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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猾的父亲（第3页）

犹豫了又犹豫，我撕掉了那张贺卡，我想我有权利气愤，有话直说嘛，一家人，父亲和儿子，有什么不能直说不能明说的？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我过生日了，回来吃顿饭，我们谁敢不回去？偏要用这种欲说还休的方式，还不如跳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一通。

我决定装着没看懂贺卡的意思，不问不闻，静候他的反应。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不大可能沉得住气的。果然，没过几天，他就打电话来了，声音很洪亮，洋溢着感染人的热情，先问孙子好，再问儿媳妇好，最后问我工作是否顺利，身体是否健康，问得我的脸渐渐热了起来。我还没问他呢，但他不给我这个机会，他突然话锋一转，问我知不知道最近颁布了一条法律，关于子女必须定期回家看望老人的法律，不等我回应，又说:“这就是国家的不对了，那些身在国外的孩子，怎么可能定期回家看望老人呢？即使不在国外，离家太远的话，也不可能，路费多贵呀，工作又忙，但是不回来的话，又违法了。我觉得这条法律不好，真的不好。”

我握着话筒，说不出话来，电话里出现一段尴尬的沉默。

他马上体谅我似的转了个话题，说起他最近的辉煌成果，街道上的人看他长年一个人，无亲无靠，给他办了低保，又办了老年证之类的，七七八八加起来，他现在每个月可以得到百把块钱补助，外加年底发一桶食用油。我想起来了，他进城之后，不知通过什么手段，把户口从老家迁进了县城边上的村子里，这两年县城扩建，村变成了街道，他也就从农民变成了居民，自然享有居民的一些福利。我心情复杂地说：“这是好事嘛。”他说：“是啊，他们也都说，好政策比生个好儿子还强。”

我又说不出话来了。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申请低保的，我仿佛看见他四处奔走，逢人就诉苦，儿子们个个不管他，丢下他一个人生活无着……那些听他诉苦的人，一边安慰他，一边谴责我们这些做儿子的，从中收获自己的正义感。

我不可能拿着那个存折去向每一个人证明，也不能指责他不该去申请低保，对很多世代居住在城里的人来说，申请低保并不是穷困和无能的象征，而是一种运作能力，甚至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生活智慧，何况是他，一个没有收人的寄居在城里的农民，这是天上给他掉下来的大馅饼。好吧，只要他过得好，为了这个大馅饼，冤枉也罢，误解也罢，我们不求澄清，但求无愧。

用父亲自己的话说，他开始交好运了，因为城市扩建，他所住的那栋老公房，马上要拆迁了，那间三十二平方米不带卫生间的廉租房，马上就要换成一套五十七平方米带厨卫的新房了。“哈哈哈，下次你们回来，就不用急着当天赶回去了，我可以给你们铺一张客床。”他在电话里得意不已，“想不到我还有今天。”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大弟甚至有点嫉妒起来。“我在走下坡路，他倒越过越好了。”大弟去年好不容易买了套房子，还没住热，却不得已跟老婆离了婚，房子给了老婆孩子，自己挟着一包衣服一把牙刷出了门，现在天天睡在办公室里。这还不算，到了发工资的那天，他得赶着往两个地方汇钱:往父亲的账上打赡养费，往前妻的账上打孩子的抚养费，这两笔钱划出去以后，他基本上就只剩下吃盒饭的钱了。

我找了个机会，对父亲说起大弟的困境，提出适当减少一点他头上的赡养费，父亲一听就摇起了头。“不行不行！主要是不公平，对你们两个不公平，对我也不公平。”又说，“不给他点压力，他不会懂事。”他一直反对大弟离婚，批评他太不懂事，“认真说起来，哪对夫妻不想离婚？结果怎么样呢？离婚的还是极少数。”

我把协调的结果对大弟说了，他一副极其鄙视的口气：“他那个人，还用试吗？告诉你，我们的父亲根本不是父亲，是投资客，我们也不是他的儿子，只是他的投资对象，他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他的回报。”

我觉得这话过于偏激，他马上搬出父亲的原话来，是他劝大弟不要离婚时说的话：“就算你空手出门，该给我的还是得给我，一分都不能少，别拿不出钱来的时候跟我栀子花茉莉花的。”大弟义愤填膺地说:“他劝我不离婚，不是为儿子的幸福考虑，而是为他每个月的赡养费考虑，他觉得我离婚很可能影响到他的收人。”

我是长子，我的立场不能随便偏向，只好站在中间打哈哈。

很快，我就频频接到父亲的举报，大弟这个月没给他钱，两个月没给他钱了，人也找不到了，打电话也没人接。我想着是否要把大弟的欠款补上去，还没行动，就遭到老婆的警告：“这个头千万不能开，这个头一开，他肯定从此就卸了担子。何况还有个小的，他的情况并不比大的强多少。”

只能这么拖着了。这当中，每隔十天半月就接到一次举报电话，电话里已经不是埋怨，而是咒骂了。“我看他个狗杂种将来不老的！”

很快，大弟面前出现一个机会，他可以离开伤心地，调到父亲所在的那个城市去。我似乎看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温馨画面，儿子的住宿问题解决了，父亲身边也多了个人照顾。但大弟对这个提议反应平淡，他担心父亲并不欢迎他搬进去，还担心跟父亲处不好，我说毕竟是亲人，总比睡办公室好，除非你有条件马上买房。他想想也是。

没想到父亲完全赞成，还主动给他买了个二手的折叠沙发床。“两个人过，比一个人省钱多了，打个比方，一个人要五块钱才够吃，两个人一起吃，却不需要十块，七块、八块就够了。”父亲很有经验地说。

