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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东区强奸犯EAR与初代夜行跟踪狂ONS的DNA关联（第1页）

1997：东区强奸犯（EAR）与初代夜行跟踪狂（ONS）的DNA关联

——“对的。”斯托克韦尔念到EAR的其中一个标记时，洪回答道。

“对的。”洪念出一个，斯托克韦尔答道。

斯托克韦尔来到霍尔斯的办公室。

“完全一致。”

“什么是EAR？”保罗·霍尔斯问道。

约翰·默多克惊了一下，他已经很多年都没听到这个缩写了。

“怎么了？”默多克问。

他们坐在飞机上过道的两侧，要去参加加利福尼亚犯罪学家协会大会。那是1997年。默多克刚刚卸任康特拉科斯塔县警长取证实验室负责人的职位，他的专长是辨别枪支和工具留下的痕迹。霍尔斯当时年近30岁，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生物化学专业毕业后不久，便当上了犯罪学家，也是副警长。他一开始研究的是法医毒理学，但很快就发现自己热爱的是犯罪现场调查（CSI）。他的好奇心让他不再满足于显微镜，开始和调查员一起跑现场——他是一名身陷取证实验室的悬案调查员。他喜欢去涉案物品保管室，翻看陈年悬案的盒子。他在其中看到了许多故事，有报告、照片，还有心烦意乱的调查员在纸边潦草记下的思路雏形。实验室里不存在模棱两可的结果，但旧案卷宗中充斥着这种痕迹。谜题在吸引着他。

“保罗，那不是你的工作。”不止一名犯罪学家同事批评过霍尔斯，但他不在乎。他像帅气的鹰级童子军[81]，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时，总能保持好心情。他发现，自己想做的是调查员的工作。机会来临时，他就辗转调动到了那个部门。

虽然默多克和霍尔斯年龄差距较大，但他们承认彼此有一些共同点。他们都很擅长科学学科，但真正吸引他们的是故事。霍尔斯每天完成实验室的工作后，就会坐下来翻看旧案卷宗，震惊于但也沉迷于那些脱离了正常行为的人类阴暗面。他始终忘不掉那些悬案。作为一名科学家，他无法容忍案件中有不确定。他如饥似渴地翻完了所有陈年悬案的盒子，发现一个规律：那些写得最详细的犯罪现场报告后，总署着同一个人的姓名——约翰·默多克。

“我看到档案柜的角落里，有些文件夹上用红色写了EAR三个大大的字母。”霍尔斯向默多克解释道。霍尔斯还没有打开那些文件看过，但他感觉那些文件夹是被刻意单独放置的。

“EAR就是东区强奸犯（EastAreaRapist）。”默多克说。这个名字还清楚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它的意义没有因时间而褪去。

“没听说过。”霍尔斯说。

于是在飞机降落前，默多克就在这3000英尺的高空，为霍尔斯讲述了那个人的故事。

EAR非常喜欢徘徊在现场附近。起初，警察几乎注意不到他的存在。1976年6月中旬，他出现在萨克拉门托东区一名年轻女性的卧室里，干了“不穿裤子的勾当”。他只穿了一件T恤，手里拿着小刀，他低声威胁被害人、洗劫案发地。他强奸了她。这次的作案手法很粗糙，但在1976年，萨克拉门托有许多同类案件。凶手戴了滑雪面罩和手套，说明他有几分聪明，但这种不穿裤子的强奸犯往往都是醉酒的青少年，他们的母亲会拎着他们的脖子来自首。

但这个犯人不是。他犯下了更多起强奸案，11个月，22起。他的手法与众不同且始终如一。一开始，他会像一般的盗贼一样让被害人屈服，他会堵住女性被害人的嘴，让她们按自己的要求移动。他一圈又一圈地捆上她们的手脚——通常是用鞋带。奇怪的是，他在性侵过程中会避开胸部，也不会亲吻。他会乱翻东西来寻求刺激。萨克拉门托东区陷入全面恐慌状态，凶手却乐于提高犯罪风险。他把目标转向了熟睡中的情侣或夫妇。他会把一摞摞碟子放在遭到捆绑的男性被害人背上，威胁他们要是听到碟子落下，就杀了他们的妻子或女友。东区强奸犯就是卧室里的恶魔，他是陌生人，却对被害人一家异常熟悉——他知道房间的布局、孩子的数量、被害人的工作日程。滑雪面罩和刻意伪装的沙哑音色，都提示他在展示自己的另一面，但他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

萨克拉门托县警局碰壁了，而且是严重碰壁。他们反复拘捕过一些年轻白人男性，但没有一个是他。也或许其中有他。这就是问题所在。所有EAR特别小组的调查员都对嫌疑人的脸形成了自己心中的印象，没有一个是一样的。他是身穿陆军外套的金发瘾君子，是骑自行车的摩门教徒，也是有黄棕色光滑皮肤的房地产经纪人。

卡罗尔·戴利是特别小组领头的女性调查员。第22起强奸案发生后，她又一次在凌晨三点后带着惊慌失措的被害人来到医院，她惊讶地发现自己有一个黑暗的想法：我爱我丈夫，但我恨男人。

