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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决战 欧洲的解放战争开始了（第2页）

已经走向极端的德国人的野蛮行径又进一步升级了。菲利普·德·沃默古书面记录了德国在法国东部的野蛮行动：“他们烧、杀、抢夺。”“他们把无辜的人和‘有罪’的人（属于抵抗运动的人）都杀了。他们枪杀了一名正在修树篱的人；他们把七名在树林里干了一早上活儿之后正在回家路上的砍柴人也杀了。”

帝国装甲师则将它的愤怒倾泻到整个村庄。6月10日，党卫军部队进入了坐落在图卢兹以北约150英里处利摩日附近被树林和田野围绕的奥拉杜尔村。在那个美丽的周六下午，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是和平绿洲的奥拉杜尔村，人们正忙着出门享受悠闲的午餐或者去完成每周的购物。突然他们正常的周六活动被中断了，村上的召集人敲打着他的鼓，把村里的所有居民都召唤到了不大的村中广场上。

当所有人都聚集起来之后，妇女和儿童被从人群中分离出来，赶进一座教堂里面，党卫军点燃了教堂。当火焰喷向天空时，党卫军向被困在教堂内尖叫的村民开火，士兵在教堂外形成一道警戒线，以确保没有人能活着出来。与此同时，奥拉杜尔的男子被推进附近的车库和谷仓，在那里被机枪扫射枪杀。那天死了600多人，其中包括190名儿童和婴儿。

奥拉杜尔大屠杀事件一个月后，又发生了另一场德国人的野蛮屠杀。这次针对的是集结在格勒诺布尔市附近的阿尔卑斯山韦科尔山地高原上的3000多名抵抗战士。7月3日，韦科尔的马奎斯游击队员宣告高原为一个“自由共和国”，拥有自己的法律、货币和国旗。弗朗西斯·卡马斯当时已被任命为法国东南部所有盟军破坏行动的总指挥。他认为宣告成立“自由共和国”是一个“愚蠢但很容易理解的行动，因为他们非常希望消除1940年的耻辱”。韦科尔的马奎斯游击队员相信盟军会向他们运送物资和武器，并且很快就会派出正规部队来支援他们，所以计划在高原上与德国人对抗。但是他们既没有经过训练，也没有常规军队拥有的枪炮或其他重型武器来作战。他们的任务是骚扰敌人，不断移动，而不是钉在某个地方。在与德国人的阵地战中，他们不可能赢得胜利。

卡马斯预见到了即将发生的灾难，拼命敦促伦敦向韦科尔派遣人员并运送重型武器，并警告说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抵抗运动成员将被血洗。特别行动处和戴高乐的阿尔及尔总部向他们空投了几百箱步枪和其他轻型武器，但那些武器是无法抵挡德国人的攻击的。

7月20日，韦科尔上空出现了几十架滑翔机。马奎斯游击队员们高兴极了，以为盟军终于来救他们了。然而，他们看到那些滑翔机却是德国人的。纳粹派出了几千名党卫军来镇压叛乱，并最终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在接下来的三天里，650多名抵抗战士被杀害。德国人还强奸、拷打，杀害了附近村庄的250多名居民。

像奥拉杜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利迪策一样，韦科尔也成为人们无法忘怀的纳粹野蛮行径的历史标志。

如果韦科尔的抵抗战士能够等到8月份再发起他们的“自由共和国”，那么他们的自由梦想可能就会变为现实。8月15日，由10个师的美国和法国军队组成的盟军部队在法国南部的海滩登陆，展开了一次名为“龙骑兵行动”的进攻。七天之内，盟军部队就冲进了罗讷河谷，并到达了北面180英里的格勒诺布尔。正如军事历史学家里克·阿特金森（Rison）所说的，法国南部的德国人“从来就没有机会”成功防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地的抵抗组织向盟军提供了援助。

美国第七军情报长官威廉·奎因（WilliamQuinn）上校说，由于抵抗组织提供的情报，盟军进攻部队事先就知道了“水下的障碍，对海滩的情况和每一处德国工事了如指掌。我们把那些德国人都砸死在那里了”。奎因补充说，法国人“告诉了我们想知道的一切”。

