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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重溯少时邻居谋杀案（第2页）

她说：“只有6个。”而她有11个。

我的家庭和南北两类人都有关系。我父母是当地人，也就是所谓的“西边的爱尔兰人”。他们上高中的时候认识了对方。我父亲性格开朗，笑起来能看到齿间缝隙。我母亲是家里的长女，滴酒不沾，却是两个派对常客的女儿。她喜欢朱迪·加兰，一生钟爱好莱坞电影。有一次她面带羞涩地和我说：“过去人们经常说我长得像吉恩·蒂尔尼。”我当时不知道那是谁，但多年后我看《罗娜秘记》的时候，看到那个神秘女主角和我母亲一样留着瀑布般混有金色的棕发，面颊上也有一对曲线优美的颧骨，就完全被她迷住了。

我父母的初遇缘起于我父亲敲错了房门，据说他当时想找的是一个朋友的家，结果敲到了我母亲家的门。我相信这个故事，他们是这种会因为偶然事件相恋的类型。父亲有一双蓝眼睛，母亲有一双绿眼睛，两人的大眼睛传达了许多他们时常难以启齿的感情。

父亲当时想去巴黎圣母院的神学院上学，大家都叫他利奥修士。母亲则在考虑其他向她求婚的人，在纸上随意涂着她婚后可能的姓氏。但利奥修士想到做神学院的学生不能随意饮酒，就打消了这个念头。1955年圣诞节后一天，他们的朋友里夫·马拉奇·杜利主持了他们的婚礼。第二年9月，我的长姐马戈出生了。长姐出生的时间让母亲颇为尴尬、脸颊绯红，要知道母亲在高中时的绰号可是白莲花，怎么能做出未婚先孕这种事？

父亲从西北法学院毕业后，就去市中心的简博律师事务所上班了。他在那里工作了38年。几乎每天早上，他都要坐在我家前廊的椅子上，一手拿着《芝加哥论坛报》，一手拿着一杯茶，夜晚时分再来一杯加了柠檬片和冰块的必富达干马蒂尼酒。1990年，父亲决定戒酒，而他告诉我们这个消息的方式奇怪得一如既往。每个孩子都收到一封打印出来的信函，上面写着：“致我最爱的孩子，我决定加入百事一代了。”事后他表示只有两个孩子相信了信函开头的“最爱的孩子”，而我是其中之一。

我有四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们的出生年份都是连续的，而我作为家里的老幺，却比上一个孩子小了六岁。我年纪最小的姐姐玛丽·丽塔也比我年长许多，我们玩不到一起。现在回想起来，我出生的时候我父母都计划着休养生息了，那会儿他们已经坐上了乐至宝牌沙发。我们家前门有一部分是玻璃的，站在那儿就能看见客厅里我母亲米黄色单人沙发的背面。要是有我们几个小孩的朋友按门铃，她就会举起手做一个绕圈的动作，喊着“绕过来”，把他们引到没有上锁的后门。

我们街区里的几个家庭关系都很好，但这几家的孩子都和我兄弟姐妹年龄相当。他们总是成群结队地跑去玩，傍晚时分才回家。因为我和他们相处的时间很长，所以对1970年代的青少年记忆深刻。比我大10岁的姐姐凯瑟琳曾经是、现在也是我家性格最外向的一员，我就像她心爱的玩具一样，她走到哪就把我带到哪。我还记得她骑车带我去麦迪逊街上的宝石杂货店，我坐在车后座上晃晃悠悠的情形。好像每个人都认识她，都用绰号叫她：“嘿，比尼！”

比尼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全心全意地爱上了田径队安静的金发男孩安东。比尼带我看过一次安东参加的运动会，我们躲在高处的露天看台窥视他，我还记得安东勇夺第四名时比尼一脸被爱情冲昏头脑的表情。虽然我当时没注意到，但我其实败给了她高中时的少女情怀，渐渐失去了她的陪伴。不久后，我便经常独自一人坐在连接我家厨房和二层房间的楼梯上，看着两鬓留了胡子的青少年在我们吃早饭的地方一边大口饮着啤酒，一边放着史蒂夫·米勒乐队的《小丑》，吵闹异常。

1974年，范家姐妹搬到了街对面，她们是和我同龄的莉萨和比我大一岁的克里斯。我家的每个人都喜欢拿她们搬去的那天开玩笑。

他们会故意说：“天啊，我们之前都对你做了些什么？”

