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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我本是一个陌生人但你却把我带进屋里 阿纳姆作战失败了（第3页）

作为哈克特康复治疗的一部分，姐妹中的一个会在傍晚时带他出去散步，借此增强他的体力和耐力。他回忆说，那些在“整洁的花园和古朴的小房子”间的漫步是他那一天的亮点。然而，尽管他喜欢看到“陡峭的山墙、地上的积雪、冬天透过柔和薄雾的霞光”，但他总是担心他和那晚陪着他的一位姐妹会被从他身边擦身而过的许多德国人中的一个拦住。

然而那些女士们似乎从来也不为此担心或在乎过。事实上，安姨看上去像是要以自己的方式去挑战危险。有一天傍晚散步的时候，她和哈克特走到了埃德镇的邮局，她要寄信给其他城镇的居民警告他们与德国人合作是危险的。10多名德国士兵在大楼前闲逛，一边抽烟，一边说着话。安姨的手臂挽在哈克特的胳膊上，拉着他从那堆士兵群中挤了过去，哈克特几乎要晕过去了。她把信件投入邮局外面的邮箱里后，向德国人道歉说“打扰他们了”，然后继续和哈克特去散步。多年之后，哈克特仍然感到难以理解“这位温柔谦和的女士”会如此勇敢地“直接走到敌人的眼皮底下，完全不顾忌她身边的那个人如果被发现是英国军人，将是她的死亡判决——她甚至还让他帮忙拿着那些信件。如果她被发现送出那种信件的话，那也会要了她的命”。

受到姐妹们的鼓舞，哈克特决定加入抵抗运动。他和约翰创办了自己的地下报纸，一张单张纸印刷的周刊，他们取名《为了祖国》。它的发行量达到了200多份，主要报告战争的消息和荷兰的状况。哈克特是报纸的军事通讯员，在“西线战争评论”的标题下写了一篇专栏文章。《为了祖国》发行了将近一个月，他们那个地区的盖世太保开始关注它起来，哈克特和约翰不得不停止了它的发行。

尽管哈克特在诺伊一家人的庇护下生活得很舒适，战争的残酷现实还是越来越多地侵蚀进来。在战争初期，这个家庭曾经储备了一些食品来对付供应的短缺，但眼下这些储备都已消耗殆尽。她们不断地向哈克特提供一些小小奢侈品——偶尔的一个鸡蛋、一勺果酱，但她们自己从来不吃。他提出了抗议，但没有用。他说：“当那些女士们决定要这么做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当哈克特问姐妹们，她们是如何搞到配给食品来供养他时，她们向他解释说荷兰抵抗运动为他提供了配给卡，那是他们保护逃亡者活动的一部分。那些配给卡可能是伪造的，也可能是偷来的。但到了1944年底时，已经没有足够的食物来供应每月的口粮了。哈克特和荷兰人一样，一直感到饥肠辘辘。尽管食品店实际上也已空徒四壁，但人们还是排着长队想尽可能地多买一点东西。在埃德镇的中心，组织了一个中央厨房每天给每个人供应半公升的炖卷心菜和土豆。哈克特说：“我们家的一个人每天都拿着一个罐子在广场上排队。过了一段时间，那也停下来了。”有时即便他们找到了一点吃的，也没有燃料来煮，因为煤炭也消失了。在1944年至1945年的那个寒冷的冬天，诺伊家唯一的热量是来自客厅里的一个烧木柴的炉子，哈克特每天要劈开几根柴火来塞进炉子。早上洗脸的时候，他先得打破房间里水壶上的一层薄冰。

在阿纳姆的“市场花园行动”之后的几个月里，德国人对荷兰人的压制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了。德国警察和士兵更频繁地搜查埃德镇的每家每户，抢走食品、毛织品、家具、瓷器、玻璃器皿、自行车、溜冰鞋和其他任何让他们感兴趣的东西。镇外的农民失去了牲畜，农场失去了机器。然而当德国人来敲德·诺伊姐妹的门时，他们每次都是败兴而去。有一次，高姨假装歇斯底里起来。听到楼下的尖叫声，哈克特向卧室窗外看去，两名德国士兵“几乎是从门口溜走的。他们的头上笼罩着一片失败的阴云”。

但是姐妹们不可能一直这样表演下去。更令人担忧的是，德国人正在加紧搜索这个地区的逃亡者。虽然诺伊家的房子还没有成为德国人搜查的目标，但她们还是在顶楼的楼梯下面建了一个装有暗门的藏身之地。姐妹们和哈克特每天都要进行演习，尽快躲进藏身之地以防万一发生搜查。想到他待在这里将使他所爱的这些人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哈克特就感到非常害怕。如果他被抓获的话，姐妹们和周围的居民将会遭遇到残酷的报复。“搜查、报复、扣押人质，所有可能的惩罚都是那样的可怕，以致想都不敢去想。”

1944年9月，美军越过了比荷边界，解放了荷兰最南端的三个省份。尽管包括所有主要城市在内的其他地区仍然在德国人手中，但被解放的地区为数百名仍藏在阿纳姆周围的伞兵幸存者提供了一个有组织的营救基地。这个名为“飞马行动”的营救行动是由军情九处组织并实施的。

