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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东区强奸犯EAR与初代夜行跟踪狂ONS的DNA关联（第2页）

霍尔斯想知道，克朗普顿是否还记得过去有哪些重点怀疑对象应该被重新调查。克朗普顿记得，但他告诉霍尔斯那些名字的时候显得不那么热情。因为他真正希望霍尔斯做的，是顺着他过去的直觉进行一些调查，当时的领导不让他做这些。

现在司法合作的质量至多算是有好有坏，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合作全都非常糟糕。警察只能靠警方的电传打字机和流言蜚语来了解其他机构的案件。1979年夏天，EAR从东湾消失了。克朗普顿的领导们松了一口气，开心得几乎要手舞足蹈。克朗普顿则感到恐慌。他可以确信这名犯人正在进化，他离开，是为了从被害人眼中看到更多恐惧。EAR曾态度僵硬地威胁要杀被害人，听起来很严重，但他只是嘴上说说，他似乎在尝试丢掉束缚。克朗普顿很担心，因为EAR该做的可不是丢掉束缚。

1980年初，克朗普顿接到萨克拉门托县警局调查员吉姆·贝文斯（JimBevins）的电话，他们因为EAR特别小组的工作走得比较近。贝文斯不想继续调查这个案件了，他因为这个案子的工作离了婚。但他想告诉克朗普顿，他听说圣巴巴拉发生了一些案件，其中一起谋杀案像是EAR的手笔。克朗普顿拨通了圣巴巴拉的电话。

他们并不配合。“这里没有这种案子。”克朗普顿得到了这样的答案。

几个月后，克朗普顿参加了一场全州培训会，正巧坐在一名圣巴巴拉县的调查员旁边。两人小声闲聊了起来。克朗普顿开始装模作样，假装了解了什么内情似的。

“前一阵的那起双人谋杀案呢？”他问。

听到案件细节，他没让自己显出一点恐惧。

“我跟你说，保罗，”克朗普顿在电话那头说，“往南边查，从圣巴巴拉开始，我听说那里死了五个人。”

“我会的。”保罗·霍尔斯承诺道。

“我知道是他。”克朗普顿说完，挂了电话。

案发20年后，霍尔斯打电话到圣巴巴拉，仍然吃了闭门羹。圣巴巴拉警方否认曾发生过任何类似于他提到的案件。但在对话快结束时，电话那头的警探似乎回想起一些事，也可能是他不想糊弄霍尔斯了。

“问问尔湾，”他说，“那边有这种案子，我觉得。”

霍尔斯给尔湾打了电话，然后被介绍到了奥兰治县警局，与取证实验室的犯罪学家玛丽·洪取得了联系。霍尔斯告诉她，他最近得到一份身份不明的白人男性DNA档案，他的代号是东区强奸犯，简称EAR，曾于1976年到1979年在北加州犯下50起强奸案。EAR调查员一直怀疑他到南边犯下了更多案件。霍尔斯飞快地描述了一下EAR的典型特征：案发地点是中产阶级或中上阶级的单层住房；夜间入侵；对象是熟睡的情侣或夫妇；捆绑被害人，并强奸其中的女性；偶尔偷窃，偷的基本都是对被害人有意义的私人珠宝，而不是价值更高的东西；戴滑雪面罩，所以很难辨明其长相，但有证据显示他穿9码鞋，A型血，非分泌性体质。

“很像我们的案子。”洪说。

霍尔斯和洪谈到这些案件时，他们的实验室采用的是不同的DNA分型技术，奥兰治县的是早期的STR分型技术。他们能比对的基因是DQA1，结果匹配，但他们也只能比对这一组基因。当时康特拉科斯塔的实验室也没有连接CODIS，也就是说他们不能连接到州数据库和国家数据库。洪和霍尔斯决定先保持联系，等康特拉科斯塔实验室升级运行后，再更新比对结果。

由政府资助的取证实验室都出现过人们能想到的所有常见的经济问题。经选举上台的官员们都知道，公众不欢迎缩减警察的数量，因此裁员就要选不那么显眼的职位，比如法庭科学家。实验室的设备也不便宜，实验室主管经常要反复提出他们的需求。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何过去就不景气的康特拉科斯塔实验室，花了一年半时间才赶上奥兰治县。2001年1月，康特拉科斯塔启用了STR分型技术，霍尔斯让同事戴夫·斯托克韦尔（DaveStockwell）重新检测一遍EAR案件中的DNA片段，看看用这三起案件的资料是不是还能得出同样的犯人档案。斯托克韦尔的回复是肯定的。

