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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一支强大的秘密军队 特别行动处起死回生（第2页）

德国人的双重间谍蒙蔽行动一直延续到“D日计划”开始的时候，希特勒本人还有过向“F分部”发送电报吹嘘他们成功的想法。由盖世太保签署的电报是这样写的：“我们感谢你们的善待，给我们送来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我们也很感激你们给我们的关于你们的计划和意图的许多提示，我们都已经详细地记录下来了。”电报又补充说道，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枪杀一些特工”。

尽管有少数特别行动处的特工在北方活了下来并继续活动，但他们和他们所组织的抵抗战士在“D日”登陆和随后的攻势中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而在南部，抵抗运动已经感动了大部分人，那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了。

1944年2月，弗朗西斯·卡马斯在英国度过了几个星期之后又回到了法国。他乘坐的英国皇家空军飞机在邻近法国阿尔卑斯山东南部的德龙山谷上空被击落，卡马斯跳伞后降落到了一所农舍附近。几个月前，他可能会不愿接近一座不知道情况的房子，因为害怕会被交给德国人。而现在“我知道十个人中有九个会张开双臂欢迎我，剩下的那个人可能会被吓着，把我送走，只有极个别人会打电话给警察”。他走到农舍敲门，开门的农民惊呼道：“哦，你是一个飞行员！”他让卡马斯进门后，对他的妻子喊道：“去把酒拿出来！我们要给他煎鸡蛋！”

特别行动处的几个破坏组织，每个都由几百名抵抗战士组成，像巨型的蜘蛛网一样在法国南部纵横交错。在东南部有卡马斯的“骑手”和托尼·布鲁克斯的“皮门托”组织；在西部有前采矿工程师乔治·斯塔尔（GeeStarr）运作的“车匠”组织；而在波尔多的周边地区有原土地测量员罗杰·兰德斯（RogerLandes）负责的“演员”组织。在1944年初，从其他国家转移到法国的特别行动处特工在法国南方创建了几个新的抵抗组织。

对于所有这些组织来说，配合“D日”的任务都是一样的：摧毁德国人所有的交通运输和通讯系统以阻止他们的援军进入登陆地区。然而，随着抵抗组织的扩大，他们在准备执行任务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没有一个组织获得了足够的武器和炸药。在1943年底和1944年初，全法国共有150多个接收委员会，他们每个月都在等待空投的军火，但实际上真正执行的只有不到十次的空投行动。虽然军情六处极力鼓动，但英国皇家空军的官员却坚持说他们无法把飞机从轰炸袭击中让出来执行空投任务。

随着“D日”的到来，抵抗战士及特别行动处组织者的士气大为跌落。没有武器，他们怎么可能对战场结局产生影响呢？1944年1月，有两名男子，一名行事果敢的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和一名叛逆的特别行动处官员，分别决断说他们已经受够了“石墙般”的英国官僚的做派。他们两个人都直接走向可以瞬间改变局面的那个人——温斯顿·丘吉尔本人。

法国南方解放运动的44岁的负责人埃玛纽埃尔·达捷斯·德·拉·维热里说：“没有丘吉尔，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英国的特工机构想把法国的起义当作是不存在的。大众的斗争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

达捷斯是一个极有魅力的浪漫人物，正是丘吉尔喜欢的那种类型。后来丘吉尔曾在罗斯福面前把他描绘为“一个蛇蝎般血腥的人”。达捷斯对丘吉尔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后来写道：“像戴高乐一样，丘吉尔是《伊利亚特》中的英雄，是一个孤独并遭受嫉妒的英国战争的掌控者。”

在与英国首相的会晤中，达捷斯描述了他的抵抗运动中成千上万名反纳粹游击队员不顾一切地与德国人战斗，但却没有武器或者弹药。丘吉尔被他的故事给迷住了。他说道：“勇敢并绝望的人可能会给敌人造成最严重的打击，我们应该尽一切力量来扶植并激励对盟军战略如此有价值的队伍。”

等到达捷斯让丘吉尔“上了钩”，特别行动处的特工福里斯特·约?托马斯（ForestYeo?Thomas）便试图把他“拖入网中”。像法国人一样，在特别行动处“RF分部”工作的约?托马斯也和丘吉尔有许多共同之处：喜怒无常、浮躁、体态勇武、固执、常常不守规矩，而且最重要的是对法国十分热爱。

出生在一个在法国有着广泛商业利益的英国家庭，被称为“汤米”的约?托马斯在法国度过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在战前，他曾担任巴黎著名时装公司“磨坊”的总经理。在英国皇家空军短暂逗留之后，他加入了特别行动处。

约?托马斯的好友利奥·马克斯说：“除了丘吉尔以外，汤米最崇拜的人就是戴高乐了。让他的上司感到惊讶的是他可以直接批评自由法国运动的人而不会造成国家纠纷，而且他是戴高乐总部里唯一真正受到欢迎的英国人。”根据马克斯的说法，约?托马斯拒绝遵守特别行动处禁止与不同国家人员交流信息的规定。“汤米总是准备与特别行动处中的任何人比对有关盖世太保的笔记……不管他们的国籍是哪里”。