实际上盟军在阿纳姆战役失败之后不久，就有一些逃生者在抵抗运动成员的帮助下，被一个一个地被带到瓦尔河畔，再被送往南方已经解放的省份。当军情九处发现了这条逃生路线之后，艾雷·尼夫被立即派往荷兰南部，策划组织更大的行动。当时，军情九处在荷兰的被占领地区已经有一个特工在活动了，他将联络隐藏的伞兵并组织他们撤离。他就是迪科拉斯·克拉赫特（DignusKragt，外号“迪克”），一个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荷兰人的英国人。他于1943年跳伞进入了荷兰，为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设立了逃生路线。他运作的从荷兰小镇阿珀尔多伦到布鲁塞尔的那条线路，在“市场花园行动”之前就被用来救出了100多名飞行员。

在荷兰抵抗运动组织、军情九处和英美军方的共同努力下，“飞马行动”的第一阶段于1944年10月22日晚开始了。散布在整个阿纳姆地区总共138人的英军伞兵，从他们藏身的农舍、谷仓、鸡舍或其他地方走了出来，悄悄地跟着荷兰向导去了一个集中地点。他们在那里上了卡车，被送到离瓦尔河岸约三英里的一处森林里。当伞兵到达森林的尽头时，他们不得不沿着一条排水沟走过一片旷野。德国人已经加强了对那个地区的巡逻。行走在一片毫无遮拦的旷野上，让人觉得前面的路途似乎是永无尽头。

他们没有碰上任何意外事件就到达了瓦尔河畔，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向导的能干。在河边与对岸交换了手电筒信号之后，伞兵们就上了由美国第一空降师的士兵们准备的橡皮艇，并划向对岸。几分钟后，第一批到达对岸的伞兵受到了艾雷·尼夫的欢迎，他们重回自由了。那天晚上，军情九处通过BBC向埃德镇的“比尔”·维尔德布尔发了一条消息：“一切都很好。我们衷心感谢。”

然而，“飞马行动”第一次大规模逃生的成功导致了第二次行动的失败。伦敦一家报纸的记者在知道了那次行动之后，写了一篇报道。德国人发现了逃生行动，从而加强了对瓦尔河的巡逻。尼夫和他的同事们曾经辩论过是否还应该继续进行第二次“飞马行动”，最终决定继续进行。11月18日晚，又有150名阿纳姆幸存者前往河边，但这次他们遭到了德国警察的伏击。这次只有五名伞兵获得了自由。

哈克特预定在1月30日离开埃德镇。在他和诺伊家人共聚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和她们继续平时的习惯，下棋、阅读、缝纫、听BBC等，以此来尽量稳住她们的情绪。在互道晚安之前，他告诉诺伊家人，从2月7日起每天晚上要仔细聆听BBC橙色广播电台。当她们听到“灰鹅已经飞走了”的信息时，就可以知道他是安全并自由的。

夜晚，当他在往包里收拾几件随身携带的东西时，哈克特环顾了那间曾作为他的庇护所的小小的卧室四周——蕾丝的挂帘、摆放着姐妹们为他找来的英文书籍的床头柜、**的白色床罩、墙上的睡美人刺绣等。当然，他很高兴“回家”，但是这种回家的快乐被一块“悲伤的重石”压抑了。与大多数英国人不一样，他现在亲眼看到了在一个被敌人占领的国家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理解并分享着被囚禁在那里的人们的贫困与危险、希望和渴望。尽管短暂，他已经成为这个生活的一部分，他已经和这里的人们结下了一个永远无法松开的纽带。

哈克特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圣经马太福音的一段经文：“当我饿的时候你给我肉吃，当我渴的时候你给我水喝。我本是一个陌生人，但你却把我带进屋里。”诺伊一家人为他做了所有的一切。而在做的过程中，她们让他见识了“一种罕见的美好，一个充满善良和勇气，坚定且无私奉献的榜样”。他曾经多次看到过战士在战斗中的勇敢；现在，他亲自体会并懂得了“不可征服的温柔的力量”。

第二天早上，哈克特在约翰的陪同下骑着自行车从埃德出发了。他穿着约翰的一套旧西装，拿着一张范·哈伦先生的假证件。他的外套上戴着一个表示他是聋子的徽章，如果万一被德国巡逻队拦住了，他有恰当的理由不回答任何问题。藏在他的小包里的是三份《为了祖国》报纸和诺伊家人给威廉明娜女王的一封信。哈克特后来写道，她们在信中“表达了对她的忠诚、信任和爱戴”。

在他们七天的旅程中，哈克特和约翰从一个安全屋转移到另一个安全屋。在大多数时候，他们是由来自抵抗运动的向导陪同行走的。哈克特说：“这就像再次成为一个小孩，被一群人牵着手在走。我既没有力量来影响事件的进程，也没有好奇心去探究那些人究竟是谁。我很高兴能够这样继续走下去。”