“给奥兰治县的玛丽·洪打电话，”霍尔斯告诉他，“我们有一样的技术了，和她比对一下。”

斯托克韦尔和洪在电话两头向对方大声念起了DNA标记。

“对的。”斯托克韦尔念到EAR的其中一个标记时，洪回答道。

“对的。”洪念出一个，斯托克韦尔答道。

斯托克韦尔来到霍尔斯的办公室。

“完全一致。”

2001年4月4日，媒体报道了这则新闻。《旧金山纪事报》（SanFranicle）的头条新闻就是《DNA表明1970年代强奸犯与连续杀人案有关》。没人在新闻出现前提醒过那些幸存的强奸案被害人，其中许多人在边吃早餐边看报纸时都吃了一惊。《萨克拉门托蜜蜂报》头版文章标题则为《连续强奸案新线索：案发多年后，DNA表明东区强奸犯与奥兰治县案件有关》。

令许多被害人感到更加不真实的，是《萨克拉门托蜜蜂报》头版上警探的照片。那是理查德·谢尔比和吉姆·贝文斯。谢尔比，个子高，脾气火爆，记忆力超群；吉姆·贝文斯——他的警察同事都开玩笑地叫他“豆眼”，没人比贝文斯更讨人喜欢，就算他是从50码外的地方大步走来，你也相信他是来平息事态的，他能让一切安好。

如今他们出现在头版，都老了。对警察来说，25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里程表上的数字也能说明这点。他们的表情中暗含了些什么，是窘迫？还是惭愧？他们猜想了一下他们的天敌现在在做什么。谢尔比猜他进了疯人院，贝文斯猜他死了。

几天来，霍尔斯边处理记者的来电，边沉醉于激动的情绪中。尽管他私下里仍然感觉调查工作才是他的使命，但他已经升任为犯罪学家主管了。责任在召唤着他，而且他结婚了，有两个孩子，年龄都还小。他没有时间研究DNA关联后合并起来的10000页卷宗，证据之多闻所未闻。乐观的情绪却在办案人之间膨胀，什么DNA档案？横跨加州的60起案件？他们只关心逮到他以后，谁来第一个审问他。

奥兰治县的拉里·普尔就是被指定的先遣兵。对普尔来说，有关DNA的新闻是个绝好的消息，但也令他感到有些气馁，就好像过去几年，他都把时间耗在了一个狭小而熟悉的房间里，却突然发现那只是一间仓库的附属建筑。

一些老警察坚持认为那个怪物已经死了，他们认为这些案件不值得调查，普尔则坚持要摆脱这种想法。他们认为，除非死了，不然因性冲动而连续杀人的犯人不会停止杀人；没准哪个正义的房主在他入室偷窃的时候射杀了他。他们说，别浪费时间了。

七个月后，太平洋西北地区的新闻证实了普尔的想法。2001年11月，媒体的关注点都转移到了另一个身份不明的连续杀人犯身上，他已经近20年没作案了，有人以为他早就死了，他就是华盛顿的“格林河杀手”（GreenRiverKiller）。原来，这个高产的妓女杀手一直活着，还活得很好，住在西雅图近郊。他为何放慢作案节奏？因为结婚了。

“是技术逮到了我。”杀人犯加里·里奇韦[83]（GaryRidgway）曾这样告诉警察，这说法就相当于对警察竖中指。但他是对的。多年来，他一直靠松弛的面部和暗淡的眼神愚弄警方。警方以为，里奇韦这样的笨蛋不可能是残忍的连续杀人犯，就算证据越积越多，警方还是——一如既往地——放走了他。

2001年4月6日，在媒体曝出东区强奸犯与初代夜行跟踪狂有关的两天后，萨克拉门托东区索恩伍德路一栋房子里的电话响了。一位60出头的女人接起了电话。虽然她的姓氏变了，但近30年来，她一直住在这栋房子里。

“你好？”

声音很低，语速很慢。她立即就认出了这是谁。

“还记得我们玩的游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