在1944年1月初，约?托马斯在与英国各部门官员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表达了自己对抵抗战士缺乏武器这一情况的愤怒：“我们目前的小小的努力是获得成功的可能，就像试图用一根钢笔粗细的水管去灌满一个游泳池一样。”他冲进了空军部高层的办公室和他们争论，但结果与在白厅遇到的所有其他人一样，劳而无功。

在达捷斯和丘吉尔会面两天后的2月1日，约?托马斯也设法约见了丘吉尔。首相给了他五分钟的时间，而他却向首相倾诉了一个多小时。丘吉尔又一次被那些冒着酷刑和死亡风险，“穿过巴黎到处都是警察的拥挤的街道传递情报，在法国中部寒风凛冽的原野上等待特工降落”的男女们的故事所吸引住了。约?托马斯在他的情况介绍中反复强调，抵抗组织非常缺少武器，迫切需要几百架次皇家空军的物资供应航班来弥补这一缺口。

当约?托马斯结束了他的介绍之后，丘吉尔微微一笑，说道：“你选择了一种非正统的做事方式，在官方渠道中抄了近道。这可能意味着你会有麻烦，但我会照看一切，确保没有那样的事情会发生。”他命令空军部向特别行动处提供至少100架飞机，每月能够在法国执行250次飞行任务。几乎在一夜之间，武装法国抵抗组织竟成了英国的首要重点任务之一。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定期向法国的空投区域出击，为等在下面的抵抗运动战士们空投了3000多吨武器和补给品。那些飞机还带去了几十名特别行动处的无线电报务员和抵抗运动组织者，从而帮助抵抗运动成为更有实力的战斗力量。

与此同时，丘吉尔明确终止了军情六处竭力阻挠特别行动处的行为。他回应了斯图尔特·孟席斯的又一起抱怨——指控向法国抵抗运动空投武器是为了将飞机从他自己的情报部门运作中分流出去。此外，克劳德·丹西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暗示特别行动处极大地夸大了法国地下组织的实力，只有不到2000名抵抗战士可能对德国占领者采用武力。丘吉尔对所有这些官僚游戏感到不耐烦了，就发表了一个明确支持特别行动处的声明。孟席斯和丹西最终得到了这样的信息：再也不能有废除特别行动处或将特别行动处交给军情六处管理的言论了。

随着武器和弹药的到来，法国抵抗组织加紧了破坏行动。弗朗西斯·卡马斯和托尼·布鲁克斯的组织炸毁了火车、铁路轨道、铁路枢纽转盘和机车库。罗杰·兰德斯和乔治·斯塔尔也行动起来了。特别行动处的组织还摧毁了水力发电厂、切断了电话和电力线，并伏击了德军。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后来回忆说：“从1944年1月起，法国南部的情况变得如此危险，以至于所有的指挥官都报告说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德国军人的生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德国军队的地位也成了一个令人疑虑的命题。”他还补充说道：“在没有武装保护的情况下，派遣国防军的单个成员、救护车、快递员或供应车队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了。”

德国人现在认识到游击队员成了一种真正的军事威胁，所以向法国南部派出了强大的援军，包括盖世太保的特别行动分队和好几个团的党卫军——这些党卫军团是第三帝国最可怕的军事单位之一。菲利普·德·沃默古说：“到了那个时候，法国已经成了一个烤炉，每个人都知道‘D日’即将到来。德国人正在胡乱杀戮，试图消灭抵抗运动。”

在1944年3月向伦敦发送的一份报告中，卡马斯写道：“这是非常艰难的日子。德国人正在攻击每个人，即使是那些稍显可疑的人。到处都是恐怖的统治，农场被烧焦，还有枪杀和绞刑。在那些抵抗力量集中的地带，他们正处于被围攻的状态。”卡马斯自己的头上悬有300万法郎的奖金。

德国的恶毒报复加剧了卡马斯和其他特别行动处组织者们所面临的一个新的重大困难：如何控制好他们那些越来越不安分的战士。在等待登陆计划实施的几个月后，游击队员们开始怀疑它是否真的会发生。抵抗组织的领导者们也担心，他们的下属可能会决定把事情掌握到自己手中。

与此同时，伦敦对于抵抗组织在盟军攻击开始后是否会有效配合行动的担忧正在上升。盟军的指挥官们持有最大的怀疑，他们从来不相信这些非常规训练的游击队员会有实际的作用。

菲利普·德·沃默古说：“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法国，不可能有人知道那里的抵抗组织到底有多少人，他们有多强大，每一支队伍的表现将会如何，他们不是并且永远不可能是一支训练有素、组织良好的正规军。然而我们所知道的和我们要证明的是：无论地下力量是多么地不整齐、不正规，但他们的勇气和决心比任何正规军队都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