在一处农舍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他换上了残破的血迹斑斑的旧军服，上面佩戴着伞兵臂章和战功绶带。在他的口袋里，放置了他的英国军队身份证和他的范·哈伦先生的假身份证。哈克特说：“我还是有两个人的身份，但自己感觉越来越多的是第一个人，而越来越少的是第二个人。”

一个船夫把他带到一艘独木舟上，两个人沉默而又紧张地沿着瓦尔河划行了一段行程。几个小时后天亮了，他们在已解放的小港口拉赫兹瓦吕沃靠了岸。当哈克特满身寒气从独木舟中爬出来后，他听到了一个高兴的英国口音向他问候：“大山，你好！”那是他的老朋友，第十一轻骑兵团的军官托尼·克兰克肖（Tonykshaw）。克兰克肖说道：“我们一直在等你，来一口白兰地吧！”

哈克特被带到了一所满是身穿卡其军服的军人、弥漫着烟草烟雾的房子。他坐在了一把椅子上，“再次被熟悉的英国军队那种舒适而又混乱的气氛包围了起来”。第二天，他被召到蒙哥马利的总部参加晚宴，他在那里享用了牡蛎和葡萄酒，然后乘飞机回了英国。他到家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给伦敦的BBC打电话。那天晚上，当诺伊家人在收听橙色电台的节目时，听到了她们急切等待的消息：“灰鹅已经飞走了”。

在阿纳姆战役之后，直接指挥这次行动的“男孩”弗雷德里克·布朗宁（Frederig）将军被授予爵士头衔，这一举动让第八十二空降师司令詹姆斯·加文（JamesGavin）中将感到震惊，他也曾参加了“市场花园行动”的战斗。加文说，布朗宁“在一场战斗中失去了34的部队”，但是“回到家里却成了一个英雄，还受到国王的亲自嘉奖！毫无疑问，在我们美国的军队里，他将会被马上解职并蒙受羞辱”。

如果布朗宁和他的下属不想因这场惨败而遭受指责，他们就必须找到一只替罪羊。他们选择了斯坦尼斯瓦夫·索萨波夫斯基将军，他对那次行动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历史学家迈克尔·佩斯克（MichaelPeszke）指出：“下属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质疑命令，而后又被证明他是正确的。索萨波夫斯基与众不同的独立态度和他战前发出的警告都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一事实，使他成了一个明显的目标。”他是一个外国人也是因素之一。尽管攻击他的理由似是而非，在阿纳姆失去了他的大部分部队的索萨波夫斯基还是被解除了职务。

在“市场花园行动”的灾难之后，直到1944年10月，清除安特卫普河口的战斗才终于开始了。本来可以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伤亡获胜的攻击，最终耗时85天，盟军付出了死伤30000人的代价。与此同时，西线的战事也陷入了僵局。德国人加强了防御，深挖工事，并在山林地区构筑了一条把德国与西欧其他地区隔离开来的防线。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说：“在我们的前线和莱茵河之间，一个个决心坚定的敌人固守着每一寸土地，他们不会退让。天气越来越冷，我们部队的状况越来越糟。我们陷入了一场可怕的消耗战之中。”

安特卫普因为有一个港口，所以成了特别重要的攻击目标。1944年12月15日，一枚“V2”火箭弹穿透了坐落在市中心拥有1200席座位的电影院的屋顶，“砰”地爆炸了……救援人员花了一周时间，使用起重机和推土机清除瓦砾，挖出死伤人员。一名救援人员救出了一名美国士兵，他蹒跚地从瓦砾堆中走出来，怀里抱着两名死去的孩子。他曾坐在他们母亲的旁边，那位女士的头被炸飞了。最终找回了近600人的尸体，其中一半以上是盟军的士兵和水手。

在“V2”攻击期间，共有4000多名比利时人死亡。仅在安特卫普地区，就有超过67000座建筑被摧毁，这占了城市所有住房的23。

对于荷兰人来说，他们敢于为了自己国家的解放而站在盟军一边，因而也就遭受了更多的苦难。当9月份荷兰全境都即将解放时，盟军远征部队最高司令部曾通过BBC橙色电台发出命令，要求荷兰铁路官员停止所有的铁路服务，以“阻止敌人的军队集中”。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这是要求荷兰人作出对抗纳粹的一次最重要的行动。”

这个命令让所有的荷兰人都感到惊讶，这对于在伦敦的荷兰流亡政府内阁来说也是如此。荷兰内阁事先并不知道盟军部队的行动，首相彼得·格布兰迪是唯一一位看到并批准这一命令的荷兰官员。他并不担心其可能产生的后果，他告诉一位同事：“别担心，到了星期六，我们将在阿姆斯特丹了。”

当然，首相的预言并没有发生，但罢工命令带来的后果是可怕的。在30000人的荷兰铁路员工中有超过90％的人服从了罢工的命令，不仅停止了德国士兵的运输，而且停止了供应到阿姆斯特丹、海牙和荷兰的其他主要城市去的所有食品和煤炭的运输。为了对罢工报复，德国人禁止在荷兰的所有航道上航行民用船只——而那是运送食物和燃料的唯一途径。

当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相继庆祝自由的时候，曾如此令人心碎地接近了自由的荷兰人，现在将面临饥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