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这样回答道:“因为我结过婚。凡是结过婚的女人,他们就得等上40天,才能分给武装分子做女奴。这是他们的规矩。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把你卖给他们,但这是迟早的事。他们每次来,都要带走几个女人。他们会强暴她们,再把她们送回来,有时他们兴许会把那些女人留在身边。有时他们会直接在这里找个屋子糟蹋那些姑娘,等完事了再把她们送回到这里。”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呆坐在原地。被烫伤的地方又开始掀起阵阵隐痛,像是一锅慢慢沸腾起来的水,我不得不咬紧牙关。那女人问我:“你需不需要止疼片?”我摇了摇头,告诉她:“我不想吃药。”
于是她递给我一个瓶子,劝我道:“那你喝点什么东西吧。”我感激地接过瓶子,抿了几口里面半温的水。那女人的孩子已经安静下来,快睡着了。
她用温和的语气接过刚才的话头:“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来把你带走的。你也免不了被他们糟蹋。有些姑娘试过往脸上抹灰抹泥,或者扯乱自己的头发,但是这些都毫无用处。无论你把自己抹得多丑,他们都会逼你去洗个澡,把你洗个白净,恢复你本来的容貌。还有些姑娘试过自杀,她们曾经在那里割过腕,”她指了指卫生间,“那里墙上的高处还留着她们的血迹。来清扫卫生间的人没有注意到那些血,因此它们一直留在那里。”诸如“不要担心”或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之类的话,她一句也没有说。等她把话说完之后,我将头靠在了她的肩上。她那已经沉沉睡着的孩子就在我眼前。
* *
那天晚上我没有合眼多久。我确实累得浑身无力,却也着实不敢入睡。当时正是夏天,太阳升起得早,阳光透过厚厚的窗帘,无比微弱黯淡地照进屋子时,我发现身边大多数的女孩前一天晚上都没有睡觉。她们因为困倦,走起路来跌跌撞撞,一面还不断地揉着眼睛,用袖子捂着自己的嘴打哈欠。武装分子带了些大米饭和番茄汤,充作我们的早餐。他们把食物放在塑料盘子上分给我们,等到我们吃完,那些盘子便被尽数丢弃。可我实在是饥肠辘辘,管不了那许多,饭菜还没端到我面前多久,我就把它们吃了个精光。
大多数女孩前一天晚上都在暗暗啜泣,到了这天早上,不少人又开始流起眼泪来。有个科乔村的女孩儿,年纪和迪玛尔相仿,却没能够像迪玛尔一样装成已婚妇女骗过武装分子,此刻她正坐在我的身边,问我道:“我们这究竟是在哪里?”她坐在大巴车上的时候,应该一点都没认出沿途的建筑物和道路来。
我告诉她:“具体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们应该是在摩苏尔的某个地方。”
“摩苏尔啊。”她轻声地应道。我们出生长大的地方离摩苏尔并不遥远,但只有很少人真正来过这里。
这时一位伊斯兰教长走进了我们的房间,所有人都鸦雀无声。那人年纪很大,满头白发,穿着宽大的“伊斯兰国”制服,踩着一双凉鞋。尽管他的裤子短得出奇,穿着一点都不合身,但他还是盛气凌人地在屋子里来回打量我们,我猜测这一定是“伊斯兰国”的某个大人物。那人指着缩在墙角的一个科乔女孩问道:“她多大了?”那女孩约13岁。教长身边的一个武装分子不无得意地告诉他:“那丫头年轻得很。”
我能从那教长的口音中判断出,他是摩苏尔当地人。这些恐怖分子入城的时候,他很可能出了不少力。或许他是个很有钱的商人,能够资助“伊斯兰国”;或许他原本是个萨达姆当权时宗教界或者政界的头面人物,一直计划重新掌握被美国人和什叶派褫夺的权力;当然,他也很有可能真心拥护“伊斯兰国”的宗教纲领。“伊斯兰国”里有不少人都认同他们的宗教观点,即使那些连阿拉伯语也不会说,连祈祷文都不会念的人,也对我们说,“伊斯兰国”的思想是正确的,真主也站在他们一边。
那教长在人群中指指点点,仿佛整个屋子里的女孩都是他的财产一样。几分钟之后,他就选定了三个女孩,她们都是科乔村的人。那人给一个武装分子塞了一把美元,便带着三个女孩下了楼,准备在那里办理交易。
整个房间都陷入了恐慌之中。事到如今,每个人都知道了“伊斯兰国”的企图,可没人知道下一个“买家”什么时候出现,也不知道他们会如何对待我们。每一分钟的等待都是折磨。有几个女孩子互相耳语,计划逃跑,但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计划。即使我们设法钻出了房间的窗户,也不可能躲过这个“伊斯兰国”据点里那么多武装分子的耳目,悄无声息地溜走。更何况,摩苏尔这座城市不仅无比陌生,其中的道路也蜿蜒曲折,就算是我们想出办法避开楼下那么多武装分子的注意,也无从辨认最适合逃亡的方向。当时他们选择在夜里把我们运到这里,还紧闭大巴车的车窗,就是为了确保我们绝对无法活着离开这里。
