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小说网

第22章 双城记 华沙和巴黎奋起抗争（第2页）

在批准戴高乐访问诺曼底海岸线的贝叶的备忘录中，丘吉尔写道：“我建议他应该慢慢地穿过镇子，在与几个人握手之后回来，不要在那里发表任何声明。”然而和以往一样，戴高乐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在那时，大多数法国人只知道他的声音，在整个战争年代他们从BBC广播中听到的那个声音。一位观察家认为：“他对几百万人来说像是一个‘鬼影’，一种理念。现在他必须给自己赋予血肉之躯，让自己成为一个政治现实”。

当戴高乐于6月14日抵达贝叶时，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被一大群欢呼着、抽泣着的法国市民们包围着。他在贝叶的街道上走了几个小时之后，在城镇广场上向那里的人群发表了讲话。然后，他又去了附近的伊西尼镇，并在那里也发表了讲话。当他在那天晚上回到英国时，在诺曼底留下了一位高级幕僚担任那个地区的行政长官。靠着艾森豪威尔的默认，戴高乐正在瓦解罗斯福欲把盟军军事管理强加给法国的意图。无论华盛顿是否喜欢，法国将军现在担负起了他国家的解放地区的管治工作。

然而，戴高乐的最大挑战是一旦法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中心——巴黎得到解放之后，是否就能掌握城市的控制权。像华沙在起义之前一样，巴黎也是一个“火柴盒”，城市的居民急于与德国人抗争以抹去他们国家投降的屈辱。一位抵抗运动领导人宣称：“我们必须用街垒来抹去1940年的耻辱。”这种情绪在法国共产党的煽动下愈演愈烈，而法国共产党当时控制着巴黎的工会和地下报纸，以及巴黎三大抵抗运动中的两个组织。

8月中旬，巴黎爆发了一系列共产党人组织的罢工事件。铁路工人、警察、邮政和电报工作人员都离开了工作岗位，从而瘫痪了整座城市。共产党人呼吁8月18日发动武装起义。当天上午7时，巴黎各处小批量的抵抗战士向德军巡逻队开了火。其他团体冲入公共建筑，赶走了在那里的德国人并接管了大楼。在几个小时之内，一望无际的法国国旗从窗户里垂落，在屋顶上飘扬。

和在华沙一样，街垒遍布巴黎。在皇宫广场，法国国家剧院的演员们将剧院布景库中的沙发、办公桌和其他家具拖到街上，搭建起了巨大街垒。在眼下被抵抗运动占领的巴黎警察总部，来自法兰西公学院的核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和他的助手们，用他们从实验室带来的硫酸和氯酸钾等各种材料制造了“莫洛托夫燃烧弹”。

尽管起义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意外，但他们很快就作出了反应。德军部队和坦克冲进了城市中心和周边地区，打死打伤了好几百人。在那些与德国军队作战的人群中，有几千名戴高乐旗下的抵抗战士。戴高乐曾下令不要举行公开的起义，但一旦起义开始，他们感到别无选择，只有加入。

面对既成的事实，戴高乐从阿尔及尔前往法国的艾森豪威尔总部，向他施加压力要求立即向巴黎发起进攻。戴高乐告诉最高指挥官，如果他拒绝这样做，他将撤回法军第二装甲师，并将其派往巴黎，那个师里都是些参加过北非战斗的老兵。这个有16000名士兵的师在菲利普·勒克莱尔（PhilippeLeclerc）将军的指挥下，于两周前抵达诺曼底以参加向巴黎的进军。

但戴高乐的呼吁和他的威胁都没能在艾森豪威尔那里取得任何进展。对艾森豪威尔来说，夺取巴黎会有时间的延误和物资消耗——尤其在对汽油的消耗方面，将会让他在德国国防军重组之前到达并对跨越莱茵河的首要目标带来极大的危险。

然而，艾森豪威尔第二天就改变了主意，这得益于一位来自巴黎的年轻的抵抗运动领导人罗杰·加洛斯（Rallois）的恳求。加洛斯向艾森豪威尔和美国在法国的地面部队司令奥马尔·布拉德利（OmarBradley）将军报告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加洛斯告诉美国将军们，巴黎的抵抗战士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如果盟军不立即前往援助，成千上万的巴黎人将会丧生。此外，巴黎的德国指挥官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将军接到了希特勒的命令，在将巴黎交给盟军之前先摧毁这座城市。虽然肖尔蒂茨不喜欢这个命令，但他别无选择，只能执行那个命令。他通过加洛斯向盟军传话，只有盟军的快速到来才能让他停止执行希特勒摧毁巴黎的命令。

