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名为“市场花园行动”的计划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很多困难。首先,由于蒙哥马利未能打开安特卫普港口,盟军在欧洲进攻中需要的汽油实际上已经用尽了。不同部队的战地指挥官们正在为剩下的燃料而争斗,他们都“痴迷于这样一个想法,只要再有几吨物资供应,他们就能冲破敌阵赢得战争”。刚刚被丘吉尔晋升为元帅的蒙哥马利告诉艾森豪威尔,剩下的资源应该都是他的。他坚持认为,在美军的支援下,由英军领头向东北方向大胆地推进,将比任何其他方案有更大的机会攻入德国并结束战争。
艾森豪威尔最初认为这个提议是荒谬的。他说:“蒙哥马利,你疯了。你干不成的!”他命令蒙哥马利把进攻重点放在打开安特卫普港口上。但是蒙哥马利不断地向他施加压力,艾森豪威尔的态度开始软化了。有一股政治暗流也影响到了他们之间的争吵。几个星期之前,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GeeMarshall)将军命令艾森豪威尔直接指挥在欧洲的所有盟军部队,取代自诺曼底登陆以来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的蒙哥马利。马歇尔认为,不管丘吉尔、蒙哥马利或其他英国人会如何抗议,现在应该是确立美国在欧洲战场上的主导地位的时候了。
蒙哥马利元帅是英国最受欢迎的军事人物,包括丘吉尔在内的所有英国人都因他的“降级”而愤愤不平。但是没有人比那个多刺且傲慢的元帅自己更为难过的了。他在整个战争期间对艾森豪威尔一直批评不断,从来也没有完全接受马歇尔的这一举动,在战争结束前一再挑战艾森豪威尔这个最高指挥官的权威。
虽然艾森豪威尔不喜欢蒙哥马利,但他觉得尽可能地安抚他是很重要的。但他反对“市场花园行动”态度的软化却是出于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对那个行动计划想得越多,就越被“市场花园行动”计划的大胆性而吸引。他认为这个计划极可能会像蒙哥马利所预见的那样,可以恢复正在减弱的盟军攻势。像他的批评者和对手一样,艾森豪威尔也被德国军队已经溃败,以至于不能也无法对其本国进行强大防御的想法所吸引。他于9月10日签署了蒙哥马利的“市场花园行动”计划。
“市场花园行动”是在敌后进行的一次最大的伞兵和滑翔机步兵作战行动,比诺曼底登陆前一天晚上的空降兵行动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而计划那次行动曾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市场花园行动”却只给了计划者们七天时间去制定“行动蓝图”。要让这个计划有成功的机会,所有的一切行动安排都必须进行得像钟表一样精确。然而,这种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的。空降部队巨大的后勤供应困难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同样令人望而生畏的事实是,大批为掩护伞兵而前去支援的坦克和地面部队将被迫只使用一条公路——一条长达60多英里,狭窄,穿过沼泽与防波堤相连的乡村道路。在战前,荷兰军队进行过一次演习,使用同一条道路模拟对阿纳姆的进攻,而演习的结论是那将导致一场灾难。但是,英国人在为这次行动做准备时从未咨询过荷兰人。当荷兰的将军们听说英国人计划采用这条路线时,他们试图加以劝阻,但没有用。
与此同时,荷兰情报人员传来了德国人在阿纳姆周边地区加强防御的情报。据说有两个精锐的党卫军装甲师已经被派往伞兵的着陆点附近,而不是计划制订者所期望的只是一些分散、薄弱的部队。这些新增的部队配备了重型坦克,是德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而即将与之对抗的英国伞兵部队没有坦克或重型武器,弹药供应也非常有限。情报机构证实了荷兰人的情报时,“市场花园行动”的首席情报官布莱恩·厄克特(BrianUrquhart)少校试图让高层官员们认识到形势的严峻,但他们拒绝相信他。厄克特说:“让他们面对现实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个人对投入行动的渴望使他们在行动结束之前完全瞎了眼。”当他坚持提出意见之后,他被指责为“歇斯底里和神经紧张”,最终被解除了职务。历史学家拉尔夫·本内特(RalphBe)后来写道,在阿纳姆出现坦克“是一个与愿望不合的事实,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它藏到地毯下面去”。
33岁的英国第四空降旅指挥官约翰·哈克特(Joh)准将也对“空降行动计划者们的轻率和缺乏经验”感到失望。第四空降旅的任务是参加夺取阿纳姆大桥的攻击。在澳大利亚出生、长大并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的哈克特被人们称为“大山”。他在第四空降旅组建时就开始率领这支部队,并带领它参加了在北非和意大利的战斗。他以“剑客”的智慧以及“对错误,尤其是上级军官错误的零容忍”而著称。虽然这位年轻的旅长在他的部队里非常受欢迎,但他的上司们却认为他“经常提出不同意见,坚持自己的想法”而与他们不合拍。
在他所坚持的“自己的想法”中,有一个就是“市场花园行动”将是一场即将发生的灾难。哈克特说:“在西欧战胜敌人后,盟军指挥官和工作人员往往以为他们已了解了一切。我们这些曾经有过与德军作战经历的人……知道,不管他们现有的力量看上去是如何的薄弱,当我们对一个至关重要的目标产生真正威胁时,他们将会作出迅速而激烈的反应。”
将在阿纳姆作战的波兰第一空降旅的指挥官斯坦尼斯瓦夫·索萨波夫斯基(Stanis?awSosabowski)将军也同意这样的观点。在一次会议上听取了计划者们的乐观看法后,索萨波夫斯基大声说道:“那么德国人呢?那些德国人!他们会干些什么呢?”
