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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下次得更小心些 特别行动处在法国溃败了（第1页）

第16章　下次得更小心些特别行动处在法国溃败了

1943年初时，利奥·马克斯忙于应付荷兰的灾难，没有时间去考虑其他事情。但在2月一个寒冷且天空灰暗的下午，他强迫自己坐下来和一个将于下个月去法国的特工开会。最后一次复查将要使用的无线电密码，那是一个被人认为有问题的特工。

在特别行动处，几乎没有人对26岁的弗朗西斯·卡马斯（FrancisCammaerts）有过好的评价。他的训练者承认他非常聪明，但也抱怨他对破坏行动没有任何兴趣，也没有显示出任何领导的能力。这对于一个被指派去组织并领导法国抵抗组织开展破坏行动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后评价卡马斯的报告中写道：“相对缺乏冲劲。”他的密码训练员说：“他缺少动力，带有一点负面的个性。”他是“一个动作迟缓的人。他会尽力遵奉指令，但看上去无法掌握基本的原则”。

看了卡马斯那份令人丧气的文件之后，马克斯决定尽可能少花时间在他身上。然而当他进入会议室后不久，他就改变了主意。马克斯的结论是“这个头发锃亮，个子特高的卡马斯”根本不是一个动作迟缓的人。事实上，他非常像马克斯自己——充满**，对一切持怀疑态度并非常独立。正如马克斯从自己的个人经验中所了解的那样，特别行动处的高层对这些品质是不欣赏的。

马克斯注意到，卡马斯之所以被套上动作迟缓的帽子是因为他拒绝接受任何事物的表面价值。马克斯补充道，卡马斯要考量“事物所有的逻辑关系，不会想当然地接受任何事物或任何人，对他的所有训练者来说更是如此”。特别行动处的密码总监在结束他和卡马斯的会议时，“为有人错误地评价了卡马斯而感到非常抱歉”！

事实证明马克斯对卡马斯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弗朗西斯·卡马斯后来成了战争期间在西欧行动中最为成功的特别行动处特工之一。他是一位著名的比利时诗人和英国女演员的儿子，在英国出生长大。像许多其他同龄的人一样，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毫无意义的杀戮感到震惊。他在剑桥念书时成为和平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在伦敦东南一个虽小却总有创新的语法学校教授历史。在因良知而拒服兵役后，他被指派到英格兰东部的一个农村公社从事体力劳动。

1942年，卡马斯的弟弟彼得在皇家空军对德国进行的一次轰炸任务中丧生。弗朗西斯因弟弟的死亡而受到冲击，尽管他仍然坚持和平主义的理念，但他必须参与这场战争。通过朋友，他和特别行动处取得了联系。

他和马克斯一样，刚开始参加特别行动处时就对这个地方的草率和不负责任感到困扰。虽然无休止地强调保密的必要性，文件却摊放在办公桌上；由于安全原因，原本应该互不见面的特工们不断碰到一起。他深信行动处没有给予他和他的同事们足够的训练，以抵御敌人的追捕。卡马斯后来曾说过：“我从来就不相信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可以和德国的安全部门玩智力游戏，他们才是职业选手。”

对于他来说，更令人沮丧的是特别行动处在法国的行动一片混乱。当时“D日计划”的制订者们已经作出了一个绝密的决定，选择诺曼底海岸作为进攻欧洲的中心地带。因此，法国的抵抗运动在解放欧洲大陆的初期阶段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如阻止德军部队的行进，破坏电力供应、桥梁、铁路、道路、武器仓库和通讯等一切战略设施。

反攻的策划者们设想着抵抗运动是统一并协调的运动。但是实际情况却是由于英国政府与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之间争议不断的关系，特别行动处在法国的运作已经被分割成了难以想象的状态。所有其他国家在伦敦都只有一个特别行动处的分部对接指导他们的抵抗活动，而法国却有6个分部，其中只有两个——“F”和“RF”分部最终发挥了重要作用。

F分部是1940年后期，外交部在丘吉尔的授意下指令特别行动处创建的。其目的是在没有自由法国运动的参与下，安抚维希政府中那些反对德国，并反对戴高乐的人。F分部的大多数特工都是会讲法语的英国人，在数量极少的其他国籍人员中包括了美国人和加拿大人。戴高乐本不该知道F分部的存在，但他很快就发现了它，并抗议英国在法国创建抵抗组织是对他国家主权的侵犯。

