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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了 回家了（第2页）

随着国家的自由得到了保证，在伦敦的挪威人开始回国了。在伦敦参加了欧洲胜利日的庆祝活动之后，奥拉夫王储和许多流亡政府的成员登上了英国的“奥斯陆”驱逐舰。哈康国王在伦敦又待了一个月。他在6月4日晚离开伦敦前，最后一次访问了BBC。他在那里录下了广播讲话，向英国人民的热情款待和支持表达了诚挚的谢意！

1945年6月7日，在离开挪威整整五年之后的哈康国王乘坐巡洋舰“诺福克号”驶入了奥斯陆峡湾。在“诺福克号”周围还有一大群英国军舰，其中包括“德文郡”号。1940年，不情愿的国王就是乘坐这艘军舰去英国的。当皇家舰队驶入峡湾时，遇上了另一支即兴而来的“护航船队”：一大批挪威渔船和小艇。

中午时分，身穿蓝色海军上将制服的哈康在奥斯陆市政厅门前的码头上了岸。市政厅大楼的墙面上挂满了红蓝白相间的挪威国旗和巨大的“欢迎回家”的横幅。在街道上、屋顶上，甚至码头边的船舶上都挤满了人。成千上万平日沉默寡言的挪威人欢呼着、高喊着“国王万岁！”那天晚上，约有13万人在王宫前面的大道上游行通过，自发地向在黑暗的战争年代激励他们斗志的人致敬！一位挪威历史学家说：“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比这更快乐的日子了。”

几个星期之后，哈康给他的侄子乔治六世写信描述了关于王宫在被占领五年后所呈现的糟糕状态：“每样东西都被搞乱了。我自己的房间没有被破坏，但所有的家具和油画都混在一起了。对我来说最糟糕的是，吉斯林把莫德阿姨的房间重新改造了，并且改变了那么多，所以我觉得无法再把它恢复原状，从而能让我回想起她还在的时光。”

即使他为失去那些让他想起已故妻子的珍贵物品感到伤感，但国王本人已经完全不是当年莫德王后还活着时候的那个没有信心、没有价值的统治者了。在整个战争期间，由于他的勇气和决心，这个曾自认为是挪威局外人的国王，在他36年的统治中第一次有了不可思议的影响力和权威。他那非凡的人气，反映在被占领国的国家中，挪威是唯一一个国家将其国家元首的缩写“H7”作为抵抗运动的标志，以象征对德国人的蔑视。《纽约时报》后来写道，哈康是“挪威国家历史上最受人喜爱的人物”。

1947年哈康75岁时，挪威人民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他的深情厚谊。虽然他从来没有享受过帝王的奢华生活，但这位前海军军官深深地热爱着海洋，他曾经要求挪威政府提供一次额外补贴：一艘帆船。但政府领导人拒绝了他的要求。现在，他的臣民们为了弥补这个吝啬的行为，几百万人捐款为他买了一艘游艇作为生日礼物。他把那艘船命名为“挪威”号。

对比利时的国王来说，没有欢迎的人群，没有乐队，没有舞动的旗帜，也没有人高呼“国王万岁”。与威廉明娜和哈康不同，利奥波德三世并不是他的国家统一和稳定的不可或缺的象征。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这位43岁的国王现在被视为战后比利时社会不和谐的标志，特别是在这个国家讲荷兰语的佛兰芒人和讲法语的瓦隆人这两个主要民族之间。1945年5月，利奥波德即将从德国的囚禁中回到比利时的消息在已解放九个月的比利时人中间引发了极大的争议。美国驻比利时大使在向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说：“情况完全是爆炸性的。”

在战争进行的前四年里，利奥波德被软禁在布鲁塞尔郊区的拉肯皇宫里。1944年6月，海因里希·希特勒下令将他及其家人带回德国，他被囚禁在萨克森州的一个中世纪城堡中直到1945年3月。所有皇室成员随后被转移到了奥地利小镇萨尔茨堡附近的一个被一道12英尺高的铁丝网围起来的小木屋里。他们在两个月后被美军解放了。

不管他的初衷是什么，利奥波德在1940年战败后仍留在比利时的决定给他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他仿效了他所敬爱的父亲阿尔贝特国王，阿尔贝特国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拒绝离开比利时及其军队。对于阿尔贝特和比利时来说，幸运的是在当时德国人没能征服过整个国家，国王能一直留在比利时的国土上继续指挥战斗。相比之下，阿尔贝特的儿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在战争时期没有机会去领导他的人民，因为德国人把他和他的人民隔离开了。

随着战争的推进，比利时国内外都开始批评利奥波德的公开沉默。尤其是对他没能像威廉明娜和哈康在伦敦通过BBC所做的那样，公开号召他的同胞们挺身对抗德国人颇有微词。他的批评者们对威廉明娜和哈康比他有更大的自由度来挑战纳粹这一事实似乎熟视无睹。荷兰历史学家詹姆斯·H。赫伊津哈指出：“如果他公开支持盟军的事业，希特勒就不会再对他做出任何让步了。”