索萨波夫斯基的军队是为了解放波兰的战斗而创建的。当时救国军还在为解放华沙而不息战斗,波兰第一空降旅却被派去执行这样一个草率任务的事实让波兰将军感到特别愤怒!但是他的反对意见却不为英国参谋人员所接受,他们嘲笑他的浓厚的口音,在他发表意见时“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正如伯恩哈德王子指出的那样,英国军方“不喜欢让一个外国人来告诉他们错了”。或者像后来所证明的那样,不喜欢任何其他人告诉他们错了。
9月17日是星期天,在阿纳姆是美丽的一天,阳光沐浴着繁华而宁静的度假小镇,并为邻近的莱茵河镀上了一层金色。那天下午许多居民外出散步,希望享受夏季末的温暖日子。阿纳姆以其舒适的旅馆以及保存完好的房舍和花园而为世人所知。有一个居民感到,它看上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可爱。接下来人们听到了飞机接近的轰鸣声,看到几千名士兵从天而降的惊人场面。对阿纳姆及其居民来说,一切都将改变了。
约翰·哈克特和他的部队也在那些像田园牧歌般的地面徐徐而降的伞兵队伍之中,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那儿很快就会成为一个炼狱。在离开英国之前,哈克特告诉他的参谋和营指挥官,忘掉“市场花园行动”高层指挥官的乐观谈话内容。他说,鉴于“德国人能够迅速并猛烈地应对任何真正的威胁”,他的部队应该准备“投入最艰难的战斗并面对难以想象的最糟糕的伤亡”。在得知由于运输机和滑翔机的短缺,伞兵不是一次集中被派往阿纳姆,而是要在几天内被梯次送到那里这样一个事实后,他的原已很强烈的悲观情绪变得更加具体了。更糟糕的是,他自己的部队将在离他们的主要目标阿纳姆大桥几英里外的地方降落。
哈克特所有的可怕预见,以及索萨波夫斯基和荷兰人的预见都成真了。德国的装甲师的确就在阿纳姆构建了工事,并且很快就作出了回应。尽管伞兵在阿纳姆大桥附近降落时或在接近阿纳姆大桥的路上会遭受很大的损失,但那些损失与他们在那场战斗中的实际伤亡人数相比还是很小的。原定的计划几乎没有任何用处。英国人在降落后12小时内,发现他们没有任何机会去夺取那座桥梁。他们现在面对的唯一战斗就是如何生存下去。
与此同时,英美地面部队的推进非常缓慢。正如荷兰人所预计的那样,沉重的坦克和卡车在荷兰湿润的土地上陷入了困境,部队唯一能够通行的道路很快就被抛锚的车辆阻挡住了。盟军的步兵遭到两侧德军的火力袭击,而那些德军中有许多人是两星期前从英军在比利时安特卫普河口留下的空隙中逃出来的德军第十五集团军的士兵。
正如一位英国军官对这次“史无前例、一团糟”的行动的描述那样,另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在战斗打响之际,英军的无线电通信系统,尤其是第一空降师的通信系统遭到了巨大的损坏。发报机在空投时或是被丢失了,或是损坏不能再工作了。没有人知道其他人在哪里,因此也就没有办法协调组织起系统化的有效攻击。实际上,英国人确实可以有另一种通讯方式——荷兰的电话系统仍在工作,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抵抗力量告诉英国指挥官使用荷兰的电话系统,但英国人对荷兰人持有怀疑,所以就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们还拒绝使用由荷兰抵抗运动提供的向导和有关德军组成及方位的重要情报。一位抵抗战士后来说:“我们愿意去做任何事情,甚至在必要时牺牲我们的生命。但结果是英军不需要我们,我们什么也干不成。现在可以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英国人既不信任我们也不打算使用我们。”
关于“市场花园行动”的重磅史书《遥远的桥》的作者科尼利厄斯·瑞恩(eliusRyan)认为,英国人“如果接受了荷兰人的帮助,他们就可以使用那支出色的力量,从而很可能完全改变英国第一空降师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少数接受了荷兰人帮助的英国人则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例如禁卫装甲师的德里克·库珀(DerekCooper)少校,接到命令赶去位于奈梅亨大桥的美国第八十二空降师司令部,他在抵抗组织成员的引导下赶到了那里。他后来说,那些抵抗组织成员“绝对是无价之宝”。
