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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寂静（第3页）

“你这个残废，有本事你写啊。”

回到家后，残废连洗漱都顾不上，倒头就睡。凌晨起床，开始写文。标题为《允哲的爱》的那篇长达八十页稿纸的处女小说就是在那天傍晚时分完成的。写完后，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不足之处太多太多，但至少比我在火车上读到的那篇名家小说要强。我想，这就算是成功了。这是我自从小学三年级获奖之后初次感到自己在写作方面取得成功。

我是一个无法从失败中汲取教训的人，我只能从成功中学到东西。那天的经历，让我决心成为一名小说家。于是我整个学期靠当气焊工，加油站加油员，粘贴小广告等零工赚钱，然后一到放假就去国外旅行。说来也复杂，可我觉得未来要当小说家就必须这样。由于兵役和长期旅行，我三次休学，终于在1999年勉强毕业。这期间每当有新的小说初稿完成时，我都会标上流水号储存在电脑中，《允哲的爱》是一号，毕业那年写下的短篇是六十五号。这两篇小说之间隔了大约五年的时间。

我初次参加新春文艺的征文活动是在1998年。结果当然落选。第二年再次参加，再次落选。第三年我也参加了，靠，又一次落选。然而，让我稍感安慰的是，也许是我的文章也有可取之处，两次人了复审。其中，1999年那次的复审评价，无比辛辣地诅咒着我那已经壮烈牺牲的参赛作品。“故事情节自始至终牵强附会，小说无趣难懂……”等字眼，至今仍历历在目，常常被我在酒桌上自豪地炫耀。

2000年新春文艺的失利，充满了各种心痛。不单单因为我在作品中倾注的心血，也不单单因为一个已经毕业的无业者的不安。对我而言最致命的打击，是一起学写作的朋友率先步人文坛。我一直坚信自己比他写得好，因此沮丧之心难以言表。好不容易才奉上祝贺之词，然后收拾好行装。整整三个月，我一直在美国和南美辗转，然而这段旅程并不愉快。我还留有一张当时在美国西南部的黄金岩石处拍的照片，细细看去，表情仿佛那种看透人生的颓废。

就这样，身心皆一贫如洗的我回国，在蠢岛的租房内坐下，开始写小说。我预想着这将是我人生的最后一篇小说，因此并不打算给别人看。这篇小说仅仅是为了我自己而写，完全不用考虑读者，它有着复杂费解的结构，运用了长期垂炼出来的一切写作技巧;而在形式上，不用转行，只由一个段落来叙述。我要享受这种别致的奢侈，来终结自己的错误抉择。

这篇小说《在沙漠中》，于三天后初稿结束。之后我大约花了十天时间对着电脑屏幕不断改稿，再打印出来，朗读出声反复推敲，发现有不通顺的地方便在打印出来的稿子上修改，再将修改的内容录人电脑，重新打印。就这样反复打印了大约一百多次。过了一个月，我已经能够将小说从头到尾背出来，连打印都不需要了，在酒桌上如果想到更加贴切的表述方式，我便记下来，回家后修改。5月初，改稿结束。标记上七十三号，在电脑中储存好之后，我便出门痛饮，直到失去意识。大约过了一周，我便搬到了一个闻所未闻的地方，打算在那里的学校一边担任行政助教一边读研究院。我再也不想看任何小说，要和小说断绝一切关系。

我的一生中最出乎意料的逆转就是离开首尔搬家到外地的那天。我走进那间脏得好似是土匪住过的单间，将所有行李放到房中间，从角落开始打扫。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打来了电话，电话那边说是《现代文学》，开口就问我年纪。

很久以后，我才听说整件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现代文学》的小说单元正在进行小说家的新人推选评审，对于是否选我出现了异议。因为已经推选出了一名作家，并不需要再选一名，但是担任评委的两人中的一位认为我的小说十分新颖，坚持要选我，另一位却认为我的小说太迂腐，坚决不同意。《现代文学》杂志的主编看不下去了，于是出面展现了所罗门的智慧，他提出，如果这个作家年龄不到三十岁的话，就以文风新颖为凭推选他，如果年龄超过三十，就以文风太迂腐为由不选。两位评委同意了这个方案，于是便给我打电话。当时的我当然对此一无所知，朗声回答。

二十九岁。

就这样，我成了作家。但其实幸运并不仅仅在于此。我在接到祝贺的电话时仍然处于懵懂状态，因为我并不记得曾经给《现代文学》投过稿。可当时如果坦白，很有可能会被取消获奖资格，于是我绝口不提此事。后来我才知道，《现代文学》的新人推荐原本每年分上半年和下半年两次，但是1999年开始，缩减为只有上半年一次。而我用来当作投稿参考的投稿须知，是从图书馆馆藏的1998年之前的《现代文学》上偷偷撕下来的，所以我是按照并不存在的1999年下半年新人推荐的截稿时间，于9月末投去了稿件，并且将这次不成功的投稿经历忘得一干二净，以至于面对七个月后来临的获奖消息感到一头雾水。我相信，那位收了我这个脑子抽风的投稿者的小说，并且默默放到第二年的评审桌上的不知名的贵人，来世必定大富大贵。