在法国的非共产党人抵抗运动已经开始把将军视为他们的领导人了，所以将戴高乐排除在特别行动处的活动之外的行为在这个圈子里激起了民愤，这对不断恶化的英国与自由法国运动的关系无疑是火上浇油。为了缓和他们和戴高乐的关系，特别行动处创建了“RF（共和法兰西）分部”。这是一个全由英国人组成的分部，专门与戴高乐的情报和破坏行动机构合作。它的任务是为自由法国运动招募和训练的特工，并提供资金、运输、武器和通讯设备等。但这并没有让戴高乐感到高兴。他极其憎恨对英国人的依赖，也憎恨这样一个事实：即特别行动处的官员可以否决他给特工的命令，并控制着自由法国运动与法国的通讯联系。

让他更为愤怒的是F分部和军情六处正在从不断前来英国加入将军的自由法国军队的年轻法国人中，大力招募特工。在战争期间，来自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所有新来的移民都必须在伦敦西南的讯问中心接受英国安全机构的询问。因此，F分部和军情六处可以在戴高乐的人有机会联系上法国年轻人之前，优先为自己找到最有希望的潜在特工。

在所有这些争斗和对抗的大背景下，自由法国运动和特别行动处之间以及特别行动处的各个法国部门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相互斗争也就毫不奇怪了。据利奥·马克斯回忆，曾有一段时间不允许RF分部的官员和自由法国运动的人说话，他们不得不像在法国一样找一个安全地点见面。被所有这些官僚主义的嫉妒和阴谋所激怒，一名RF特工向马克斯喊道：“我可以告诉你，这场（特别行动处内部的）‘战争’不知道想要的是什么，这不是要去杀死德国人，或是帮助特工生存下去，或是尽快结束战争，尽管他们假装那是他们的目的。”

在自由法国运动出现之前，已经形成组织的F分部开始缓慢行动起来。然而直到1941年春天，它的第一批特工才被送往法国。到1942年的夏天，特工的人数才开始显著增加。即使到了1943年初，F分部和RF分部的特工也没能完成多少工作。战后，德国西部军区司令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指出：“在1942年，法国的地下运动仍然被控制在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对德国军队的谋杀和袭击以及其他破坏行动是很常见的，火车也经常脱轨。然而，并不存在对德国军队的真正威胁或实际上阻挠了部队的运动。”

像荷兰分部一样，F分部也受到了特别行动处高层要求他们加紧努力的巨大压力。它也像荷兰分部的运作一样，在伦敦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那些领导人能力相当薄弱。F分部的头儿莫里斯·巴克马斯特是一名曾在伊顿公学念过书，但没有接受过秘密战争训练的毫无经验的商人。特别行动处鉴于他是战前福特汽车公司在法国的高级经理，对法国工业界有所了解而招募了他。一位同事曾说，特别行动处挑选了高挑且和蔼的41岁的巴克马斯特，是“给贝克街带来了一位销售总监”。似乎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或又是如何被挑选来领导特别行动处里最重要的分部之一的。科林·古宾斯后来承认，巴克马斯特之所以获得了这个职务是因为“没有其他人可选”。

菲利普·德·沃默古（PhilippedeVomecourt）是F分部少有的几个土生土长的法国特工之一。按照他的说法，巴克马斯特是一名高高在上的部门负责人，无法理解“在敌后工作的特工们的恐惧和兴奋”。他也没有多少作为一个领导人所必需的品质。贵族出身的德·沃默古在法国中南部建立起了一个重要的破坏行动组织。他说：“巴克马斯特在给我们下命令时不够坚定，在我们心中留下了危险的疑虑情绪，不清楚谁将负责指挥行动，谁又将在行动中听从指挥。而且他在为我们与他的上司争执时也缺乏决断能力。他太容易屈服于高层的压力了！”被特别行动处的官员描述为“被派往敌后的最杰出的特工之一”的德·沃默古，还指责巴克马斯特应对他所派出的一些特工的质量太差而负责。“那些人的法语口音是如此明显，这对他们自己和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人来讲都是很危险的”。在不断经受派出更多特工的巨大压力下，巴克马斯特“降低了招募的标准，那些被招募来的男士和女士并不具备从事特工工作所需要的素质和资格”。