在战斗最激烈的阿纳姆地区,几十名荷兰平民冒着枪林弹雨将死亡的英国士兵拖回来,将伤员送到在附近房屋里和酒店里临时搭建起来的救护站。在同一时刻,阿纳姆居民凯特·特尔·霍斯特(KateterHorst)——用哈克特的话来说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人物”,她在家中救护了200多名受伤的英国伞兵。而其他阿纳姆的居民也纷纷将英国军官藏在他们的家里,避免被德国人抓捕。
在阿纳姆的战斗是野蛮和血腥的,在德国人的炮击下,这个小镇成了一片废墟。许多建筑物都被烧毁了,到处散落着士兵和平民的尸体。瑞恩写道,“荷兰风景最美的名胜之一阿纳姆”现在成了“微型的斯大林格勒”了。
9月25日,在“市场花园行动”开始八天后,第一空降旅的大部分残余部队在夜色的掩护下撤离了,而许多伤员则向德国人投降了。可能因获得了胜利或其他原因,德国人对待英国战俘的态度出乎意料地好起来。一名英国军官称抓他的德军对他“友善、礼貌,甚至还宽慰他”。但他们并没有对荷兰平民表现出那样的“友好态度”,德国人处决了所有他们发现的曾帮助过英国人的人。一名英国上尉说:“这真是令人痛苦的时刻。当德国人给我们食物、水和香烟的时候,在广场的另一边,他们正在打死他们认为帮助过我们的荷兰人。”
盟军在“市场花园行动”中的伤亡总数超过17000人。在阿纳姆的10000人的部队中,只有不到3000人逃脱了死亡、受伤或被俘。据估计,平民的伤亡人数高达5000人。在城镇的废墟中,幸存的居民躲在酒窖和其他临时的避难场所,挣扎着活下去,没有汽油、电力或水,食物也很少。英军投降后几天,德国人下令阿纳姆和附近村庄的所有荷兰平民都必须离开。
住在阿纳姆镇三英里外的奥黛丽·赫本满怀惊恐看着撤离的人群。她后来回忆说:“每当我回想起那些场景时,我仍然感到像在生病一样。那是人类苦难**裸的显现——在移动的难民人群中,有人扛着他们死去的亲人,有人抱着在路边出生的婴儿,有几百人因饥饿而在路上倒下。”直到1945年4月盟军最终解放了阿纳姆地区之后,居民们才回到自己的家乡。在阿纳姆所有的混乱和屠杀中,有几百名受伤的英国伞兵设法躲过了死亡和被俘的命运。他们被抵抗运动成员从医院、救护站和战场上抢运出来,藏在几英里外的村镇里。奥黛丽·赫本的母亲为好几个伤兵提供了食物,而奥黛丽本人也曾充当信使,把抵抗运动的信息传递给了躲藏起来的伤员。
在获救的人中就有哈克特,他和他的部队在阿纳姆参加了残酷的肉搏战斗。当战斗结束时,他是他的10000人的空降旅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用他的话来说,之前两年建立的第四空降旅是“我一生的心血”。但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它就几乎被消灭了。哈克特被一枚迫击炮弹的弹片击中了腹部和腿部。他的伤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一名德国医生检查过他的伤势之后说,什么都不能做了,应该让他平静地死去。然而被俘中的美国第一空降师的一名南非外科医生不以为然。他为将军动了手术并挽救了他的生命。
几个星期之后,德国的高层指挥官下令将英国伤员送到战俘营去。几名抵抗运动成员将哈克特从阿纳姆附近的一家医院里偷偷运了出来。他身体虚弱、脸色苍白、伤口仍然十分疼痛。他被带到了靠近12英里外繁华的埃德镇中心的一栋有着人字形瓦片屋顶的白色房屋里。他躺在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床边挂着花边布帘、**铺着白色的床罩、墙上挂着一幅睡美人的刺绣。
他的护士和保护人是三位中年姐妹——安(Ann)、美恩(Mien)和高·德·诺伊(ooij),她们以前从未参与过抵抗活动。但当地下组织成员请她们隐藏一名受伤的英国军官时,她们立即同意了。其中一个人大声说道:“感谢上帝,我现在终于有一些值得去做的事情了!”
