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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一支强大的秘密军队 特别行动处起死回生（第1页）

第19章　一支强大的秘密军队特别行动处起死回生

在1944年4月1日“愚人节”那天，阿勃维尔的赫尔曼·吉斯克斯向特别行动处发送了一封嘲弄的电报，宣布他的“英格兰游戏”行动正式结束了。那份电报写道：“你们正试图在没有我们帮助的情况下在荷兰进行活动，我们认为鉴于我们长期并成功地充当你们特工所体现的合作精神，你们这样做是不公平的……再见。”

事实上，吉斯克斯自己也知道，“英格兰游戏”在1943年秋天时就已经完蛋了。曾经被他捕获的两名荷兰特工成功地逃出了监狱，并逃到了瑞士。他们在那里向荷兰大使馆汇报说德国人已经控制了特别行动处在荷兰的全部活动。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递给了流亡在伦敦的荷兰政府，后者又将这个消息传给了白厅。那时，英国皇家空军已经暂时停飞了前往荷兰的所有航班，因为去那里的机组人员有非常高的伤亡率。

军情六处的斯图尔特·孟席斯和克劳德·丹西立即对此提出了动议，英国政府的联合情报委员会再次对特别行动处的活动进行了正式调查，目标是关闭特别行动处并将其职能转移到军情六处。委员会的负责人维克托·卡文迪什?本廷克回忆说，特别行动处的官员“将很乐意把我给杀了”。“我和一位同事一起做了安排，如果我突然死了，他将要求进行尸体解剖”（他并不是在开玩笑。——作者注）。然而，温斯顿·丘吉尔再一次拒绝了委员会的建议并继续支持特别行动处。他认为荷兰的惨败是一个例外，特别行动处在其他国家的活动并没有被渗透——这个说法其实离事实差得很远。

不仅被吉斯克斯狠狠地幽默了一番，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可怕的代价：有50多名特别行动处和军情六处的特工被逮捕并被处死，还有50名英国皇家空军机组人员和几百名荷兰抵抗者失去了生命。然而就在吉斯克斯对“英格兰游戏”的成功“引吭高歌”的时候，他也知道那次行动对德国人来说并没有产生多少价值。事实上，根据吉斯克斯的说法，它未能实现其“最高目标”——揭示即将到来的盟军进攻欧洲大陆的计划细节。

甚至令第三帝国更为不安的是，在经受了荷兰的灾难之后，特别行动处又成功地杀了回来。从1943年底开始，它与欧洲流亡政府开始了更加密切的合作。特别行动处最终开始认真对待特工们在敌后所面临的严重威胁，并根据欧洲大陆的实际情况对其运作进行调整。例如，不再要求无线电报务员在每周的同一时间以相同的频率进行通讯联络。每次通讯的时间限制在五分钟以内，这也有助于降低被发现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报务员们能够抛弃体大、笨重的老式发报机，而使用装配电池的新型小型便携式设备，这样就可以避开被德国人监控的当地电网，降低了被探测到的风险。

与此同时，法国和低地国家的抵抗运动也呈现出了新的迹象。吉斯克斯曾说：“尽管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他们并没有被摧毁，他们为无法阻止的入侵做好了准备。他们学会了如何调动力量以便在登陆的那一刻起，在德军战线后面形成一支强大的秘密军队，一支无处不在无法消灭的军队。”

在荷兰，抵抗运动在转型后的荷兰分部的帮助下重新注入了活力。对“英格兰游戏”感到愤怒的荷兰流亡政府要求对荷兰的秘密行动有更大的投入，感到亏欠和羞愧的特别行动处无法拒绝这些要求。荷兰分部改进了过去的做法，同意在每次新的行动之前通知荷兰流亡政府。荷兰流亡政府的官员被允许监督特别行动处对荷兰特工的培训，并向特工们提供自己的情报。荷兰流亡政府官员还掌握了荷兰分部和敌后特工之间的所有无线电通信，包括特别行动处对特工下达的指令，并被邀请对特别行动处的运作提出意见和评论。

新的合作产生了直接而显著的效果。从1944年初开始，荷兰分部派送了50多名特工和大量的武器和炸药到荷兰，没有一个人被阿勃维尔或盖世太保发现。特别行动处以前曾如此粗枝大叶地对待特工工作的许多细节，如安全检查密码、身份证件、服装和安全房屋等等，现在都特别小心谨慎了。吉斯克斯说：“空投特工在继续进行，发报机正在被替换并且再也抓不到了。很明显，伦敦现在已经从它付出了那么高昂的代价中收获了经验。”

军情六处和荷兰情报官员之间的关系曾经有一段时期是非常敌对的，但后来也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和特别行动处一样，军情六处的官员也开始把荷兰的情报官员作为伙伴来对待，再也不是将其视作无用的下属了。正如吉斯克斯所承认的那样，那种合作伙伴关系产生了“一个高效的情报组织，在荷兰和英国之间保持了良好的传递线路和无数的无线电连接。我们再没有能够人为地破坏甚至严重削弱这一行动”。这种合作的价值反映在荷兰情报报告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大提高了。从1940年到1943年年底，只有68人被派去荷兰。从1943年年底直到战争结束，共有10000多人被派去荷兰。

经过几年的挫折和反抗之后，由于德国强制劳动计划的刺激，荷兰抵抗运动正在进入一个爆炸性增长的时期。就像在法国和被占领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成千上万年轻的荷兰公民不是遵从命令在德国的工厂和农场中充当强迫劳工，而是躲藏了起来。

