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了回家了
1945年4月26日,威廉明娜女王在流亡近五年之后重返荷兰。她的回来几乎与她在1940年5月突然离去时一样毫无声息。当她在荷兰南部的一个英国皇家空军机场降落时,没有乐队,没有欢呼的人群,也没有集结的军队迎接她,只有一小队英国荣誉卫士和她的女婿伯恩哈德王子。
解放荷兰大部分地区还得花上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大规模空投食物将在第二天开始。然而,即便她只能待在荷兰三个被解放的省份里,女王还是决定立刻回国,她在外面待得已经太久了!她的小小的随从队伍一共只有四个人——她刚从加拿大回来的女儿朱丽安娜公主和三个助手,他们都是“英格兰逃生者”。他们是埃里克·哈泽尔霍夫·罗尔泽马和彼得·塔泽拉,两个引人注目、特立独行的荷兰年轻人。他们是在1941年逃往伦敦后与女王结识的。第三位是年轻的秘书瑞·斯托克维斯(RieStokvis)。
威廉明娜随行人员的组成和规模都是她要求的。她后来说过,那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我想在自己周围的应该都是参加过抵抗的人,或者曾经是‘英格兰逃生者’——这个词最好的解释就是‘高尚’”。根据罗尔泽马的说法,“瑞、彼得和我都是标志。我们都有……参加战争的记录,我们都很年轻,是同一时代的人。我们身上没有任何东西与女王的过去会有联系。对那种高规格的正式礼仪,那种等级森严的周围环境,她是很讨厌的”。
当威廉明娜的皇家空军飞机在多雨的春天的早晨降落之后,罗尔泽马和塔泽拉跳出了飞机,站在了机场潮湿的草地上。他们帮助地勤人员将一个移动楼梯推到机舱门口,然后立正站在楼梯的两侧,等候女王和朱丽安娜公主下飞机。几分钟后,戴着帽子、穿着褐色粗花呢套装和靴子的女王出现在飞机的门口。她停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向四处张望。罗尔泽马回忆道,他伸出手来想帮她走下陡峭的台阶,但“她毫不客气地不接他的手”。流放了五年之后,她第一次回到荷兰的土地时就得靠别人的手?那简直不可思议!
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威廉明娜和她小小的侍从队伍住在靠近荷兰边界数英里的布雷达的一个不大但却颇有气势的乡村庄园里。这个名为“安妮府”的住所,位于一排山毛榉树的尽头。它有一条弯曲的汽车道、宽阔的草坪、巨大的树荫、盛开的红杜鹃花和一个满是呱呱乱叫的青蛙的池塘。
尽管没有正式宣布威廉明娜女王回国,但消息却迅速地传开了。在她抵达的那天晚上,一名警卫跑进房来告诉她,有几百人正沿着汽车道朝里走来。女王下令点亮了房子里所有的灯,然后和朱莉安娜一起走到了房前的石台上。五年前,她逃离了荷兰,她曾担心她的人民会怎样看待她?现在她得到了她的答案。大门被打开了,一大群人欢呼着,哭泣着,唱着歌,挥舞着荷兰国旗走了过来,他们是来迎接她回家的。
一夜接着一夜,这样的场面不断重演:无数的男女老少,步行或骑自行车前往安妮府,在那里排起长队,有时得几个小时,等着与威廉明娜见面握手。罗尔泽马写道:“起初,彼得和我陶醉在觐见的过程中,我们穿着满是绶带的军服,像模像样地站在女王的身后注视着移动的人群。但我们很快就被所看到的场景触动了,觉得自己的举止太装模作样,太糟糕了!从人群的眼神里,从他们两颊深陷的苍白面孔上,我们为自己那不值钱的虚荣而羞愧!我们把自己排除在人民与女王之间的情感之外了。”一天晚上,考虑到威廉明娜可能过于劳累,罗尔泽马告诉警卫人员让人群尽快移动。女王听到了他下的命令,很生气。她厉声说道:“在我的花园里,没有人可以被随意摆布。你永远不要忘了这一点!”