艾森豪威尔和布拉德利都被加洛斯的报告打动了。8月22日，艾森豪威尔的盟军远征（SHAEF）司令部下令让法国的第二装甲师在美国第四步兵师的支援下前往巴黎。三天后的8月25日上午，勒克莱尔的部队开进了他们国家欢呼沸腾的首都。一群群巴黎人拥抱并亲吻着行进中的士兵，向他们递出一杯杯的香槟和葡萄酒。人们爬上行进中的坦克，向士兵们抛掷鲜花和食物，挥舞手帕和旗帜。巴黎圣母院、圣心大教堂、圣礼拜堂等教堂喜悦的钟声震动了整个城市。甚至连德国狙击手的枪声和盟军与德国坦克之间的零星战斗都无法阻挠庆祝活动。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戴高乐凯旋进入巴黎，挫败了法国共产党在他到达之前在首都建立政府的计划。第二天下午，戴高乐在他部下的精心策划下，向巴黎人民介绍了自己。在法国无名烈士墓重新点燃了永恒之火后，将军和几百名士兵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游行到达巴黎圣母院。几十万巴黎人从人行道、屋顶、窗户和阳台上向他欢呼。

那天晚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战地记者拉里·勒叙厄尔（LarryLeSueur）试图为美国听众抓住这座城市喜气洋洋的气氛。他说：“今天晚上，所有的巴黎人都在街上跳舞。”

在8月的最后几天里，当巴黎人还在用香槟向自己的解放者敬酒的时候，成千上万波兰抵抗运动的战士和平民滑下了“深渊”，消失在华沙恶臭、黑暗的下水道中。下水道已经成为波兰人从被炸成废墟的老城区里逃脱的唯一途径了。尽管如此，救国军的战士们仍然在那里撑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现在，弹药、食物和水的供应都被切断了，他们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博尔－科莫罗夫斯基下令撤离。即便如此，在城市的其他地方战斗还在继续。在柏林，海因里希·希姆莱向他的下属们说：“我们已经在华沙战斗了五个星期了。这是战争开始以来我们所遭遇到的最惨烈的战斗。”

一位在起义期间飞越华沙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后来说，如果但丁看到了这座燃烧的城市，他对他的“地狱”就会有一个更为现实的描绘。然而，西方社会很少有人对华沙的痛苦有真实的了解。除了一些简短的新闻报道和很少几篇社论外，起义的戏剧性的变化、起义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和悲惨的结局在英国和美国都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巴黎的解放和盟国向德国的进军主宰着报刊的头条新闻和电台的广播。

但是，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外。英国政治和国际事务杂志《经济学人》在一篇名为《双城记》的文章中，对在华沙的生死斗争和巴黎相对容易的解放之间进行了严酷的、令人心碎的比较。《经济学人》指出，大约五年前，法国、英国和波兰三个国家都对德国宣战。从那以后，英国人在盟国的帮助下，显然包括波兰人的帮助在内，设法保住了自己的自由；而法国人在更多的盟军帮助之下，也正在恢复他们的自由；但是现在当波兰人试图赶走德国人时，在这场“更为血腥和更加绝望的战斗”中，他们“几乎完全没有得到盟国的支持，不仅在物质上，甚至连道义上的支持都没有”。

《经济学人》补充说，苏联人拒绝提供军事援助，并拒绝它的盟友使用其空军基地是“无法容忍的”。“华沙的奋起是对盟军事业的荣耀贡献，是不能被拒绝的。现在正在谈论对华沙的援助……为了我们的荣誉，哪怕只是权宜之计，都应该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迅速将盟军的援助送达华沙。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现在的前景据说是恰恰相反。当我们在为法国的胜利而欢呼时，盟军似乎最终将蒙受背弃波兰救国军的耻辱。”

情绪激动的丘吉尔正在做出迟来的努力以阻止产生这样的结果。他已经在波兰东部领土问题上与斯大林妥协，现在的问题是波兰的自由和独立显然处于危险之中。如果华沙被毁灭、救国军被消灭，斯大林将会更容易地建立起一个他自己创造的“体制”。丘吉尔的结论是，克里姆林宫“并不想让‘波兰的精神’在华沙再度兴起”。

在战争内阁会议上，他与内阁成员讨论了派遣轰炸机帮助华沙，并让他们在未经苏军许可的情况下在苏联机场降落的可能性。但最终英国政府决定不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正如丘吉尔在战后写道：“为了达到最终的目的，必须再一次作出可怕甚至谦卑的顺从。”