女孩很快开始谈论起自杀。我承认,一开始我的脑海里也闪过一了百了的念头。就算是死,也比前天夜里那个女人向我描述的悲惨归宿好上百倍。我和凯瑟琳还有其他几个女孩子立下约定:“我们宁愿死,也不愿意被‘达埃什’买去做奴隶。”自我了结比起屈从于武装分子的**威要体面得多,而且这也是我们唯一的反抗方式。有一个女孩将方巾拧成一股绳,绕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告诉我们她准备上吊,但其他的女孩把那块方巾从她手里夺了过去。另一些女孩则说:“我们虽然逃不出去,但如果能爬到屋顶,我们就可以跳楼。”然而我却忍不住想起我的母亲。对她来说,人不应该为任何事寻短见。每次我遇到什么难受的事情,她都会告诉我:“你要相信,神明总会保佑你的。”我在地里经过那场意外之后,母亲日夜留在医院里,陪在我的病床边,向神明祈求我平安无事。当我苏醒过来之后,她还花了一大笔钱给我买首饰。只要我能活下来,无论是什么代价,母亲都在所不惜。我没办法舍弃自己的性命。
我们很快修改了彼此之间的约定。现在我们不打算自杀,而是相约尽力帮助彼此,一有机会就逃出去。在我们坐在房间里等待的那段时间里,我意识到人口贩卖在“伊斯兰国”统治下的摩苏尔是何等猖獗。成千上万的雅兹迪女孩被他们从家乡劫走,并且公然被放在市场上交易,或者作为奖赏分发给高级别成员或者教长之流,运往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各个大小城市。就算是有一个女孩自杀,甚至就算有100个女孩自杀,对于“伊斯兰国”来说也根本无足挂齿,他们的罪恶勾当也不会因此而停止。不仅如此,曾经发生的自杀事件反倒使得“伊斯兰国”的看守们越发警惕,就算我们割了腕乃至上了吊,看守们也不会让我们死成。
一个武装分子进了屋,要我们把身上携带的所有身份证件都交出来:“凡事写明你们雅兹迪身份的证件,都交出来。”他把收缴来的证件全部塞进一个大口袋里。武装分子们把这些口袋堆在楼下——里面有身份证,有粮票,还有出生证明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然后将它们全部付之一炬,化成小山似的一堆灰烬。他们似乎认为,只要毁了我们的证件,就可以将整个伊拉克的雅兹迪民族全部抹杀。我把所有的证件都交了出去,唯有母亲留下的粮票,我偷偷藏在了自己的胸罩里,没有交给他们。这小小的一张粮票,已经是我唯一可以用来怀念母亲的东西了。
我在卫生间里往脸上和手臂上拍了些水。卫生间的水槽上方挂着一面镜子,但我没有勇气看镜子里的自己,而是一直低垂着视线。我担心会认不出镜子里的那个自己。我还找到了前一天晚上那个女人讲过的血迹,那是一些棕红色的小点,附在瓷砖墙的高处。它们是在我之前来到这里的某个雅兹迪女孩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全部痕迹。
之后我们所有人又被分成两组,排成队伍,重新登上大巴车。我设法和凯瑟琳待在了同一组,而其他一些女孩则留在了那所宅子里,那些女孩全都是原籍科乔村的熟人。我们不曾道别。后来我知道,她们被转移出了伊拉克边境,运到了“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首都拉卡(Raqqa)。我为自己尚且身在伊拉克感到庆幸。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我还在自己的国家,我应该还可以有活命的希望。
我上了车之后直奔车尾,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心想这样就可以稍稍阻挠阿布·巴塔特或者其他哪个武装分子的咸手。我们之前已经在窗帘遮蔽的房间里待了好几天,再往前还坐了很长时间的大巴车,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被运往一个又一个地方,如今可以在室外沐浴盛夏的阳光,反倒觉得有一些不习惯。车子发动的时候,我沿着窗帘的缝隙向外望去,看见摩苏尔城里的街道。起初我觉得这里的街道和辛贾尔城并没有什么不同,看上去都是一派寻常巷陌景象,人们或者在街边买杂货,或者步行送自己的孩子上学。不过,这里和辛贾尔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里到处都是“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他们或是在站岗放哨,或是坐在卡车后面,在街上来回巡逻,有些则只是在这个被占领的城市里过着全新的生活,有时在街上买菜,有时则和左邻右里聊天。摩苏尔的女人们个个都用黑色的罩袍(abaya)和面纱(niqab)裹得严严实实——“伊斯兰国”颁布了法令,禁止女性单独出门或者在室外**肌肤,因此摩苏尔的女人们只能化成一片黑云飘行街中,身形几乎消失不见。