也有人指责利奥波德在1940年11月在贝希特斯加登与希特勒会面。据说国王去德国要求元首释放所有的比利时战俘，为他的国家提供更多的粮食并保证比利时的“国家完整”。他的所有要求都被置之不理。在那次旅行之后，利奥波德和他周围的任何人都没有公开透露过安排那次旅行的原因，而传言说他正在与德国人合作。

对利奥波德不利的另一件事是他在1941年9月与一位在伦敦出生的比利时政府高级官员的女儿玛丽·莉莲·贝尔斯（MaryLilianBaels）的婚姻。贝尔斯不仅不是贵族出身，更糟的是在许多瓦隆人的眼中，她有佛兰芒血统。按照比利时的传统，为了避免冒犯瓦隆人或佛兰芒人，人们期望国王会找一位外国皇室血统的新娘。利奥波德的第一任妻子阿斯特丽德是瑞典的一位公主。她符合了传统的要求，并在去世之前深得比利时公众的喜爱。利奥波德在战争期间为了寻求个人的幸福，尤其是选择了不合适的人做妻子这件事冒犯了许多人。

对此感到最为恼火的是在伦敦的比利时流亡政府成员，特别是首相于贝尔·皮埃洛和外交部部长保罗?亨利·斯帕克，他们于1940年5月比利时宣布投降之后干了很多事情来抹黑利奥波德。在他们因曾敦促比利时与德国的和平谈判而受到攻击之后，皮埃洛和斯帕克不得不表示全心全意地支持英国对抗德国法西斯的努力和对国王的忠诚。在1940年，国王深受比利时人的拥戴，而他们则不受欢迎。

但到1943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利奥波德的被动姿态，被一些比利时人视为亲德的态度，从而使他和许多同胞疏远了。另外，他和他的顾问没有及时和流亡政府沟通，更加剧了彼此之间本已深刻的不满。1943年11月，皮埃洛和斯帕克写信给利奥波德，要求他罢免伦敦流亡政府认为是反盟军的朝臣，并发表公开声明谴责比利时的德国合作者。他们还坚持要求他公开否认最近的一个传言，说他打算战后在比利时建立一个独裁政权。詹姆斯·赫伊津哈写道，“想象一下国王的感受并不难。这些人三年前曾玷污了他的荣誉，而现在又肆无忌惮地对他进行新的侮辱。”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冒犯。

利奥波德在回复时只答应尊重和服从比利时宪法。一年之后，国王再次给皮埃洛和斯帕克写信，严厉斥责他们“对比利时主权和国旗的无端攻击”，对国家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伤害”。利奥波德继续写道，在他们承认错误并“作出了充分和全面的修复”之前，不得允许这两位官员在解放后的比利时行使任何权力。

比利时国王和流亡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再次宣战。但是，直到1945年2月比利时解放和举行全国大选之后，这种敌意才成为一个重大问题。虽然斯帕克仍然担任外交部部长，但皮埃洛的首相职位被社会党的领导人取代，而社会党反对将利奥波德作为国王迎回比利时。事实证明，整个国家对利奥波德的态度也是分裂的。这反映了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传统分裂，社会主义者和瓦隆人反对利奥波德，而天主教主导的基督教民主党和佛兰芒人则支持他。

当利奥波德在1945年5月获得自由时，社会党执行委员会要求废除他的王位，而天主教的议员则要求他立即回国。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校长给国王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如果利奥波德回来的话，他担心说法语的瓦隆人地区会发生暴乱，“问题不在于对你的指控是否正确……而是你已不再是比利时统一的象征”。

当获得自由的利奥波德与比利时官员会面时，他承诺将履行皮埃洛和斯帕克早些时候提出的要求：罢免他的高层助理，严格遵守国家宪法，迅速惩罚德国人的合作者。但这对于社会主义者占了大多数的政府成员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在斯帕克的带领下，政府成员威胁说，如果国王回来，他们就辞职。并补充说，如果因国王回国而发生暴力事件，他们将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去维持法律和秩序。

由于在政治上不可能让利奥波德重新坐上王位，于是政府通过了一项法案，声称除非受到议会邀请，否则他恢复王位将是违宪的。虽然利奥波德拒绝退位，但他接受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同意和流亡在瑞士的家人一起生活，任命他的弟弟查尔斯为摄政王。

利奥波德在向他的人民告别的讲话中感叹地指出：“我无法分享你们在这一刻所感受到的获得解放的幸福。在遭受了囚禁和流放痛苦的比利时人中，我是唯一一个不被允许回到我的家园和祖国享受胜利喜悦的人。”

然而，尽管利奥波德面临着许多困难，他和其他的比利时人与西欧其他国家的公民一样，能够在他的余生中自由生活。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公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注定要从战时生活在一个残酷的暴政之下转入战后生活在另一个“独裁统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