我就这样进了文坛，心中却不甚舒坦。明明打算放下一切去读研究院了，这姗姗来迟的**算是哪般！我也很愤怒，若稍早一点进入文坛，肯定机会良多，现在这些机会都没了。命运弄人。一怒之下，我决定放手一搏。两三个月后接到约稿请求时，我打算将那篇比我的出道作品更重要的第二部小说《在沙漠中》交去。怎么说它也是我的心血之作，如果能够博个好评固然不错，但如果由于结构复杂而被狠批的话，就证明了我的封笔决定是正确的，我将毫不留恋地放下一切，不再回头。

再次拿起《在沙漠中》时，我的心情有些微妙。因为这里面的“毒”。回头看去，我写这篇小说并不是为了慰藉二十岁时那颗曾经热烈爱过却未能结果的心，而是充满了愤怒、怨恨，是为诅咒而写。站在旁人的角度读，也许会骂作者疯狂猥琐，而对于字里行间包含的各种缘由记得清清楚楚的我来说，读起来只会觉得疼痛不已。我一句话也没有改，原封不动地交了上去。所幸的是，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的痛批。实际上，没有任何人提到这部小说，好像没人知道有这么一篇小说一样。

后来，我一边担任助教一边读研，每年大概发表两到三篇小说。过了三年，大概可以集成一本书了，于是我开始做出版的准备。我对文坛一无所知，不知道交给哪个出版社会更赚钱。正好几名值得信赖的前辈给出建议，我便将合集寄给了文学与知性社。审稿等了大概半年，我终于在合约上签了字。终于，那本书顶着《养兔须知》这个耐人寻味的名字于2003年12月面市原本期待会在书城出现火爆情况，但仍然没有任何人提到那本书。这本初版印了两千册的书很快就被初版百万册大军的《哈利波特》踩在脚下。三年后我的第二部原创作品集卖得火爆直到断货，第一本书也成了文学与知性社的鸡肋。

我的第二部创作集《午夜故事》反响很好。书出版的第二年我又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也获得了好评，不仅成了文学奖的候选作品，还分别两次被其他媒体重新收录。这本该让我高兴有余，但是当时这种鼓舞人心的现象立刻便成了其他烦恼的根源。只因我当时已读完博士课程，该写论文了，可这样的话，至少有一年的时间不能写小说。而我刚在文坛崭露头角，小说越写越好，如果此时的这个机会错过了，何时又再会碰到呢？

深思熟虑之后，我做了决定:学位论文，等我成了大作家之后再写，或者不写。而且也不能只写短篇，遂决定写长篇。

于是2007年的夏天，我离开了韩国。正好我从几年前就开始构思一个故事，内容是泰国曼谷某条街道。偶然间我得知，离中南半岛不远的中国西南部的某所大学正在寻找母语韩语的教授，我认为这正是个好机会，于是不顾一切便去了。在那里，我一方面将自己手到擒来的韩语发音灌输给中国学生，一方面每个月去曼谷两三次，收集写小说所需要的素材。就在学校发觉异状之前的2008年夏天，我离开中国，来到泰国，租了一间房开始创作。

再回到韩国已经是2009年的春天了。那一年是我人生中最繁忙的时期，以后也不会再有比那一年更繁忙的时候了。光是长篇小说，我就写了一千七百页的连载，另外还有五部短篇小说，发表了两部，我还完成了备受期待的博士论文，又在大学里讲课，参加新加坡举办的国际作家交流会，还兼职翻译了七百页左右的稿子……繁忙如此，我仍有剩余的气力，那一年喝的酒比其他时候多得多。

翌年，也就是2010年的圣诞前夜，我人在印度。邋里邋遢地躺在一趟从中部班加罗尔开往南部喀拉拉邦的火车的二等舱卧铺上。平时的我一躺下就睡死了，可那天却没有。我在手机上乱写一气，又打开地图看看自己到哪里了，然后喝了一些体温般温暖的啤酒，走到两节车厢的中间抽起了烟。车窗外渐暗，在与大自然展开了持久拉锯战后，印度的白昼暂时撤退，一个个村庄缓缓流过。

我的心情有些复杂。原因有三:几天前，我获得了一个很大的文学奖，开始写小说后，这是第一次走到众人面前领奖。过了没多久，我又通过了高丽大学的聘用审核，毕业超过十年，我第一次有了一张像样的名片。乘上火车后，耳朵突然听不见了，惊慌之余我立刻爬上卧铺藏了起来，可我并没有永久失聪，大概两个小时之后，我的听力又恢复了正常。