跟随“龙骑兵行动”部队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埃里克·塞瓦雷德说：“盟军以前从未有过如此确切的关于德军防御工事以及德军部队位置、数量和情况的情报。当我们登陆时，所有的指挥官都拿着地图，上面不仅标示着数百平方英里之内每个农家的位置，而且还有住在那里的农民的名字。两天之内，我们所有的进攻部队，包括降落在敌人后方的空降兵连接起来组成了一条稳固的战线。”

在收到英国广播公司关于登陆的密码警报后，几个沿海城镇的抵抗战士在盟军进攻的同时向其德国占领者发起了攻击。塞瓦雷德注意到，在圣?拉斐尔，当盟军的第一批部队攻上海滩时，“‘店主们’在德国人的背后开火”；当盟军部队到达邻近的圣?特罗佩时，他们发现当地的法国人已经俘获或打死了100多名德国人，那里的德国军队已经被包围了；当盟军抵达马赛时，那个城市的大部分地区也都已在城市居民的手中了。根据地中海盟军最高司令亨利·梅特兰·威尔逊（HenryMaitlandWilson）元帅的说法：“当盟军登陆时，抵抗运动已将法国南部德国军队的作战效率降低到了40％的程度。”

随着德军撤退到了罗讷河谷，弗朗西斯·卡马斯的“骑手”组织成员“像愤怒的猎犬一样，踩着狐狸的尾巴紧追不放”，帮助紧随其后的法国和美国步兵扫清道路。当一支美军坦克部队抵达距离格勒诺布尔大约70英里的加普镇时，原本预计将不得不进行一场战斗，但结果却发现德国人已经离开了。美军坦克部队没有进行一场战斗，而是参加了一场胜利游行。

卡马斯在战后宣称：“法国阿尔卑斯山区抵抗运动的作用是非常直接的。8月15日登陆的盟军部队能在七天内就抵达格勒诺布尔……是因为一路上没有战斗。阿尔卑斯山已经被抵抗运动组织占领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成千上万的人因此免于战死。”

事实上，卡马斯差一点就没能活着看到那一天。在“龙骑兵行动”开始前两天，他和另外两名特别行动处特工在德国人的一次路检时被捕了。他们被送到最近的盖世太保总部接受审讯。虽然审讯人员不知道他们抓到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罗杰”，但他们认定卡马斯和他的同事是间谍，并下令将其枪杀。

当卡马斯的特别行动处特工克里斯汀·格兰维尔（eGranville）知道了逮捕事件之后，她立即赶往关押三名特工的监狱。26岁的格兰维尔是波兰人，本名克里斯蒂娜·斯卡贝克（KrystynaSkarbeka），在特别行动处中因其美丽、魅力和非凡的大胆而出名。她直接面对盖世太保的负责官员说：美军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卡马斯和其他人被枪杀，他将被捕并接受惩罚。那位德国官员同意释放他们，但要求获得200万法郎的赎金。两天之后，从阿尔及尔来的特工把钱带给了她，她把钱交给了那位官员，卡马斯和其他两名特工在处决前两个小时被释放了。

在“D日行动”之前，盟军指挥官对部队一旦登陆之后，并获得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有效帮助是高度怀疑的。有些将军认为，抵抗战士与其说是一种帮助，不如说是一种障碍；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提供的任何支援最多只能维持几天。根据艾森豪威尔总部的一份报告称：“这是可能的，支援行动只有短短的几天，之后供应和热情将开始回落。”

但事实上，正如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所承认的那样，抵抗运动在“法国战役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如果没有他们的大力协助，法国的解放将会耗费更多的时间，并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损失”。艾森豪威尔在1945年5月给特别行动处负责人科林·古宾斯的信中详细阐述了在整个欧洲占领区内，抵抗运动的重要性。他写道：“在这场战争以前的战争中，在所有的战场上，没有一个战区的抵抗运动对主要军事力量作出了如此紧密的配合行动。”“我认为中断敌人的铁路系统、骚扰德国人的公路运输，由有组织的抵抗力量对整个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国家的经济和内部安全的持续施加压力，这在我们取得完全和最后的胜利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多诺万也对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情报系统和特工在法国的战斗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中，多诺万写道，解放法国的战斗“显示出了被压迫的人民在得到物资和组织领导的援助之后，可以在支援盟军解放法国的过程中发挥出前所未有的作用”。