我父母有许多好友都是他们的初高中同学。在这个愈发多变的世界里，他们仍然维持着的亲密关系令我父母引以为豪，当然这确实值得自豪，但我觉得这种关系也让他们故步自封。走出舒适区，他们就会感到不安。我想两个人都有点害羞，他们会归顺于自己更居主导地位的性格。他们用玩笑话——有时甚至是过分的玩笑——来缓解不安感。特别是母亲，她似乎一直抑制着自己，抑制自己的情绪，抑制自己的期盼。事情不如人意的时候，她总习惯轻拽自己布满斑点的手指。

我不是想扭曲他们给人的印象。他们性格开朗，好奇心旺盛，一有钱就去世界各地旅游。1971年由我父亲在最高法院辩论却失利了的一桩案子至今仍是宪法课的教学案例。他们也订《纽约客》，对流行文化和一切美好、有魅力的东西抱有兴趣。我母亲还同意别人带她去看《不羁夜》。（虽然她也说：“我打算连续看20遍《音乐之声》来忘掉那部电影。”）他们支持肯尼迪代表的民主党，我母亲常说：“民主党的政治理念很先进，但在社会问题方面太保守。”在我两个姐姐分别10岁和8岁那年，父亲带她们去市中心看了马丁·路德·金的演讲。1984年大选他们投给了蒙代尔[30]。但在我19岁那年的一个黎明，母亲曾经一脸惊恐地叫醒我，手里拿着一把她自己不知道是什么的药片，紧张得连“避孕药”这个词都说不出来。

她说：“你在服……”

我说：“纤维素。”然后转头继续睡了。

那时候我们的关系总有些紧张。我姐姐莫林还记得，有一次她回家看到母亲在前廊踱步，那年我大概2岁，母亲40岁。母亲强忍着泪水说：“我不知道是我疯了，还是米歇尔疯了。”祖父母的饮酒成性让她备受困扰，而我家的一个男婴又刚刚夭折。她独自抚养着6个孩子，我确信那时候发疯的是我。她半开玩笑地给我起了一个绰号，一叫就是一辈子，那个绰号就是“小女巫”。

我们一辈子都看对方不顺眼。她总要拦着我，我总怒视着她。她会在信封上潦草地写一些句子，塞进我卧室的门缝，信封上写着：“你是个自负、轻率又野蛮的家伙，”结尾则是：“但你是我的女儿，我当然非常爱你。”我们在密歇根湖边有一座小屋，夏天的时候会去那度假，还记得我小时候有一个下午，我在湖边玩水，母亲坐在沙滩上的椅子上看书。我发现水浪的高度正好能把我没在水中，我可以在水浪到达最高处前迅速起身吸一口气，等浪到最高处，水就可以把我藏得严严实实。我知道母亲直起身看向了湖边，知道她放下了正在读的书，知道她站了起来，跑向湖边，就差一声尖叫了。那一瞬间，我若无其事地出现在她眼前。

多希望我以前对她温柔一点。我以前嘲笑她看不了影视节目里的某些画面。她接受不了某人开派对却无人参加的画面，不看销售员运气不佳的电影。我过去只觉得她这种特殊的观影要求奇怪又有趣，现在才明白这是她极度敏感的体现。她父亲曾经是一名成功的销售员，但失败后一蹶不振，她看够了父母酩酊大醉后寻欢作乐的丑态。我现在明白她为何而脆弱了。她父母看重社会成就，却无视我母亲的机智与期许。母亲失望了。有时我母亲对事物的评价尖酸刻薄，那在长大成人的我来看，就是她讥讽自我的一种反射。

我们都挣扎在人生的长河中尽量缩短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虽然母亲没有得到祖父母的鼓励，但她鼓励我的方式十分奏效。还记得我高中时，她不希望我加入啦啦队为别人加油，于是说：“你难道不想别人为你加油吗？”每当我在学业或文学方面获得成功，她都会兴奋异常。我上高中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封她写了很多年的信，收信人是我姑姑玛里琳，她是一位神学教授，同时也是造诣颇高的考古学家。我母亲想向她询问怎样做才最能鼓励我成为年轻作家，她写道：“我怎么能确定她不会写写贺卡就放弃了？”自那之后，每当我因为写贺曼贺卡挣了点钱而要欢欣雀跃的时候，都会想起这个问题。