德国安全部队在全荷兰进行了荷兰人称之为“野蛮搜查”的行动，挨家挨户搜查那些被称为“潜伏者”的年轻逃生者。德国人在搜查时破门而入，对着地板，墙壁和衣柜扫射。当德国人发现“潜伏者”以后，通常就把他们和让他们躲避的那些人给杀了。

为了应对这种“野蛮搜查”，一个称为全国援助隐藏人员的组织在荷兰各地迅速地发展了起来。被简称为“LO”的组织很快就成为荷兰最大的抵抗组织。起初，它的主要目标是保护那些“潜伏者”，并为他们找到隐藏的地方。但是它很快就扩展了援助对象的范围，努力保护被纳粹追踪的其他人员，包括犹太人、被击落的盟军空军人员和抵抗组织战士。

“LO”的工作包括将那些由它保护的人从城市搬到人口更稀少、更安全的农村地区，并且收集资金、食物和衣服。他们创建了自己的证件伪造团队，负责制作假身份证和食品配给券，还组织了小型突击队去袭击官方的食品分配中心。有些组织参与了真正的破坏活动，摧毁铁路和军火仓库，切断电报线。

尽管伤亡惨重，但“LO”非常快地发展起来了，其他几个荷兰抵抗组织的情况也是如此。到1944年时，每个有规模的城镇都至少有一个这样的组织。地方官员在给德国高层指挥官的报告中说，他们认为所有的荷兰人在盟军入侵时都会积极支持盟军。历史学家维尔·沃姆布伦（WernerWarmbrunn）指出：“荷兰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憎恨德国人，作为交战一方的荷兰人将会和德国人战斗到底。”

在众多的抵抗成员中有一位13岁的芭蕾舞演员，名叫奥黛丽·凯瑟琳·拉斯顿（AudreyKathleenRuston），就是后来世界闻名的奥黛丽·赫本（AudreyHepburn）。她和母亲以及兄弟在度假小镇阿纳姆一起生活。这位未来的电影明星非常了解“潜伏者”的事情。她的哥哥就是一个潜伏者，在逃过了野蛮搜查之后加入了地下逃生的行列。她的弟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被纳粹抓住以后被送到柏林的一家军火工厂工作。奥黛丽本人有时也会为抵抗运动当信使。

比利时地下抵抗运动的成员发现自己也陷入了与荷兰同行相似的困境中。像荷兰分部一样，特别行动处比利时分部也是由一些非专业的人在那里当领导，他们对如何进行秘密战争一无所知，那些领导中间包括后来成为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最喜爱的时装设计师哈迪·埃米斯（HardyAmies）。这样的情况直到1943年下半年才得到了改善。

和荷兰的情况一样，比利时的阿勃维尔能够利用被它抓到的几名特别行动处特工的无线电台进行“回放”，从而成功地实施了反间谍行动，捕获了十多个伦敦派出的特工和大批武器、炸药。阿勃维尔还渗透进了军情六处控制的几个情报网络，捕获了与那些网络有联系的抵抗运动成员。

英国人在1942年就发现了德国人对比利时的特别行动处和军情六处的渗透，但直到1943年这两个英国特工机构才对在比利时的行动实施了类似在荷兰那样的重大改革。与此同时，比利时的抵抗运动规模有了爆炸式的发展，而这同样也是受到德国强制征集劳工行动的推动。到了1944年年初，成千上万的劳工逃避者加入了抵抗运动。

赫尔曼·吉斯克斯在他的报告中写道：“在比利时的部分地区，‘内战’的形势非常严峻。比利时地下组织的伏击次数和使用炸药的数量都在缓慢且稳定地增长着……所有从事反间谍情报工作或与敌人特工作战的德国人，都有可能在任何一个拐角处被一轮机枪扫射。阿勃维尔军官和其他（德国安全）官员遭到枪击的血腥事件越来越多，迫使我们必须采取更多的安全措施。”

然而在法国，情况却更加恶化了。当在法国南方，由特别行动处掌控的抵抗组织蓬勃发展的同时，由于“兴旺”和其他抵抗组织的崩溃，在北方开展抵抗活动变得更加艰难了。与特别行动处的荷兰和比利时分部不同，“F分部”的领导层没有任何改变。尽管收到了很多警告，但莫里斯·巴克马斯特无动于衷，继续盲目地派遣新的特工到德国人运营的“组织”中去。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1944年5月，这时离“D日行动”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在1944年2月，有了新的关于亨利·德里古叛变的指控，巴克马斯特被迫让他回到伦敦接受侦讯。据一位目击者说，当被问到他在巴黎是如何与德国人打交道时，德里古回答说：“当然，我必须和德国人合作，给他们一些来自西班牙黑市的橘子，向他们示好。只有那样，我才可以继续为你工作。”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尽管停止了他进一步参与特别行动处的运作，但调查人员消除了对德里古的所有怀疑。正如一位旁观者所说的那样，德里古“在伦敦有着强有力的保护者”，其中就包括巴克马斯特和他的副手尼古拉斯·博丁顿。德里古后来转入了自由法国运动，为他们执行侦察任务直到战争结束。弗朗西斯·卡马斯后来说过：“他毫无疑问是个叛徒，但他从来没有为他的所作所为受到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