哪知举报电话来得更快，而且内容丰富，语气激烈。“他怎么成了这副德性？天天深更半夜才回来，一身酒气，澡也不洗，倒在**就睡，鼾打得骇死人。该给的钱不给，这也罢了，连自己的生活费都不出，你们要搞清楚，他吃的不是我的，他吃的是你们的！我把他养大了，读了书，找了工作，又成了家，现在又回过头来吃我的住我的。这也不说了，掏不出来钱，至少要勤快点嘛，进门就睡，醒了就走，自己的床都不收拾一下。”我说他现在处于人生低谷，可能心情不好，请他体谅一点，他声音更大了，“他是活该，这副德性，我要是林燕子，我也把他赶出门。”林燕子就是弟弟的前妻。

我向大弟求证，他不耐烦地说:“怎么没给钱？每个月都给了的，你别听他瞎说，他就是嫌我住在那里碍他的事。我住不了几天了，已经在租房子了，租到了就搬出去。”

租房子的过程似乎也太长了点，父亲的举报仍然隔三差五，怨气一天比一天重，他坚称大弟没有给过他钱，即使给，也是毛毛雨，今天二十，明天三十，像打发叫花子。我也懒得再在他们中间求证来求证去，又不是什么大矛盾，说破天去，是亲生父子，能为这么点小事弄出什么大矛盾来？让他们自己去磨合吧。

这中间，小弟那边传来一个好消息，他被选中去读系统内的研究生，在他那个二百多人的分公司里，他是唯一一个得到这种机遇的人，将来，只要他不离开他的系统，他无疑是可以进入人才梯队的。我在电话里道贺时，小弟却忧心忡忡:“学习期间只有一点基本工资，父亲那边的钱我怕是拿不出来了，当初真不该生两个孩子的，傻一点就傻一点，聪明有什么好？聪明人最辛苦。”想起老婆先前亮过的态度，我没敢大包大揽地说，放心去读书吧，父亲那里，我先帮你扛一扛。我本该这么说的，我是长子，而且我们家有崇尚读书的传统，但想来想去，我嗯了两声，没做任何表态。

父亲很快就找上来了，尽管我们之间隔着两百里路，他的紧张与愤怒还是通过电话线清清楚楚地传了过来。

“他想借此机会当逃兵！门都没有，我养儿子做啥用的？”我跟他解释，这也是个投资。现在支持他一下，等他毕业了，成了事了，他这个当父亲的只会收获更多。

“这是他自己的投资，跟我屁相干！谁知道我还能活几年，我才不管什么将来不将来的，我只要现在。”

我突然就来了气。“靠赡养费吃饭的，本来就有这种风险，儿子们混得好，你才能跟着吃肉喝汤，否则就只能喝稀粥。只有那些退休的国家职工，才能拿旱涝保收的退休工资。”

他似乎愣了一下，但马上驳了过来：“照你这么说，我是吃了大亏了，当初，我应该把钱拿来给自己买养老保险，而不是去供孩子读书，供三个大学生的钱，难道还买不起一份养老保险？有了养老保险，我不也可以旱涝保收？”

不等我回话，他砰地挂了电话。这是他第一次对我摔电话。

小弟到底还是单方面中断了他名下的赡养费，因为小弟媳知道后，带着大孩子专门过来跟父亲谈过一次，说如果小弟还得继续支付赡养费的话，她就只好把老大送到父亲这里来，她要求不高，只要不把孩子饿着冻着就行。她话还没说完，父亲就吓得赶紧答应了她的要求，生怕她把这个傻孩子扔在这里一走了之。

大弟还是跟父亲住在一起，据说他们每吵一次架，大弟就负气离家出走一两天，等气消了，照样头一低，钻进屋里，一声不吭往**一躺。至于他名下的赡养费，早就两费合一，变成了他上交的生活费。

父亲的举报电话慢慢稀了，不是无事，而是事情太多，不知该先从哪一桩说起。加上媳妇背着我给他制定了一条纪律，两个弟弟的事不要再来向我投诉了，他才是他们的爹，我只是他们的哥哥。虽然我是长子，但我从没享有过长子的权利，所以也谈不上什么长子的义务，我这个长子只能保证自己决不欠他一分钱膽养费。

这样过了大半年，父亲突然一身雪白毫无预警地出现在我家里，除了那身飘飘欲仙的衣服让我的眼睛四下里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外，我还有种莫名其妙的紧张感，他来绝对没好事，因为他一进门就大大方方坐在沙发上抽烟，他知道我媳妇是个坚决反对抽烟的人，早年还曾经夺下过他手指间的半根香烟。挑衅是不言而喻的。

还是大弟的事。

“这回你一定得管管他，想把年纪大的老子赶出门，房子腾给他们两个？天理不容！”

原来，大弟恋爱了，已经带女孩去见过父亲。“什么眼光，还不如前头那个。”父亲明显对第二任儿媳候选人有点不屑。这也罢了，让父亲气愤的是，大弟竟然打算把婚房安在父亲的家里。“居然叫我去睡沙发床，良心何在？”父亲的房子只有一间卧室，不过，餐厅比较大，摆个沙发床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他心里过不了关，他觉得自己是户主，大弟不过是他发善心收留进来的，现在竟然想鸠占鹊巢，真是岂有此理。

我想了个折中的方案，建议他们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把餐厅改成卧室，再在厨房里设一张折叠餐桌，问题就解决了，而且不会太挤，大城市里多少人家三代人才住这么大点地方呢。当然，装修费得由大弟出。

“没想到连你也这么想。我欠他的？我供他读书，帮他成家，我该做的早就做了，我没有义务再帮他做第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