但我感受到了她的期望，她把希望寄托在了我身上，让我很不爽。我一方面渴望得到她的认可，一方面又感觉她投入在我身上的热情令我感到窒息。她一方面为有我这样一个意志坚强的女儿感到自豪，一方面又不满于我尖锐的意见。我们这一代人习惯分析和解构，但我母亲那一代人并非如此，这种不同加深了我们之间的隔阂。母亲不曾，或许也不会，用那种方式思考问题。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和姐姐莫林讨论我们小时候都剪过的超短发。

我问她：“那感觉不像是妈妈想模糊我们的性别吗？”莫林当时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听了我的话又气又笑，说：“米歇尔，等你有孩子就懂了，短发不是为了模糊性别，是为了方便。”

就在我婚礼的前一晚，我和母亲大吵了一架，那是我们吵得最严重的一次。我当时是个无业游民，也不写作，也没在做其他事，但却在婚礼上花了非常多甚至是过分多的时间。我在彩排晚宴上安排互不相识的人们分组而坐，只说同组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至于共同点是什么，需要他们自己发现。其中一桌的每个人都曾经或当时住在明尼苏达州，另一桌则都坐着些野心勃勃的厨子。

晚宴中途我要去卫生间时，母亲向我走了过来。我那会儿尽量避免与她碰面，因为有个朋友告诉我，当晚早些时候她对我母亲说她觉得我是她心目中最好的作家，而我母亲却说：“哦，我知道，我也这么觉得，但你不觉得她拖得太久了吗？”这些话刺中了我，一整晚都萦绕在我耳畔。

我余光看到了她向我走来。回想起来，当时她在微笑。我能看出来她对一切都很满意，但她从来都不擅长直接表达赞美之情。我敢说她当时一定觉得自己很好笑。

她指着那些桌子说：“你现在可是有大把的时间了。”我转向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愠怒。

我厉声说道：“离我远点。”她一脸震惊，想要解释些什么，却被我一口回绝：“离我远点。就现在。”

我走进女卫生间，把自己反锁在一个隔间里，给自己五分钟时间哭了一场，然后若无其事地走了回去。

听大家说，我当时的言辞让她感到震惊又悲痛。我们从没谈起过这件事，但在我婚礼后不久，她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详述了所有我让她感到自豪的事情。那之后，我们渐渐和好了。2007年1月底，我父母决定乘游轮去哥斯达黎加。游船计划从洛杉矶南部的一个港口出发。我、我丈夫帕顿和我父母四个人在他们出发前一天共进了一顿晚餐，我们有说有笑，第二天上午我开车把他们送到了码头。我和母亲紧紧相拥，互道别离。

几天后，厨房里的电话响了，时间是凌晨四点。我没起来接。不一会儿电话又响了，但铃声在我接到前就停了。我听了电话留言，是我父亲打来的。他的喉咙像被什么扼住了一样，几乎语不成句。

他说：“米歇尔，给你哥哥姐姐们打电话。”留言在“嘀”声后结束。

我给姐姐莫林打了通电话。

她说：“你不知道？”

“什么？”

“哦，米歇尔，”她继续道，“妈妈去世了。”

母亲患有糖尿病，在船上时她糖尿病的并发症发作了。他们用直升机把她送到了圣何塞，但为时已晚。那年她74岁。

两年后，我女儿艾丽斯出生了。产后的前两周我感到悲痛欲绝，我丈夫和朋友说我患上了“产后抑郁症”。但那抑郁的情绪并非由于我成为了母亲，而是由于我已故的母亲。抱着新出生的女儿，我明白了，明白了那份让你近乎崩溃的爱，明白了那份责任感如何让婴孩渴望的双眸代表了全世界。那年我39岁，第一次理解了母亲对我的爱。我哭得歇斯底里，几乎泣不成声，但还是执意让丈夫到潮湿的地下室找母亲在我婚礼后写给我的那封信。他花了数个小时，翻了所有盒子，纸张洒满地面，都没能找到。

母亲去世后不久，父亲、姐姐们、哥哥还有我一起到父母在佛罗里达州迪尔菲尔德比奇的公寓整理母亲的遗物。闻闻母亲的衣服，上面还残留着倩碧快乐香水的味道。母亲一生喜欢收集书包，她收藏的书包数量之多让我们惊叹不已。我们每个人都带走了她的某样东西，我带走的是一双粉白相间的凉鞋，现在还放在我的壁橱里。

整理好遗物，我们一行七人早早到附近的观海餐厅吃了晚餐，在那里食客可以俯瞰大海。我们一家人都爱笑，我们聊着母亲的事，七个人笑声不断，成了餐厅的一道风景。

一位老妇人要离开时带着困惑的微笑走到我们这桌，问道：“你们的秘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