尽管有这些赞扬，对法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抵抗运动价值的评价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美国军事历史学家道格拉斯·波奇（DouglasPorch）写道：“有人可能会问，如果在一个有7。5万名法国男人和女人的抵抗事业中，一部分人是抵抗运动战士，一部分人仅为在集中营中遭到了德国人的野蛮报复的无辜群众，其中还有2万人在遭受可怕的折磨之后在法国死亡了，那么这个事业是否真的起到了任何作用？”波奇坚持认为：“盟军最后是通过超过德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和在战场上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击败德国军队而取得了胜利。可悲的是，有些人的结论是胜利来自抵抗运动的贡献，那是非常微小的……在战争的战略平衡中，抵抗运动的冲击是微乎其微的。”

波奇并不是唯一认为法国和其他地方的抵抗运动的影响被夸大了的历史学家。这种怀疑论的产生，部分是对战后发表的有关书籍浪潮的一种回应，那些书籍歌颂了特别行动处及其官员和抵抗运动组织整体的冒险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缩小了特别行动处所犯的巨大错误。而且这种质疑甚至更多的是纠正戴高乐将军的观点。将军认为法国的抵抗力量曾经广泛存在，并且担负了法国解放的主要责任。虽然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但是戴高乐坚持要在战后把它塑造成一个“必要的神话”。他希望由此能够医治国家的分裂，抹去法国向德国投降并与纳粹正式合作的可耻污点。法国一位历史学家认为：“戴高乐必须让法国人相信他们曾经抵抗过了。他们有必要对自己掩盖真相。”

然而，尽管法国主要是由盟军部队解放的，但由一些法国男女组成的抵抗运动也确实在盟军发起进攻前后最需要的时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朱利安·杰克逊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抵抗运动，法国仍然会被解放。但是如果没有抵抗运动，解放法国会使盟军遭受更大的伤亡。”在杰克逊看来，确实“需要打破一个抵抗运动的神话，但这并不意味着抵抗运动是一个神话”。

对于那些像艾雷·尼夫那样在战时与被占领欧洲国家的抵抗运动实际打过交道的人来说，历史学家把他们的努力看作是在“资产表”上某种数字的想法显然是令人极其反感的。尼夫在战争爆发20年后写道：“近年来，英国专业历史学家描述与纳粹进行地下战斗的人们的行动和错误的意图产生了一种令人不快的气氛。”“学术专家试图贬低抵抗运动对战争的贡献。如果他们自己曾参与过行动的话，他们就不会以那种方式来写。没有一个真正了解特工离开英国前往占领国家情况的人会接受如此的自以为是。”

其他人，如盟军远征军最高指挥部（SHAEF）副总司令亚瑟·泰德（ArthurTedder）空军上将就曾经争辩说，关于法国抵抗运动军事贡献的争论偏离了一个重要的基本点。泰德写道：“虽然抵抗运动的军事成功无疑是值得的，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完全不同的基本点上来评判法国的抵抗运动……它的最大胜利就是能在整个黑暗时期保持了法国精神火焰的燃烧。”加入抵抗运动让法国的男男女女能够摆脱孤独和羞愧，获得一种融入社区和自尊的感觉。在收复他们国家的进程中，他们也重新解放了自己。

埃里克·塞瓦雷德是关于法国战时经验最睿智且最具说服力的作家之一。他在那本出色的自传《不那么疯狂的梦想》中指出了这一点：“在他的军队和国家被打败之后，那个人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不管他身体有多么健康，他总是觉得自己有病。”他还进一步分析道：“战败后的条约是不算数的。不管他是否曾英勇战斗过，不管他的军队是否曾有机会取胜，也不管他是否曾被叛国的领导人出卖过，他将永远是一个瘸子。别人来帮助重建他的国家是不够的，如果他想重建他的国家，他必须再次行动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法国人最终会采取那样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等到盟军士兵保证了他们的生命安全之后再采取行动的原因。他们总是在我们到达之前，有时只在几天之前，在每个村庄和每个城市起义，做一些鲁莽甚至是无用的事情。但它却总是壮丽多彩，留下了不朽的回忆。一名盟军士兵在看到一位法国农民用一枚手榴弹和一把手枪攻击德国人的机枪阵地时会不由自主地摇起头来。他会说，那个家伙疯了。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位农民必须那样去做，即便他因此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