾说过，这些人是抵抗运动的核心。不像优秀的抵抗运动领袖和包括卡马斯本人在内的许多特别行动处的特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战后没有获得奖牌或荣誉，也没有人在任何书中描述过他们。他说：“让我一直感到很不舒服的是，人们在谈论抵抗运动时，好像那只是由少数男女英雄创造出来的一样。他们试图把我说成是一个英雄，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曾生活于人民的英雄主义之中……他们牺牲了一切——孩子、伴侣、年迈的亲人和他们的土地。”

正如卡马斯和其他人反复强调的那样，如果没有那些无名的法国支持者，就不会有抵抗运动。菲利普·德·沃默古曾说：“法国的抵抗力量源于法国自身。如果没有来自伦敦的武器和器材、训练员和组织者，那么法国人抵抗的效率就会降低。但抵抗还是会有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没有法国普通百姓提供的有求必应的帮助和勇气，来自伦敦的特工就什么也干不成。曾经参加过抵抗行动的人要比名单上的人多得多。”

卡马斯之所以坚持严密的安全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把这么多人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后所感受到的沉重的责任。虽然他的小心谨慎异乎寻常，但他并不孤单，还有好几个特别行动处的组织者也像他一样始终保持着警惕。所以毫不奇怪，当盟军最终发动进攻时，他们组织的行动是最有效的。

其中就有29岁的珀尔·威灵顿（PearlWitherington），她领导了法国中部1500人的“摔跤手”抵抗组织——她是唯一一个担任领导职务的特别行动处女特工。威灵顿在战后写道：“我对我周围发生的事情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无论你在哪里，你永远都不知道是否有人在监视或窃听，你必须对一切都小心谨慎。”即便是随意的手势或身体动作，例如在穿过马路之前本能地向右看一下，也可能会给英国特工带来灾难，因为他们忘了法国的道路规则是需要向左看的。

对于她和卡马斯来说，谨慎和怀疑是如影随形的伴侣。然而，不仅在特别行动处，甚至包括在自由法国运动和整个法国地下抵抗组织中，人们并没有对安全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除了共产党人的小组以外）。例如，人们普遍无视尽可能少地接触抵抗运动中的其他群体或个人这一基本原则。法国东南部繁华的里昂市被称为法国抵抗运动的首都，因为抵抗运动的许多领导人包括让·穆林都常常会聚集在那里。一位领导人指出：“你还没走出十米就会撞见一位你得假装不认识的地下组织的同志。”在里昂召开的秘密会议就只在几个常去的地方举行，这就更容易被法国警察和盖世太保发现。

轻率的风气也很流行。在抵抗组织的不同层次上，大部分成员都是年轻人。他们加入了这个秘密组织，但对简单生存所需要的保密措施几乎一无所知。菲利普·德·沃默古对自己和他的抵抗运动成员们是这样评价的：“我们必须承认，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把整个抵抗行动看成是一场游戏。尽管严肃而且致命，但只是一场充满了娱乐、兴奋和冒险的游戏。但是德国人从来就没把它当成一场游戏。”

在组织这些没有经验的抵抗者时，特别行动处的特工们原本应当向他们灌输纪律和安全的意识。然而，许多特工缺乏这样的训练和气质。其中包括一名32岁的律师弗朗西斯·萨提尔（FrancisSuttill），他于1942年10月被空投至法国。萨提尔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法国人，他的任务是在巴黎附近组建一个新的抵抗组织，覆盖法国中部的一大片地区。萨提尔的代号是“兴旺”，他将建立取代“卡特”而被F分部掌控的主要抵抗组织。

几个月来，萨提尔走遍了整个地区，邀请当地的抵抗运动领导人加入他的圈子，组成一个庞大的组织。到1943年6月时，“兴旺”成了当时特别行动处在法国国内掌控的最大的抵抗组织，成员包括沙特尔、奥尔良和贡比涅等地的60多个地方团体。