为了帮助波兰人，丘吉尔再次呼吁罗斯福支持一项向华沙发起大规模救援的计划，并且在需要的情况下，还将“撞门式”地进入苏联机场。美国总统在两个月内将面临选举，他不想在联盟内部爆发任何分歧从而损害他获胜的机会，所以他不愿意与斯大林对立。罗斯福回应丘吉尔的请求时说，他从获悉的情报得知，德国人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华沙。因此向波兰人提供救援的问题，由于盟军救援的时间被拖延和德国人的迅速行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现在，似乎已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他们的了（罗斯福是错误的，华沙起义还将持续一个月）。

起义爆发六个星期之后，斯大林知道救国军已经奄奄一息，他撤回了原先不让美国轰炸机使用苏联基地的决定。9月18日，100多架B?17轰炸机向华沙投掷了装有冲锋枪、机关枪、手枪、手榴弹、医疗设备和食品的箱子。但援助来得太晚了，大部分箱子都落到了纳粹重新占领的城区。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后来说道：“如果第一天就空投救援物资和武器，当时有23的城市在我们手中，那些物资和武器可能已经决定了战斗的结局。”斯大林因为宽宏大量的姿态而获得了宣传上的好处，但他拒绝了英美军方重复执行援助任务的要求。

当救国军的指挥官们在8月1日发动起义时，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四五天，援助就会到来，而这恰恰是在巴黎所展现的真实场景。但是在华沙，救国军和城市的民众坚持了63天而增援还是没有到来。党卫军把波兰人逼到了越来越小的区域，还是有人希望外部援助能及时抵达，以挽救剩下的人和剩下的华沙城市。但是援助一直没有到来。到了10月初，甚至连希望都没有了。食物、水和弹药都没有了，因伤亡人员得不到及时处置，疾病猖獗。在仍然由救国军占领的小片地区，每个地下室和酒窖里都挤满了几十个人，许多人都行将死亡。面对全城民众濒临死亡的残酷现实，救国军的领导们别无选择，只能决定投降。10月2日晚上8点，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在德军总部签署了投降协议。次日，波兰地下电台向伦敦发出了告别广播。播音员的声音很激动，他哽咽着说道：“我们自由了两个月。今天，我们又一次被囚禁了。”

20多万人在起义中丧生，这占了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华沙居民中的大约14。德国人命令所有剩下的人都撤离华沙——这座被毁灭的城市。10月5日上午，幸存者从酒窖和避难所中走了出来，其中绝大多数人很快就被送往德国的战俘集中营和劳改营。走在撤出华沙队伍前面的是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和他的救国军。党卫队的方阵在几百码远的地方等着他们。当波兰人的队伍开始前行的时候，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开始唱起了波兰国歌，眼中饱含着泪水。他的战士和身后的民众一并走向等在前面的德国人时，他们激昂奔放地唱着“只要我们还活着，波兰就不会死亡”。希特勒并没有像以前发誓要做的那样，把华沙的幸存者全部杀光，但他尽可能地让他们经受更多的折磨。战争结束之前，有好几千人死于德国人的囚禁。有6000多名华沙居民被送往奥斯威辛，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女孩。这些人中有许多是被华沙的波兰基督徒藏匿起来的犹太人，他们的真实身份一直没有暴露。他们没有被送进毒气室，但在1945年春季苏联军队进入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前，许多人因为寒冷、饥饿、疾病和虐待而死亡。

来自华沙的另外12000名妇女最终陷入了极度拥挤的拉芬斯布吕克难民营。像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一样，那儿也几乎没有食物，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其中有数百名妇女怀孕，那是在起义期间遭受德国士兵强奸的结果。当婴儿出生时，他们被故意饿死，而他们的母亲有许多也死去了。

与此同时，希特勒仍要完成他摧毁华沙的承诺。纳粹工兵把城市分为几个区，每个区都定下了一个摧毁的日子。逐屋、逐街、逐区，德国人系统并有条不紊地烧毁或炸毁了波兰首都的残余部分。当1945年1月苏联军队最终“解放”这个城市的时候，剩下的只是废墟和没有被埋葬的死人了。

与此相比，当戴高乐在8月下旬获取对法国的控制权时，巴黎显而易见没有遭受到大的毁灭性破坏。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哀悼，那场起义夺走了不到2000人的生命，而且整座城市没有让任何炸弹损坏它的美丽。不久，它又再次为商业和娱乐而开放。盟军接管了数百家酒店供自己使用，几天之内就开始了疯狂的聚会。大多数巴黎人和普通法国人很少有吃的东西，但是那些能承受高昂价格的人却能在黑市上买到炽热的食品、烈酒和葡萄酒等。这座城市最好的餐馆几天前曾为德国国防军和盖世太保的成员服务，现在正在欢迎盟军官员和记者。

戴高乐将军却不在那些欢庆的人当中。他当时唯一关注的是巩固他对巴黎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掌控，并为解放全法国和盟军最后攻打德国挖掘资源。几天之内，他采取有效措施解散了法国的抵抗运动，把抵抗运动的部队置于法国正规军的控制之下，并命令曾与抵抗战士一起工作的特别行动处官员返回英国。

