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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寂静（第1页）

一种寂静

〔韩〕朴馨瑞

王吟译

一名年轻的女教师结束了一天的课程，走在下班的路上。刚到村口，便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这是什么声音，从何处传来，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白昼的江原道小村，从未出现过如此巨大的噪音。怀着不安，她渐渐加快脚步。待终于走出最后一个巷子时，女教师的表情僵住了。只见邻居们都聚集在她的家门口，喧闹不已。她尚未开口询问，一名邻人便回答起来。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敲了半天门也没有人回答。”

她急忙掏出钥匙打开玄关大门走了进去。噪声从房门紧闭的里间不断传来。房门被一把拉开。

接下来的一瞬间看到的情形，让她永生难忘:老旧的黑白电视机前，坐着她刚满六岁的次子。他瞪大眼睛，耳朵紧紧贴着拨到最高音量的扩音器上，不停地哼哼着，想要知道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就在那天，这个孩子失聪了。

但是，我并不记得这件事。从我失聪，到一点点开始恢复听力，又到再次适应听见声音的这期间，大概有两年的记忆被抹得一干二净。这不是对我的考验，而是对我的父母的考验。

当时，原州以疗效显著而闻名的文昌模（1907—2002。韩国知名医生。曾两次参与国会议员选举落选。1992年，八十六岁的他成为十四名国会议员中最高龄的议员。1964—2001年他在原州开设耳鼻喉科医院。（——译者注）耳鼻喉科对我作了初诊。医生仔仔细细地将我这个被吓坏的小聋子检查了一遍，默默地开了药。至今我仍然很好奇，那个白色的袋子中装的到底是什么药。也许是软心豆粒糖或者硬糖吧，因为除了饱腹感以外，我没有其他感觉。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四十多天。突如其来的寂静让我如同受伤的困兽一样，变得极度暴躁。我歇斯底里地将电视机的音量一遍又一遍开到最大，一不顺心就随手乱扔东西。

六岁的孩子在家中横行无忌，父母自然是忧心忡忡。对于在这个年纪失聪的孩子来说，不仅学习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连梦想也是奢侈的。我已经开始迅速遗忘之前学到的语言了。也许应该说，在失去听力后的几天内，孩童的语言已经瞬间分崩离析，我只能粗声粗气地以号叫的声音哭泣。后来的某次酒桌上，舅舅模仿了我当时的样子，甚是壮观。

绝望中的父母想尽了一切办法。这个海伦？凯勒以后应该怎么办呢？他们忧心忡忡地问医生：“怎么样？有办法治好吗？”

医生大吼起来：“才上了四十天的医院，你们就想治好？”

你大爷的，聋的可是我儿子，吼我干什么！当父亲意识到这个医生只是在等待奇迹或自然恢复时，即刻拉着我上京。

首尔医院的医生亲切到让人感激涕零。他们一边感慨我们周六的下午从大老远赶来，一边给我做了好些个精细的检查。他们将我放人一个巨大的圆顶机器中，又在外面问了我许多问题，当然我无法给出准确的回答。

检查结束，几名医生在讨论过后，得出了两个不同的诊断：一个是由扁桃腺炎引起的失聪，另一个是听觉器官的物理损伤。医生们先就扁桃腺炎的诊断配了药。

“你们住得远，所以我一次开了十五天的药。如果这之后还是没有好转的话就再来复诊吧。到时候我们得看看助听器的方法。”

于是，我们拿着一大包裹的药走出了医院。这次的首尔之行，我们是全家出动，既然都来了首尔，还不如去昌庆苑逛逛。虽说小儿子变成了聋子，但是从江原道来到京城的一家子想看大象的兴致没有因此减少。

昌庆苑不仅有大象，应该还有老虎，也有长颈鹿和斑马。想必父母和长我一岁的哥哥看到这些异国动物时都十分开心。当时的我十有八九也是一样欣喜若狂，像动物般到处乱窜。但是，我却回想不起来。幼年时期的记忆，需要五感的共同作用来形成，由于其中一个感官出现了漏洞，所以当时的任何一个场景，我都记不起来。

和原州的咆哮巫师比起来，医院的医生不仅和蔼可亲，医术也相当高超。在服用了一周的药后，我的听力便渐渐开始恢复了；十五天的药吃完后，我已经能听见喇叭声避开车辆了；又过了一个月，对于别人的称赞，我立刻能够听懂。医生的第一种诊断对了。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感谢和尊敬，我曾经认真思考过要不要走上为穷人治病之路，但最后还是没有读医。

