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暴,我更喜欢你这种诗的调子。你写的那篇小说——就是那个知青假装神经病回城市的,我一看就知道是用小姚做模特儿。”
“你看出来了?人生难得知己啊!”小文激动地说,“我自己觉得,那是我写得最深刻的作品。”
“可是,我不喜欢。小文,你想想,当时我们就感到神经上受不了。你说过,那样下去,你也会神经错乱的。难道你还要写出来让别人和你一起神经错乱吗?其实,我们在一起时,也有许多美好的回忆。”
文烨嘉用火热的目光望着小段,猛然拉住小段的手说:“过去的事,你还都记着?”
段竹青点了点头。
“竹青,我们永远在一起吧?”
“你也到栎山来?”
“怎么?!你不是当了团省委副书记嘛!廉姨说了,你以要求一下,做专职团干。多少农村姑娘都想往城市钻,你这可是不用钻就能进城的好机会。这样,我也能争取毕业时分配在省城工作。咱们一起……”
可是,段竹青却失神地摇摇头,缓缓抽回自己的手说:“小文,您是有才华的,我一直很钦佩您。今后,您如果有兴趣,欢迎您到栎山来,写写我们的新生活。”
暮色降临了。茫茫的夜色,茫茫的心事,小文完全沉默了。而段竹青又一次被城市那星群一样灿烂的灯光吸引住了。那灯光美丽、壮观,但依旧是陌生、遥远。她忽然想起要在这石壁上寻找自己十年前留下的诗句。但是,那些“到此一游”之类的题词早已被抹去了。段竹青只能从一片深深的划痕中依稀分辨出一个“旋”字来。然而,她无法断定这究竟是自己还是其他登临者留下的感慨的印记。
“旋”……什么意思?是说当年旋风般的生活吗?是……对,也许,是说这塔梯的道路回旋往复吧。唔,生活的路也是这么回旋着的。此刻,她又回到了十年前涉足过的地方。然而,这并非简单的回复。即便是眼前依旧迷人的城市夜景,也仿佛给人留下了完全不同的印象。段竹青觉得,那镶嵌着华灯的街道不再是延伸着,延伸着,一直通向那神秘莫测的宇宙,倒实实在在地更象栎山脚下闪闪发亮的竹竿河。而那珠堆玉砌的建筑群呢,也不再是什么仙境般的天宫啦,倒挺象是栎山坡上的那个新建俱乐部呢。
后记
一九六八年的秋天,我做为全国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那时候,我绝没有想到十几年后,我会为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撰写后记。
我才十八岁,正是读书求学的年龄,可是我的学校生活却已经结束了(准确些说,在十六岁那年就结束了)。每天清晨起床,我和社员们一起挑着粪担,到县城去挑粪,来回七八里路,在“工分手册”上记下两个工分。我光着脚,把稻草和麻绳头踩进泥巴里,然后用铁叉把泥巴叉起来,垛成厚厚的墙,为自己盖起了新居。我是诚心诚意接受“再教育”的,而且立志“千一番事业”,“大有作为”。那些憨厚善良的伯、叔、兄、嫂们手把手地教会了我犁地、耙田、割稻、挑谷……。虽然他们不明白我们这十几个知识青年为什么要到属于他们的这块土地上与他们“抢饭吃”,但他们每逢年节都要把我们当做亲人一样请到自己家里,用酒菜盛情款待。那一段生活是艰苦的,当我在县城为了挑得一担粪而受到别人喝斥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到达了生活的底层。然而,这里自有创造的愉快,当我驾着牛犁出第一块田的时候,当我用手扶拖拉机“打米”,为生产队挣来副业收入的时候,当我在暴风雨的夜晚,把田里的稻捆运到场上堆垛起来的时候,当我把按工分分得的口粮,挑到知青户里的时候……我充分地意识到我是有力量的,我迈出了独立的人生的第一步。
在学校的时候,我是一个优等生。数学老师鼓励我做华罗庚;外语老师给我描绘做翻译的诱人前景;音乐老师要我参加辑文艺演出队;语文老师给我的作文评分总是在九十分以上……家长、老师、同学鄱认为我会顺利地在本校升入高中9考进一所想的大学,可是我却傚了一个靠工分吃饭的农民。
有人说过,我们这一代青年是被十年动乱耽误了的一代青年。然而我想,倘没有那十年社会大学的教育我充其量只能写出些词藻堆砌的中学生作文之类的东西,是断断写不出什么“小说”来的。在那十年里,我目睹了人生命运的戏剧般的升降沉浮,体味到了怪味豆般的悲欢离合,我的心变得早熟了。
当农民的时候,夏天,滚在稻场上睡觉,我喜欢听社员们讲那些粗俚而又机智幽默的笑话。冬天,和社员们一起打硪,我学会了并且顺嘴编出了许多新的硪歌。当我十五岁,在学校里加入共青团的时候,我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诗。在农村,我在这同一个笔记本上续写了生活给予我的带韵律的新的感受。
我后来入伍到了部队,加了“围湖造田”的“战斗”。我驾驶着履带式拖拉机,用巨大的开沟犁在荒凉的湖滩上开出了棋盘式的排灌渠。南国的骄阳,使驾驶室里温度高达四十多度。把水田中筷子粗的蚂蟥放在车身铁亮上,它们立刻就会被烤成“干虾米”。我们在荒湖滩上种下了稻谷,我同时也给自己种下了多种可怕的疾病。不久,我进了部队文艺宣传队,用战士的感情写起“兵歌”来。诗、歌词、相声、数来宝、小歌剧、小话剧……什么都写。活跃在我身边的人物促使着我,生活的**挟持着我,使我身不由己地成了一个拿笔的战士。
我到河南省信阳地区文化局创作组工作以后,曾作为“学大寨工作队队员”,又一次到了原来插队的大别山区,住在社员原来喂牛的牛屋里。我干过许多蠢事,也干过一些好事,并且和生产队磨豆腐的一位“富农子弟”交上了朋友。我的一些小说稿就是放在他的豆腐挑子上,由他翻山越岭顺带着送到县城邮局发寄,而后变成铅字的。
在《河南青年》杂志工作的那段时间,我有了更多的机会了解到青年朋友们的苦恼和欢乐。于是,我的笔下就更多地出现了他们的形象。
三十三年的人生,当然远远谈不上什么丰富的阅历。然而从十六岁起,我的的确确经历了十七年变幻多样的生活。我用笔记录下了自己对周围生活和各种人物的感受。这些作品是不成熟的,它们是我远未成熟的人生的映照。我想,等我真正成熟起来,一定会对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产生惶愧的感慨。然而,我那时更会以感念的心情忆起曾经扶持这本书出版问世的福建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