在沃默古看来，更成问题的是巴克马斯特和F分部对于被占领的法国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到了一种危险的程度，这包括“继续生存下去的所有重要细节，那是一种意味着生死差异的认知”。

当弗朗西斯·卡马斯在1943年3月22日被空投到法国时，他感觉外面的世界就像从“爱丽丝的镜子”的另一边看过去的那样。与这个新奇的世界相比，伦敦官僚们的作战计划看上去就像孩子的游戏。

与战争的头两年相比，法国现在要危险得多了。德国占领者们的纪律和礼貌早已**然无存。随着盟军在北非和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曾经似乎无所不能的第三帝国现在受到威胁并转入了防御，这使得那些在它统治下的人们受到了更大的压迫，生命也更加危险。

在卡马斯到达前八个月，法国的德国党卫军已经从德国军方手中夺过了对警察和安全管理的控制权，并立即着手摧毁胆子越来越大的法国抵抗运动。沃默古回忆说：“如果在1943年之前纳粹对恐怖活动还有所节制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已经毫无顾忌了。”

在夺取了控制权后的第一年里，党卫军和法国警察就逮捕了大约16000名抵抗运动成员，其中许多人遭受酷刑并被处死。参加清扫行动的还有一个新成立的被称为“米利斯”的残暴的法国准军事部队。根据沃默古的说法，它的成员“几乎都是一些正在变为暴徒的人”。

当卡马斯到达以后，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检查F分部下属的一个名为“卡特”的大型组织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那个组织覆盖了法国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包括普罗旺斯和蓝色海岸在内。从他踏上法国土地的那一刻起的整个行程，其间距巴黎一个小时的车程，他都为“卡特”对安全的全然漠视感到惊恐。在深夜与五名年轻法国人组成的委员会接应之后，他和他们挤在一辆汽车上开往巴黎，而当时是有着严格的夜间宵禁令的。他回忆说：“在与法国人的交谈中发现他们似乎毫无安全意识。我在整个接应过程中感到的是极度的不安和危险。”

一到巴黎，卡马斯就被带到了一个法国人的公寓里，那个人是“卡特”的一位重要成员。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之后，卡马斯离开那里去了一个安全地点，约好第二天早上再与那个法国人见面。但是当他第二天回到那个法国人的公寓时，发现他的联系人已被盖世太保逮捕了。卡马斯立即离开了巴黎，冒充法国公民乘坐公共汽车前往距离里昂60多公里的一个小村庄圣若里奥。

在这个被积雪覆盖的法国阿尔卑斯山峰围绕着的美丽村庄中，几个作为“卡特”组织者的F分部官员组建了一个临时总部。当卡马斯抵达圣若里奥时，他更加担忧了。“当我下车，直奔邻近的一座别墅时，五六名不像村民的年轻男子也下了车”，“卡特”的成员在别墅里迎接了我们。他回忆说：“那座房子是一处公众场所，非常吵闹，不明身份的人进进出出，很不安全。”

卡马斯很清楚，避免选择任何一种“中央集会”地点是秘密工作的一条基本规则。他很快得出结论，“卡特”是一个很不稳定的组织，没有任何安全意识或组织严谨性。他后来说：“在我看来，这样的愚蠢是不可原谅的。很多人因此失去了生命。”他认定这样的组织已无法修复，所以决定在别的地方建立自己的组织。几周后，德国人来到了圣若里奥，逮捕了“卡特”的特别行动处联络官，并席卷了整个组织网络。

在那段时间里，卡马斯转移到了郁郁葱葱的罗讷河谷，那一带因罗马遗址和山坡上的葡萄园而出名。他在那里开始创建一个代号为“骑手”的抵抗组织。这个身材高大、瘦削的年轻特工骑自行车、步行，偶尔也乘坐汽车或公共汽车，走了几百英里，接触了许许多多农民、商人、机械师、杂货商、教师和法国东南部的其他居民，许多人加入了他的战斗行列。几个月内，他组织了约50个小组接受破坏活动的技术训练，还为来自英国的武器、炸药和其他物资建立了空投区域。

后来的事实证明，卡马斯对秘密工作有一种本能的天赋。与特别行动处的许多同事不一样，他对安全是非常重视的。他采用了共产党人的组织和抵抗战士长久以来一直使用的方法，建立的小组不超过15个人，尽可能减少每个小组与其他小组的接触。新成员要加入一个小组，必须经过已在小组里的人的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