将军在1944年秋天的大部分时间里视察了法国主要的省会中心，并会见了他们的居民。在法国东部的繁华城市贝桑松，埃里克·塞瓦雷德在9月阴冷的雨中，在“比肩接踵”的人群中站了两个小时，每个人都在耐心地等待着戴高乐。塞瓦雷德战前在法国生活了好几年，他对法国人对大部分政治人物和政客愤世嫉俗的态度非常熟悉。但当他凝视着周围的人群时，他注意到了“一种极为关注、几乎是狂热的敬畏之情，一种我从未梦想过会在这个国家看到的情景”。

塞瓦雷德把他那天看到的自信且镇静的戴高乐和他曾在1940年巴士底日见到的在伦敦带领着一支可怜的自由法国军队游行的那个僵硬、不苟言笑的新手做了比较。塞瓦雷德注意到，在这四年里戴高乐“学会了如何故作姿态，如何与人们倾心而谈或窃窃私语。他让贝桑松人和他一起高唱马赛曲，然后慢慢地走到狭窄的街道上，点触几百双伸出的手。就这样，在他访问的每个城市和城镇里，他的声音和‘神话’就变成了高卢人的现实。我记得在那些日子里，法国人会崇敬罗斯福和丘吉尔，但从来都不会崇敬他们自己的人。现在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法国人，他们就这样接受了他”。

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到1944年初时，大部分盟国，包括被占领的欧洲国家在内，都承认了戴高乐及其委员会是法国的临时政府。罗斯福尽其可能地对此抵制，但最终发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很孤立，所以也就放弃了。10月23日，美国承认了将军的委员会。罗斯福宣布时没有事先通知丘吉尔，尽管丘吉尔的疑虑越来越多，但他仍然继续在有关戴高乐的事务上忠诚地跟随着罗斯福。虽然措手不及，英国政府还是立即发表了声明承认了戴高乐及其委员会是法国合法的临时政府。

三个星期之后，丘吉尔首次访问了解放后的法国。鉴于首相和戴高乐之间的关系非常不稳定，法国和英国的官员都担心会出现最坏的情况。英国外交部的一名官员说：“我们都为此而颤抖。”其实他和其他人都不必担心。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戴高乐在逆境中令人难以忍受，但在“胜利时坦**宽厚”。在11月11日那个明亮而又寒冷的停战日，巴黎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给了温斯顿·丘吉尔一个极其热烈并由衷喜悦的欢迎。英国新任驻法国大使达夫·库珀（DuffCooper）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他惊叹道：“你得亲眼看见才会相信，这比我所见过的任何欢迎场面都要盛大。”

当戴高乐、丘吉尔和两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沿着广阔的大道向半英里外的检阅台走去的时候，50多万法国人在香榭丽舍大街和附近的街道上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当时在官员欢迎队伍中的“帕格”·伊斯梅将军后来回忆说，在庞大数量的人群中“有些人在欢呼，有些人在大笑，也有些人在哭泣……”，所有的人都神魂颠倒。我们只听见“丘吉尔万岁”“戴高乐万岁”“英格兰万岁”“法兰西万岁”的高呼声。首相和将军站在检阅台上，检阅了在台前走过的法国和英国军队。根据戴高乐的命令，法国乐队演奏了一首颇受欢迎的军队进行曲《胜利之父》。戴高乐对兴高采烈的丘吉尔说：“那是为你演奏的。”戴高乐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那是他应该得到的。”

受到当时情绪的影响，两位领导人至少暂时把他们痛苦的对抗抛在一边。对丘吉尔来说，那是一个神奇的时刻。从他心爱的法国在1940年陷落的那一天起，他就坚持对所有持反对意见的人，包括罗斯福以及首相自己政府中的许多人说，就像凤凰一样，总有一天法国会从灰烬中再次升起。那一天现在实现了，他向那个分享了他的信念并且干了那么多实事的“法国人”致以敬意！丘吉尔在对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的讲话中，称戴高乐为法国“无可争议的领袖”。首相不得不承认：“我曾与他就这场艰难的战争的有关事项进行过热烈的争论，但我绝对相信你们应该团结在你们的领袖周围，尽全力使法国团结一致，不再分裂！”

虽然现在一切都很明朗，但是在以后的艰难岁月里，这种合作和团结的理念将会受到严重的损害。而当英国和法国官员相互敬酒时，一个更加直接的“阴影”使他们的庆祝变得愈发黯淡：在巴黎解放时似乎已经非常接近的盟军胜利，在那一刻突然变得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