虽然她保留了女王的风度,但威廉明娜拒绝回到她以前的皇室生活方式。让她的助理们感到不满的是,她坚持要和她的民众一样节俭,包括使用食品配给卡。当地的农民们在安妮府的地窖里装满了水果、蔬菜和其他稀少的食物。但是当第一次把草莓送到女王跟前时,她拒绝碰那些草莓。她说:“我不会吃人们无法得到的任何东西。”由于担心这样做可能会损害她的健康,她的助理偶尔会试图绕过她的愿望。有一次,吃晚饭时给她上了牛排。她咬了一口,然后怀疑地看着罗尔泽马。她大声说道:“上尉,这是牛排?”他回答道:“是的,陛下。”当她反问道:“今天荷兰人都有牛排吃了吗?”他不得不说:“还没有。”她拒绝再吃下去了,即使他说服她如果拒绝农民的礼物会使农民受到伤害也无济于事。
5月4日,威廉明娜正在小书房里工作,彼得·塔泽拉冲进来告诉她荷兰全境解放了!她跳了起来,大力摇动着塔泽拉的手,而另一只手则不停地拍打着他的肩膀。不久,她就开始了与她的所有人民团聚的漫长而欢乐的行程。
她的第一站是海牙。尽管这座被掠夺过的美丽城市变得如此荒芜,但在那天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它的丑陋,人们唯一的关注焦点是他们回国的女王。成千上万的人挥舞着旗帜、举着橙色的横幅淹没了街道,高喊着“女王万岁!”随着威廉明娜女王的帕卡德敞篷车在大街上缓缓前行,巨大的人群屡屡突破了警戒线,冲上前去向她欢呼。有时候,她的车几乎被欢迎人群的海洋给吞没了。
据一位旁观者说,这种非凡的忠诚与情感的倾诉是由于威廉明娜在战争中所具有的神话般的地位。“她成了自由、自豪和荷兰民族传统的象征”。然而,还有比这更为复杂的原因。尽管威廉明娜确实通过对占领者的坚决抵制增强了国家的君主制并捍卫了历史,但她也成功地实现了另一个更加个人的目标:即打破了她讨厌的皇家“笼子”,成为人民中的一员。在伦敦的几年里,他们的牺牲和痛苦已经成了她自己的事情,他们看到了这一点。正如《时代》杂志后来所指出的那样,“战争使威廉明娜女王与她的人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过的同志般的感觉。他们以前尊重她,他们现在热爱她了。”
像荷兰一样,被德国军队占领的挪威直到战争的最后几天才获得解放。1945年5月8日欧洲胜利日那天,挪威全境的36。5万名德国士兵才开始真正放下了武器。
和其他被占领国家一样,挪威的命运最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就美英苏“三巨头”而言,挪威没有任何政治上或战略上的意义,所以它在整个战争中的作用是不显眼的。虽然盟军不会用武力来解放挪威看上去是一个很大的不利因素,但那也意味着挪威没有变成战场,可以在不受其主要盟国干扰的情况下重新获得独立。
但是,当战争接近尾声时,挪威的领导人并不是这样想的。他们担心德国军事指挥官会遵从希特勒的命令,利用“挪威堡垒”进行最后的血腥抵抗。希特勒也向荷兰和西欧其他仍被第三帝国占领的地区下达了同样的命令。当挪威人问丘吉尔,如果德国人继续抵抗,盟军会做什么?英国首相只能承诺战争将持续到挪威获得自由为止。但他也坚持说,盟军在当时既没有军队也没有船只来实施解放挪威的战争。
然而在4月初,艾森豪威尔将军及其盟军总指挥部的下属开始关注在战争结束后的数周内,“在挪威大批德军失控的危险”。艾森豪威尔敦促英国战争办公室考虑把在“市场花园行动”中几乎被消灭的第一空降师的残余部队,作为解除德军武装的部队派遣到挪威去。
英国人同意了,尽管第一空降师最多只招募到几千人,还不到德国驻挪威军队人数的110。它的指挥官是安德鲁·索恩(Ahorne)将军,他是一位受过“伊顿教育”、经历过敦刻尔克战役的老将,当时正驻扎在苏格兰。索恩很清楚,他的小小的武装力量与挪威的占领者数量上是不匹配的,他必须采取某种“手段”来确保德国人的投降。
作为他的计划的一部分,他与挪威的军事抵抗运动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军事组织”的40000名成员为了参加他们国家的最后解放已经接受了一年多的训练。另一部分计划则是由于加强了与特别行动处的关系,“军事组织”的行动比过去更加活跃了。1944年秋,特别行动处的特工开始陆续抵达挪威以准备最后的解放行动。他们组织并训练“军事组织”的部队在德国投降以后接管挪威的工厂、发电厂和交通运输线。
1945年5月3日,驻挪威德军司令弗朗茨·伯梅(FranzB?hme)将军宣布,他的军队将按照第三帝国军事领导人的命令进行最后的抵抗。当柏林在五天之后宣布投降时,伯梅很不情愿地服从了投降的命令。人们曾非常担心,分布在战场上的士兵及其指挥官可能会拒绝服从投降的命令。
由于他的大部分部队仍在前往挪威的途中,索恩将军指派挪威的“军事组织”部队公开出面,占领重要的工厂和军事设施,以及执行其他维持和平的任务。例如,维持挪威人与占领者之间的秩序。由于英军与“军事组织”部队的密切合作,加上德国军队和挪威人民的“纪律性”,在挪威解放的道路上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暴力冲突事件。这也得益于德国人不知道索恩的兵力是多么的“弱小”。他不用确凿的证明就设法说服了德军:如果他们胆敢抵抗,那么他的“强大”的部队将足以压垮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