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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2页）

“可是，我喜欢这首歌。”我说。

“为什么？”

怎么说呢？一唱起这首歌，我的身子就会不由自主地轻轻晃动起来。那一跳一跳的轻轻快快的节奏，那洋洋自得的调子，不就象是咱摸着方向盘神气活现地坐在驾驶室里么？这歌简直就是专给咱司机写的，当然，那不是坐在雪橇上，是坐在咱的驾驶室里。嗨，盖了帽啦！一换档，把油门踩到底——七十迈！野外的大公路又宽又平，像飞机跑道一样，我的大“解放”要是安上翅膀，肯定能象三叉戟一样飞起来！

当然啦，咱喜欢开大“解放”。爸爸开了一辈子大卡车，参加过抗美援朝。还开车支援过西藏建设。咱一到运输公司车队，就是开的大“解放”，运货跑长途。后来，咱们交通厅陈厅长到运输公司车队“抓点儿”，说我技术好、聪明机灵，把我给调到机关开“上海”轿车。这小蚂蚱车开着不过瘾，城里街道上到处都是人，你车头的保险杠顶着他们的屁股了，他们还象逛公园似的不慌不忙地悠着走。你要是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吃了红灯，一路上所有十字路口的红灯都掐准了点儿等着你，跟在别的汽车后面吃灰，要多憋气有多憋气。

一唱起《铃儿响叮当》，我就想起开着大卡车在田野上疯跑的那个痛快劲儿！“冲破大风雪，我们坐在雪橇上，奔驰过田野，欢笑又唱歌……”风老是在我的耳朵根上使劲儿地吼，路边大白杨树乖乖地立正站着，像是迎接国宾的仪仗队。我就这么自自在在，神神气气地检阅着他们。大公路永远望不到尽头，率远跑不完。我只想永远这么跑下去，看看前面究竟是什么在等着我……这样的日子，那才是老头吃牛肉干儿，越嚼越有味呐！

彭曼听呆了，她仰着脸望着玻璃窗外，好像要竭力看到外面的什么东西似的，大眼睛上如同蒙了一层雾。她问我：“坐在大卡车的驾驶楼里到处跑，一定是很有意思的吧？”

我说：“那当然啦。坐在大卡车上跑长途，就好像是划着船到处漂游一样。”

人家的小孩都是从小睡摇篮、小竹车什么的，我可是打小就坐大卡车的驾驶楼。我父亲那时老开车跑长途，到东北装圆木、去西安拉机床、下云南、闯口外……什么地方没跑过？

大卡车的那个被璃窗呀，可比电影的银幕好瞧多了。东北那雪，嗬家伙，比棉被胎还厚。父亲用细麻绳捆住大墨镜的腿儿，缠在我的头上，说是怕我把眼睛瞅瞎。有一回运机器到内蒙，经过乌兰哈拉牧场时，车拋了锚。晚上，我们在草原上过夜半夜里，就听到好多小孩在哭，我隔着车窗四下瞅瞅，嗬家伙！草丛里好多蓝幽幽的萤火虫，不，比萤火虫大，是小灯笼。父亲打开车大灯一瞧，乖乖儿，是一群一群的狼！拚命按喇叭，它们也不跑。你是在动物园铁笼子里瞧过狼的吧？我们可是被关在驾驶室那个铁笼子里，让狼在瞧我们！

约摸有一年多的时间，父亲老是开车往西安跑。每天一到晚上，我们就能赶到一个县城里，可中午那顿饭，总是在路上吃。父亲好象算准了时间，太阳一爬到正头顶上，他准定把车开到一个叫渭川镇的十字街上，领我去吃羊肉泡馍。十字街口的那家羊肉泡馍店门前有两棵大槐树，怪模怪样地鼓着肚子。卖羊肉泡馍的这个店里的女服务员，也是个鼓着肚子的胖女人。大概是她的羊肉泡馍的味道特别好吧，路旁停靠的大卡车排得比火车还长。司机们从她手里端过象小磁盆似的大粗碗时，都爱骂骂咧咧地拧她几下。这个胖妇人挺喜欢我，老爱抱住我亲。她脸上油腻腻的，每回都弄得我腮帮上发粘，如同擦了厚厚的香脂一般。我不喜欢吃她的羊肉泡馍，那会辣得我张着嘴象小狗一样直哈气。但是，我喜欢她“乖乖娃，乖乖娃”的低低唤我的声音。闻到她头发缝里的油烟味，我直要哭。我想妈妈……

“你妈妈呢？”彭曼托着腮问我，“她怎么不管总是你爸爸带着你四处跑？”

我望了望彭曼，她的眼神是那么温和。我忽然感到，她好像是我的姐姐，或是我的妹妹。虽然，我是既无姐姐也无妹妹的。

“我妈妈。。。。。。爸爸经常开车出去，她，跟别人过了……”这话我从来没给旁人说过，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说给她听。

田螺螺：“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阿嫩阿嫩绿它刚发芽。”