然而，“兴旺”的庞大组织与运转相对严谨且不灵活的地下抵抗组织的规定是相违背的。与卡马斯不同的是，萨提尔并没有在他的组织团体之间进行严格的分割。各个分支机构的成员往往在巴黎及周围地区的同一间安全房屋、同一家餐厅或咖啡馆里聚集，而那些地方正是盖世太保特别注意的场所。正如卡马斯后来所说的那样：“‘兴旺’的那些人活在梦幻之中。”

那种梦幻般的生活在1943年6月结束了，那是战时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经历的最糟糕的一个月。6月21日，抵抗运动最重要并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让·穆林被盖世太保逮捕了，在里昂郊区一座安全房屋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六名主要的抵抗运动领袖。之后不到两个星期，弗朗西斯·萨提尔和两名与他直接联络的特别行动处特工（他的信使和无线电报务员）在巴黎被捕。在几天之内，盖世太保就像一把巨大的镰刀一样在“兴旺”的组织网络中收割般抓走了几百名当地的抵抗运动成员，并在法国中部和北部地区搜出了几十个武器仓库。他们还截获了两部无线电台，其中一部是属于萨提尔的无线电报务员吉尔伯特·诺曼（GilbertNorman）的。

一名巴黎当地的抵抗运动成员立即向伦敦通报了这次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几天后，莫里斯·巴克马斯特收到一份电报：“整个‘兴旺’组织都被摧毁了，不要再和‘兴旺’组织中的任何小组接触。”然而，在6月27日，萨提尔被捕之后的第三天，F分部收到了从吉尔伯特·诺曼的无线电台发来的一份电报，声称他仍然是自由的。

这份电报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利奥·马克斯一看那份电报就看出了问题：诺曼跳过了安全检查密码。马克斯立刻将他的发现通知了巴克马斯特，强调说诺曼可能是在盖世太保的控制下发的电报，但巴克马斯特拒绝相信这是事实。在不告诉马克斯的情况下，F分部的首长给诺曼回复：“你忘记了你的双重安全检查密码。下次得再小心些。”然后他下令让他的下属继续给诺曼发电报。

由此开始了法国版的“英格兰游戏”，这是一场由巴黎党卫军反间谍部门负责人约瑟夫·基弗（JosefKieffer）主导的为期十个月的行动。作为一个有高度竞争力的人，基弗决心至少要相当于、甚至超过他在荷兰阿勃维尔的对手赫尔曼·吉斯克斯在欺骗行动中所获得的巨大成功，而特别行动处也不约而同地帮助基弗实现了他的雄心壮志。

令人感叹的是，F分部没有任何人知道长期以来对“N分部”及其特工的怀疑。就整体而言，特别行动处在伦敦和敌后都普遍缺乏安全意识，但特别行动处总部至少在一个方面是高度安全的：那就是特别行动处在各个国家的分部之间几乎是完全隔绝的。他们从不分享有关敌后运作的信息，也不会对可能发生的地下组织的垮塌在彼此之间发出警告。

尽管利奥·马克斯比特别行动处里所有的人都更了解在荷兰发生的灾难，但他已对科林·古宾斯发过誓要保密，所以无法警告巴克马斯特——他的部门即将面临的灾难。尽管如此，密码部门的马克斯和工作人员仍然坚持认为，吉尔伯特·诺曼和他发给伦敦的电报绝对是有大问题的。

在诺曼重新开始发报一个多月之后，巴克马斯特终于接受了无线电报务员已被德国人逮捕这一事实。但是他坚持认为F分部必须继续给他发电报，希望这样做能够挽救诺曼的生命。一位特别行动处的同事说，巴克马斯特对他的特工的命运极为关切，“从来不愿相信有人被俘”。对他来说，“他所有的天鹅都是白天鹅”。

然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需要维持诺曼好像仍然是自由之身的假象。英国皇家空军一直在游说，力图停止特别行动处向法国空投物资的所有飞行，他们将会利用“兴旺”组织的崩溃作为他们的一大理由。停飞空投行动对特别行动处要证明自己是一个重要的战争工具的努力将是灾难性的。科林·古宾斯和特别行动处其他高层官员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将“兴旺”的灾难当作已经过去的事情，继续向法国投入更多的特工和武器。