处于听力恢复阶段的我需要格外的照顾，因此我被托付给了位于春川的外婆，而讨喜伶俐、听力健全的哥哥则仍然留在原州，在父母身边。这也算是一种分类回收吧。虽然的确是因为父母双职，但从各个方面看来，这是最好的选择。既然说是从“各个方面”看来，那么本应该罗列出几处，然后最后摆出最重要的一点，才能使得整句话的逻辑成立，不过细细一想，便会发现仅用“万全之策”四个字，就能简洁说明一切。

外婆是我的一切。当我需要体温时，她会背背我；当我需要玩伴时，她陪我玩;我肚子饿了，她用石油炉做中式蛋炒饭;我小病不断，她带我去医院，疾走在夜空的银河下。身为她的外孙，我十分有安全感，感觉就像手下率领着秣鞮族一样，什么都不用担心。从小到大，这一点始终未变过，不管是我年少叛逆之时，还是在国外的城市混饭时，我的心中有一半，一直都依在她的身边。

在我不分善恶，将包括父母、兄弟在内的所有人当作仇人咬牙切齿、极具攻击性的幼年时期，只有外婆对我来说是例外的，这是件令人吃惊的事情。也许是因为外婆生来就有教导主任的天分吧。后来，外公因脑部中风导致语言中枢受损，口齿变得不清，他自尊心很强，不愿让别人看到他这一面，因此他只是小声和外婆说话。看到外婆脸上流露出全心全意的眼神和表情，我便会回想起静静和她面对面而坐的那段时光，浑身一阵酥麻的暖意。

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我都是在外婆的怀里成长的。我遗忘的大部分语言也都是在那段时间里重新拾起来的。在和外婆对话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她的语言。因此在我的语言中，更多的是外婆那代人使用的语言。那语言中，蕴含着韩国动乱时期的艰苦。那语言中，不仅有我的故乡春川，还有外婆的故乡“宁边的药山”（诗人金素月《金达莱花》中提到的。——译者注）。我的语言，是在外婆的怀里产生的。

外婆信过很多教，在晚年止于基督教的一个分派，可我总觉得她太过投入了。某天，她对一直对此不屑的我说：

“神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话，外婆我可就太惨了。这辈子可就太冤枉了。”

从她这句话中，我看到了一个尝过生活百味的人才会体会到的一种空虚，因此我便不再对她的宗教信仰做任何评论。2007年冬天，她去世的时候，是我唯一一次违背自己的理智和信念，真心祈祷世上某处真正存在一个叫做天堂的又高又美的地方。

我八岁的时候，春川的幸福时光结束，我回到原州上了小学。我已经能够听到声音，但听力仍然很差。尤其是低沉的声音，我听起来特别费力。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耳朵对于这种特定音波毫无反应，在这个区域的听力已经丧失，无法治疗和恢复老师的声音听起来断断续续，在上课时我自然是无法集中精力。再加上几乎要重新学习语言，和其他同学比起来，我已经落后在起跑线了。比我大一岁的哥哥在上小学之前已经掌握了全部的韩文（韩文为拼音文字，掌握了所有韩文拼音，即使不知道意思，也能够读。——译者注），而我在上小学之后的两年里，属于几乎不会认字、写字的差生。外婆教会了我说话，但是我并没有学写字。自己丢人倒是次要的，只是父母都是老师，我是家门之耻。因此我常常自觉地避开旁人的眼神，默默地躲到角落里。那时候，将我当作隐形人无视我的存在，便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

一天，隔壁班的一个女同学跟在她母亲身后找到我家，说我把脚伸到她的书包里乱踩，把书包踩坏了。我绝对没有做过这件事。也许我做过更可恶的事情，但是我不会庸俗到用脚去踩她的书包。女同学躲在自己母亲的身后，只是点头或摇头。当时我的父母都是那所小学的老师，因此站在他们的立场，既然学生家长提出了抗议，也只能先满足对方的要求了。这对恶母女拿了书包的赔偿费便扬长而去，而我却被父亲痛打了一顿。我用尽一切能使用到的语言一再否认，却无济于事。事实明摆在那里，我却无法解释清楚，这种绝望，这种口拙，再加上父母并没有站在我这边，更让我万分难过，以致过了很久，直到现在，我对这件事仍然记忆犹新。

一次，和作家李起昊老师聊天时发现，原来他和我上过同一所学校。我俩同年，说不定曾经还在那蜗居斗室般的校舍中见过几次。他在当时就又会读书又会写作，调皮捣蛋，估计也没少挨打。而那时的我，则生活在黑暗中。这并不是比喻，我的确是被黑暗包围的。如果当时的他曾在原州台庄小学的走道上看见一个蠕动的黑影，那就是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