我在机关食堂刚刚把第二天蒸馒头的面揉好发上，彭曼就来找我了。她很神秘地敲敲玻璃窗，招招手要我出来。看那样子，是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却又不愿让别的师傅知道。

“螺螺，到我的打字室来，快点儿！”她低低地说一句，掉头就走。我在后面跟着，像电影里演的那种听到秘密接头暗语时的情景一样。

在打字室的门前我停了脚。我不敢进去，因为有一回我探头探脑地想看看屋里的那台“叭哒叭哒”响的打字机，彭曼却“笃笃”地敲打着硬牛皮鞋底走过来说：“对不起。这是机要部门，外人是不许进的。”

我结结巴巴地道着歉想解释什么，但啥也没有说出来。我当然不是想打探什么机密啦，我只不过很喜欢那张小小的桌子；喜欢那脖子长长、勾着脑袋的小台灯；喜欢那有着密密麻麻空格，嵌满奥秘莫辨的铅字的铁盘，喜欢那象发报机一样“哒哒”响的打字键……

但是，这一切都被彭曼掩住的门隔开了。

而眼下，彭曼却亲手打开门，亲昵地拉着我说：“瞧你，还愣什么？快进来呀！”

我进来了，但只能踮起脚溜着墙根儿走。这是干什么呀？室内铺满了报纸，在报纸上，摊开了一床没有缝好的被褥。

“你能把它缝起来吗？一个小时之内！”

她总是这样说话的，像是下命令交代任务一样。我蹲下去掂了掂那床被子。被面整个缝斜了，被里子边上的针角长长短短，时深时浅，有几处还露出了棉胎来，仿佛是露了馅的包子。

我忍不住笑了，她也笑起来，但笑得很疲惫，嘴角松松地扯了几下，眼皮儿挺吃力地扑闪着。她歪坐在椅子上，用手拢了拢额前湿淋淋的刘海，她被这床被子给折腾苦了，也怪可怜的。

“谁的被子？”我一边纫针，一边间“你猜猜。”

“我猜呀，反正不是你的。你不说算了，机要部门的事情，我不打听。”

“你怎么知道不是我的，你怎么知道不是我的？你呀，看着老实，其实鬼着呢！”她娇嗔地起嘴。

“要是你自己的，你还不早让家里入洗了缝好，何必偷偷摸摸地躲在这里，干自己做不了时事呢？”

“谁说我做不了啦？谁说我做不了啦？我在部队时，就是自己拆洗被褥的。那被子设计得科学，就跟一个大袋一样，只要把棉胎装进去，缝一道就行了。哪像这种被子，中间缝，四边儿包，难弄死了！”

她这人，和你开玩笑也像吵架一样，要争个髙低。我笑了笑，动手拆掉她缝的那些七扭八歪的线，重新铺正了被里和被面，开始缝起来，棉胎是新的，又松又软，穿针引线毫不费力。彭曼挨近我坐下，羡慕地说：“你的手真巧。我昨天中午在机关食堂吃了你包的小包子，皮薄馅多，包子皮的上边儿捏得像百褶裙一样漂亮。我星期天在家跟妈妈一起包过包子，怎么都捏不好，上面老是一个大面疙瘩，死难吃。”

“包包子算个啥，我是跟我父亲学的。“怪不得呢。对，听说了，你父亲就是机关食堂原来的那个白白胖胖乐呵呵像老寿星一样的炊事员老田。你是顶他替他来的吧？你长得可真像他。”

我已经缝好了四个边，开始最后在被子中间“行线”了。

“速度真快。来，慰劳慰劳你。”她诚心诚意地拿块糖，硬塞进我的嘴里。苦，是块巧克力。我想嚼一嚼赶快咽下去，哟，又辣又冲鼻子，糖心里是酒……

被子很快缝好叠了起来。彭曼要我坐在她的小桌边，给我冲了一杯麦乳精。她望了望我，说不准是自嘲还是夸耀地说：“本来我也能学会缝缝补补的，可惜我出来工作太早了几岁，眼下现学现卖晚了一点儿，嘻嘻，慢半拍。”

我说，我十三岁就帮妈妈给全家拆洗和缝套被子、棉衣了。家里两个哥哥两个弟弟，我是唯一的女孩，是母亲做家务的唯一的帮手。

彭曼听了，感叹地说：“哟，你什么活都得做呀！你会打毛衣吗？”

“嗯，会。”

这说嘛。我和哥哥弟弟都小的时候，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母亲常揽一些给别人打毛衣的活来挣些钱贴补家用。母亲连让哥哥在我们家住的小胡同口墙土钉了块牌子。上面写着“代织毛衣、式样美观、收费合理”我还没上初中酌时候，就会打“平针”了。

彭曼高兴地搂着我的肩膀说：“哎，求你再替我做一件事情好吗？我早就想给弟弟打一件毛背心，我把毛线买回来，你给帮帮忙吧”

这算不了什么。我问她：“你要什么针儿？平针？上下针？真元宝？假元宝？要什么花？凤尾？蝴堞？水草？树叶？还是**、大麻花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