古宾斯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从战略上来说，法国是西方战区中最重要的国家。因此我认为特别行动处应该看到在这个战场上承受重大伤亡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然而它会带来极高的收益。我会因此将特别行动处对法国的援助行动增加到最大限度……从现在开始并一直维持到‘D日’。”

结果，更多的特工被派往法国中部和北部，并在抵达后的几天内就被德国人抓捕了。他们中有两名讲法语的加拿大人被派往阿登森林，组织一个代号为“副主教”的新的重要抵抗组织。然而，当他们降落以后，这两个特工，一个组织者和一个无线电报务员就从视野中消失了一个多月。F分部的一名员工写道：“没有人对阿登的抵抗组织有丝毫的了解，人们一定认为他们已经失败了。”

但到了1943年8月初，“副主教”组织的无线电报务员发来了电报说抵抗组织已经启动并正在运行。虽然他和诺曼一样，没有把他的安全检查密码插进电文里面，F分部在指出了他的错误之后仍然和他保持联系。从那时起，特别行动处的特工和武器就被投往这个由德国人控制的圈子里，投往其他在创建之前就已被摧毁的新的抵抗组织。

因“副主教”组织被破坏而受到伤害的特工中有一位空军妇女辅助队军官努尔·伊纳亚特·汗。她轻盈高雅，心不在焉，她的教官认为她的脾性不适合从事特别行动处的秘密工作。但由于法国无线电报务员日益严重的短缺使人漠视了任何谨慎的考虑，巴克马斯特命令缩短汗的训练课程，并尽快将她送往法国。当培训学校的指挥官对此提出抗议，说她的“脑子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时，巴克马斯特回答说：“我们不想让他们的头脑装得太满。”由此可见正是他自己的原因而给他的部门造成了问题。

汗是在1943年6月16日抵达巴黎的，当时离“兴旺”组织崩溃还有不到两个星期。她逃脱了德国人的拉网搜捕，成了少数几个仍然自由的特别行动处的特工之一，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了F分部最重要的特工之一，也成了盖世太保在巴黎最想抓获的英国特工。尽管她的安全意识没有明显的改善，但她在整个夏季和秋季仍然是自由的，定期向伦敦发报。然后在10月初，F分部指示她与“副主教”组织取得联系。当她这样做时，她就被盖世太保逮了个正着。他们不仅查获了她的发报机，还在她的床头柜上找到了一个笔记本，里面记录了她抵达法国后收到和发出的每一条电文。

和汗一样，其他100多名被盖世太保在法国抓捕的特别行动处的特工最终都被送到了德国的集中营，大部分人在那里遭受了可怕的折磨并被处死。其中有14名女性，包括汗和弗朗西斯·萨提尔的信使——24岁的安德蕾·博雷尔（AndréeBorrel）。汗在被捕之后被链条锁铐了好几个月，最后在达豪集中营被德国人从脖子后面开枪打死了。据目击者称，在德国西部茨维勒集中营被德国人注射了毒药的四名特别行动处女特工之一的博雷尔在被推入火化炉前仍然活着。在被打死之前，她抓破了一名警卫的脸，并高喊道：“法国万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些特工的工作和悲惨命运已经在无数的杂志文章、书籍和电影中得到了描述。然而却无人提及有几千名与英国训练的特工合作过的法国公民也在那场战争中失去了生命。他们可能是信使、安全屋的主人、破坏者或担负其他任务的抵抗者。据估计，仅在“兴旺”组织的崩溃中就有1000多名法国男女被捕，其中大多数人被德军杀害了。

布莱恩·斯通豪斯（BrianStonehouse）是为数极少的几个经历了集中营的苦难而活下来的F分部的特工之一，他把在法国的巨大伤亡归咎于伦敦致命的粗心大意。然而，特别行动处的灾难不仅仅是英国的无能或德国反制技术高超的结果，尽管这两者的影响都相当大。在“兴旺”组织被德国人扫**之前，就有人猜疑特别行动处内部本身有一个通敌者。在被捕之前，在萨克森豪森被吊死的弗朗西斯·萨提尔曾对一位朋友说：“德国人知道我们所有的行动似乎已有一段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