我们都只能噤若寒蝉地坐在车上。我在心里默默感激神明,感谢他还能让我陪在凯瑟琳、妮斯琳、季兰和罗伊安的身边。她们的存在让我多了一点力量控制自己保持清醒。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样幸运。有一个科乔村的女孩当时已经落得孤身一人,她所有的亲友熟人都已经下落不明,在车上止不住地啜泣,放在大腿上的手也不断地**。她说:“你们每个人都还找得到个把亲人,我却一个都找不到了。”我们想要安慰她,但没人有这个胆子。
大约上午10点的时候,我们的车停在了一座两层楼的绿色房子前面。这座房子要比我们之前待过的那座要小上一些,抵达之后,我们照例被武装分子推进了门。那房子的二楼有一个房间,里面那些属于原屋主的东西早已被武装分子们清理得一干二净,唯有墙上书架上的一本《圣经》,还有挂着的一个十字架还留着。这房子的原主人明显是基督徒。我们进房间的时候,屋里已经有几个姑娘在了。她们来自塔尔埃泽尔(TalEzeir),紧挨着彼此坐在一起。墙角堆着的薄床垫比在摩苏尔时堆得更高,房间里的窗户也要么被涂黑,要么用厚厚的毯子遮蔽起来。正午的骄阳穿透如此之厚的障碍落进屋里的时候,也只剩下无比黯淡的一缕微光。整个屋子都散发着清洁剂的味道,以前科乔村的主妇们给厨房和浴室消毒的时候,就经常用这种泛着荧光的蓝色乳液。
我们坐在那里等待的时候,一个武装分子进了屋,检查屋里的窗户是否都已遮严,确保屋内外的视线隔绝。他注意到墙上的《圣经》和十字架的时候嘟囔了几句,找了个塑料筐,将它们扔在筐里拖了出去。
他一边往屋外走,一边喝令我们去洗澡。他的脸上挂着一副无比嫌恶的神情,对我们说:“你们雅兹迪人是不是一年到头都那么臭?”我想起萨乌德从库尔德斯坦回家省亲的时候就告诉过我们,库尔德人常常取笑雅兹迪人,说我们身上总有臭味。我每次听他这么说,心里就无比生气。
然而如今“伊斯兰国”爪牙当前,我却希望自己真的臭不可闻。眼下肮脏的外表就是我们的护身符,可以保护我们不受阿布·巴塔特之流的糟践。我希望那些色胆包天的武装分子被我们身上的臭味熏得知难而退——毕竟之前很多女孩在大巴车上,因为忍受不住炎热和恐惧而纷纷呕吐。然而那些人却把我们三三两两地推进浴室,并命令道:“把你们身上的脏东西洗干净!我们受不了你们的那个味儿。”我们只有照做,纷纷用水槽里的水冲洗自己的手臂和脸,但没人愿意当着那些男人的面脱下衣服。
那个武装分子离开之后,有些女孩开始窃窃私语起来,对着一张桌子指指点点。那张桌子上有一台黑色的笔记本电脑,机盖是合着的。有一个女孩子低声说:“不知道那电脑能不能用,说不定它联着网!要是联着网,我们就可以登上脸书,给网上的人发消息,告诉他们我们在摩苏尔。”
我对任何电脑都一窍不通,事实上,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亲眼见到电脑。因此当两三个女孩大着胆子慢慢摸向那张桌子的时候,我能做的就只有站在边上围观。电脑联着网的可能性让我们的心中多了些许希望,整个屋子里的人群也稍稍为止精神一振。有几个女孩甚至不再哭泣,另一些人自打离开索拉格之后,头一次从地板上站起身来。我的心跳一阵加速,我十分希望那台机器能够派上用场。
其中一个女孩打开了电脑,屏幕发出亮光。众人有的惊讶得倒吸一口气,有的兴奋异常,还有的在门口帮忙望风,观察武装分子的行踪。那个女孩先是按了几个键,随后又用力按了几下,脸上开始浮现出挫败的神情。没过多久,她便合上电脑的机盖,低着头转向我们,用几乎要哭出来的语气说:“这电脑用不了。对不起大家。”
她的朋友围在她身边,不住地安慰着她。我们难掩失望之情。她的朋友们对她说:“没关系的,至少你尝试过。而且,要是这台电脑有网,‘达埃什’就不会把它留在这里了。”
我望向远处墙边那几个坐在地上的塔尔埃泽尔姑娘。自打我们来到这里,她们不仅一句话都没有说,连动都没有动一下。她们几个人紧紧依偎彼此,一眼看去,甚至难以分清她们每个人的轮廓。她们转过头看向我的时候,脸上的神情写满了最纯粹的悲伤,几乎像是面具一般。我猜想我自己的脸,应该也和她们相差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