这一件件，都是能够左右我人生的重要事件。三件事情接踵而至，我的心中难免有些不安。再加上这些既是我刚刚经历的，同时也会直接影响到眼下的未来，且不论孰轻孰重，每件事情都值得深思。

首先，获得文学奖一事含有一个不祥的信息。这意味着，从此以后，我的小说必须有更大的变化，否则，获奖之日就将成为我的文学成就的最高点。从走人文坛的那天开始，我就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写得好的作家，而是一个写得不同的作家，这正是我自信的来源。“不同”不仅仅意味着和别人写得不一样，更意味着要写得和自己以前的作品不一样。如果文中养成了惯用形式，很快就会被认为懒惰，又或者是被先入为主的习惯而侵蚀。所以最近在构思小说的时候，我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一道工序，那就是先将可用的技巧全部摆出来，再从中选择必要的进行组合。可问题就出在积累这种经验的过程中，不知不觉这种组合成了哥特体，更有一些被称为习惯的非艺术表现方式。若此时再不转换方向，就好比打牌的时候不更换手中的王牌，我必定会因躲避此处的绝壁而从彼处的绝壁坠下。时至今日，仍未有“朴馨瑞式”的东西登场，也未到登场的时候，我仍需继续探索。

只因小说之根本，并不是回答模式，而是提问模式。

成为大学教授，的确是一种荣誉，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一次危险的考验。更重要的是我并不确信自己已做好万全的准备。那天，我在手机中写下备忘录：

“突然十分恐慌，我的人生该何去何从。若不想被人当作残废，我必须好好计划。躺在驶向喀拉拉的火车卧铺，我被这种种忧郁的情绪环绕。”

对于需要私人时间的小说家来说，没有比教授更好的工作了，但工作毕竟仍是工作。也就是说，当我像以前那样很想动笔的时候，常常不能写作。我更是重新被赋予了从未碰触过的责任感。我必须从极其私人的领域走出来，进人一个公共的领域。以前的我只用管句子和叙事结构就行了，但是现在还得管人。我需谨记，我的口袋里有可能装有别人的钱，我必须适时交出。更甚者，我必须学会如何和那些可怕的“教授”相处。稍有不慎，就会听到别人叫我残废。

当然，我清楚，这种症状不可能永远都是暂时的。在去中国的大学就职之前，我曾经接受过一次精密的身体检查，当时医生警告我，很有可能在今后的数十年内完全丧失听力。耳中植入助听器，并不会对生活带来不便，但能听到自然的真正声音和各种乐器演奏出来的真正旋律的时间却不多了。当时医生估算的延迟期为五年。身为当事人的我耳朵不好，将数字听成了二十多年。走出医院，树上的鸟儿叽叽喳喳闹个不停。身后的车按着喇叭，喊着把屁股给我挪开！走廊上站着的中年妇女对着手机狮吼……今后这些声音全部都会消失吗？之后便要在我的头盖骨上钻出一个窟窿，植人一个带电池的晶体管，让这一切成为振动来感受吗？

好吧，这是有可能的。我一直以来心里都忐忑不安，无法放宽心，所以对于至今获得的所有机会，站在耳蜗的立场来看已经是备受眷顾了。回想起以前经常出人文昌模耳鼻喉科的那段日子，也许我的处境会比现在差很多。无法再感受先天听觉器官带来的特别灵感，的确可惜，但是我已经做好和它们告别的准备。体检归来的那天傍晚，我给编辑打了个电话，我提出会在几年内结束正在构想的长篇小说，接下来便要写一部关于声音的书。我打算仔细倾听一切自然的声音以及乐器的声音、一系列的流行音乐和音乐史上的名曲，然后写下感想。这将成为我那饱经沧桑的听力所走过的最后旅程的记录。

自那之后又过了三年，2010年的冬天，在朝着南部喀拉拉驶去的火车中，我终于理清了这三个烦恼的顺序。三个烦恼，无一不重要，但是首先我必须向自己的身体和经历致敬。拿出手提电脑，将草稿一块块勾勒出来。我将这一生听过的印象最深的声音，将我想聊的乐器，将必须一见的专家的名字，写了下来。就这样，约莫过了三个小时，倦意涌来。我悠悠整理一番，躺下。放松和紧张猛烈交杂的一种寂静，奇妙地将我包围。回想起来，崭新抉择初始的第一天，都是如此。

朴馨瑞韩国作家，1972年出生。2000年在《现代文学》杂志发表短篇小说《养兔须知》，由此登上文坛。其短篇集《养兔须知》《午夜小说》《手工小说》等展现了作家特有的怪异、极端、忧郁，但同时又有着令人愉悦的幽默。曾获第44届今日年轻艺术家奖。其201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凌晨的娜娜》“让人身临其境，展现了对自由世界的大胆探寻”，获第18届大山文学奖。现任高丽大学文艺创作专业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