当哈克特接受了几天的康复治疗,第一次有机会从一扇窗户向外看去时,他才意识到为了让他躲藏在这里,三姐妹承担了多么巨大的风险。在窗户下面的街道上,几十名德国军官和士兵“在听得见说话的距离内走来走去”。距离莱茵河不到三英里的埃德镇上驻扎着相当可观的德国军队。除了驻扎在那里的一支庞大的特遣部队以外,埃德镇还是前线德军士兵短期休整的休假中心。事实上,诺伊家附近的许多房屋都被德国人征用了,后院毗邻姐妹住所花园的一栋房子里就住满了德国宪兵。
然而,在德国人的鼻子底下隐藏了一位英国将军似乎并没有让姐妹们或者是他们大家庭中的任何一个来看望哈克特的成员感到不安。哈克特和其中一个姐妹的儿子约翰·斯诺克(JohanSnoek)——他也是抵抗运动的积极成员,还有约翰的妹妹玛丽成了好朋友。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位事必躬亲、脾气暴躁、习惯于下命令、“自行其是”的准将,发现自己非常享受这日常生活的宁静节奏和细致而周到的照顾。他说道:“那已成了我的整个世界。”当他身体康复,可以下床走动以后,他就会在晚间来到客厅,与他现在称为“安姨”“高姨”和“美恩姨妈”的三姐妹以及其他家庭成员聚集在那里。当“阿姨”们在缝纫或编织的时候,哈克特会和约翰一起下棋,或者朗读安姨找到的英文版本的莎士比亚,或者和玛丽一起学习他每日必修的荷兰语课程。他有自己喝茶的杯子,并因为要往里面加牛奶而受到温和的嘲弄——诺伊称它为“更体贴的你”。在大多数晚上的9点钟,有人会从柜子后面隐藏的地方取出一台收音机,他们会收听BBC的橙色电台广播。在所有人互道晚安之前,一位家庭成员会诵读圣经中的几个章节。哈克特回忆说,那些晚上充满了“平静、勤奋和满足……我从来没有对在环境如此奇异和危险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一切多想过。这就是我眼下的生活,它已经成了我的每日常规”。
11月5日,哈克特与诺伊的家人们一起庆祝了他的34岁生日。玛丽告诉他说:“对任何远离家乡,置身于一群陌生人中的人来说,无所事事度过他的生日将是一件极其糟糕的事情。”生日早晨的6点醒来之后,他被告知把他的卧室门打开,以便他能听到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在下面的客厅里,家人们聚集在一架小风琴周围,用英语唱着“上帝拯救国王”的所有章节。安姨告诉他,他们本想在晚上庆祝,但那时德国人将在街上巡逻,“因为英国的国歌声而引起他们的怀疑将是不明智的”。几小时后,诺伊家的所有人都来到了他的房间,喝着咖啡,分享一个巨大的苹果蛋糕。做蛋糕的面粉还是战前留下来的,是阿姨们为在特殊场合使用而省下来的。在蛋糕上面插着一面小小的手画英国国旗,上面写着“不管是对还是错,这是我的国家”。
当即兴派对结束,家人们离开以后,哈克特禁不住哭了起来。他后来写道:“这些身处逆境的人以极大的谦和与勇气承受了如此多的危险,而对一个陌生人又是如此的慈爱,这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也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那天晚上,他下楼去和现在已是“我的家人”们一起待了几个小时。
在与德·诺伊姐妹们住在一起的四个月里,哈克特一直对这些平静而温柔的女人对德国人的蔑视惊叹不已!在养伤的早期,他睡眠不好,更因为养在德国宪兵后院的一条成年阿尔萨斯犬的咆哮而变得更糟。当他向安姨提到这个问题后,她走到德国宪兵的房子里,对宪兵的头儿说:“我家就住在邻近的拐角处,我家有人病得很厉害。这个人无法睡觉,因为你的那只狗整晚都在乱叫。请你是否能发发善心在晚上把它关起来?”那个德国人被吓了一跳,不停地点头,狗叫声从此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