让调查员理查德·谢尔比无法入眠的，是那些反复出现且可信的报告，报告显示有一个徘徊的可疑人士，一旦被发现，他就“悠闲地”走开。

这个可恶的混蛋走得很悠闲。

社会公众从副警长眼中瞥到了恐惧。EAR在盯着他们的脑袋——所有人的脑袋。太阳一落山，公众就开始集体恐慌。尽管他不可能永远逍遥法外，终会有逮到他的几率，但谁会傻傻等到他被逮捕的那天？

1976年至1978年，是萨克拉门托东区受恐惧支配的两年，他在这里神秘现身，又神秘消失。

“哇，”霍尔斯说，“然后呢？”

默多克记得霍尔斯当时只有十岁，意识不到这一系列案件给社会带来了多么大的冲击，事件的转折、错误判断带来的虚假的希望，以及推理的死结，全都牵动着人心。但霍尔斯只能通过标有EAR的卷宗来建立自己与案件之间的联系。

“后来他去了东湾，”默多克说，“冲我们来了。”

霍尔斯开始向年龄较大的朋友和同事打听EAR的消息，惊讶地发现到处都有这一系列案件的影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一名副警长还记得头顶盘旋的直升机和扫遍安静住宅区的聚光灯。一名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则说，他第一次和妻子约会，就被其中一支强奸犯巡逻队打断了。甚至有一名同事悄悄告诉霍尔斯，被害人之一是他的亲姐妹。

EAR在北加州人间蒸发后，又在1978年10月到1979年7月期间，在大东湾地区制造了11起案件，其中有两起发生在圣何塞，一起在弗里蒙特（Fremont）。案发20年后，尝试取得进展无异于亲手扼杀自信。当地警察局曾接手过部分案件，但包括萨克拉门托县警局在内的所有机构都已经销毁了证据，他们走的是涉案物品保管室的常规流程，因为这些案件已经超过法定时效了。幸好霍尔斯所在的康特拉科斯塔县警长办公室（CCCSO）保留了证据。角落里那些用红笔标注了EAR的卷宗并非侥幸存活，那是当年那些意志消沉的CCCSO副警长刻意要留在那里的。与墙上挂的嘉奖牌匾相反，EAR代表了他们的失败。如果真如专家所言，人脑是世界上最好的电脑，那这些老警察希望能用这些引人注目的EAR卷宗，迅速招来一台年轻又好奇心旺盛的电脑，并让他无心关注其他。有时候，解决棘手的案件就像进行一场接力赛。

“我们逮到的都是些蠢货。”警察喜欢说这种话，他们用这种方式能解决100起案件中的99起。但还有一起未解决的，这起案件可能会让你烦恼到折寿。

1997年7月，霍尔斯开始从涉案物品保管室调出EAR强奸案的资料，尝试从中整理证据。CCCSO取证实验室不像加州的其他实验室那样先进，这里的DNA项目展开得比较晚。尽管如此，用三套资料似乎能引导出一份犯人的基本档案。霍尔斯认为，尽管EAR的典型特征非常独特，几乎可以确认北加州的几起袭击案是有关联的，但要是他能找出科学上的证据，证明CCCSO的三起疑似EAR犯下的案件是由同一人所为，或许警方会重启调查。他们可以深挖过去的嫌疑人，好好调查他们。

放大DNA的工作需要些时日来完成，但结果一出，他们就确认了。如预想的一样，康特拉科斯塔的三起案件是同一人所为。现在，霍尔斯手里有了一份EAR的基础DNA档案，等到实验室有了更好的设备，他还能精进这份档案。他开始钻研起卷宗本身，这些都是他关注科学实验时会搁置一旁的东西。他了解了EAR的作案模式：在案发地附近徘徊以收集信息、给被害人打电话、事先做好精密的计划。

霍尔斯整理了一份过去被怀疑过的嫌疑人名单，还找到了已经退休的拉里·克朗普顿探员。在该系列案件高发的时候，克朗普顿是CCCSO的EAR特别小组成员。霍尔斯在报告中看过太多次克朗普顿的名字，他可以确信克朗普顿是小组实际上的领头人。这位老探员要么十分勤劳，要么对这些案件非常上心。

因为旧案给退休的警探打电话可能遇到完全不同的结果。有些人很高兴，但许多人都感到有些厌烦。他们可能正在药店排队，等着买心脏病药；也可能正忙着给渔船装龙骨翼板。尽管你在电话里很礼貌，也很热情，但却浪费了他们几分钟时间。

克朗普顿接电话时，感觉他好像刚刚跟人聊完EAR，也可能他几年来都在跟人讨论EAR，而这通不期而至却令人愉快的电话，自然地延续了克朗普顿在家中的对话。

克朗普顿出生于新斯科舍（NovaScotia），身材高瘦，一脸诚恳，长得就像西部片中约翰·韦恩[82]会信任的牧场主。他说话的方式有点奇怪，有些耗气——从不迟疑，简短而有自信，可能需要多一点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