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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6日一早，一行三辆漆黑锃亮的1935年产福特牌轿车，从将军衙门驶出，前后相跟，刚刚加速，走到祠堂街就被人群挡住了，走不动了，“压”在了少城公园边上。

这种情况以为绝无仅有。坐在第二辆车上的刘湘，深以为异，不禁伸手将蜀绣挑花窗帘微微挑开一些，往外看去。原来前面过来了一队抗日游行队伍，状况让他感到惊讶、惊喜。

走在最前面的是两个身穿短褂排扣服的工人，手中高举一幅“成都人民团结反日游行”横幅，之后是长长的队伍。队伍中，有穿长衫的士绅，更多的的穿短褂的下层劳苦人；还有市民、商人、青年学生……他们从西御街而来，沿途振臂高呼口号：“誓死争回东三省！”“誓死争回青岛！”“誓死不当亡国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散发传单。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群众与他们互动。

民心可用！刘湘见状精神一振，兴致勃勃地注视着外面的情景。因为围的群众太多，游行队伍在平素清幽无比的祠堂街停了下来，搞起了活动。

“呱哒、呱达！”游行的队伍中走出一位身穿灰白长衫的中年艺人，将手中金钱板一打，边说边唱，做起抗日宣传。金钱板是在四川民间流传甚广，深受群众欢迎的一种民间曲艺，其道具只有艺人手中的三块竹板。他一边敲打打金钱板一边唱《反对日本在成都开设领事馆》：

这几天成都闹喧喧，你要问这是为哪件？

为的亡国事儿在眼前。亡国事是哪件？就是日本人勾通了汉奸，想在成都设领事馆，想把我四川人当老宽（顺民）。

领事领事不简单，这是要拿绳子把我川人捆来索子拴。

东三省就是个活例证，日本人先在奉天设领事馆，一步一步将我们往里面框……

这个人说的是，这些年日本人为了深入西南内地，多次向南京中央政府要求在成都开设领事馆引起的风波。年前，日本人在没有得到四川省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来个先斩后奏，为造成既成事实，在大昌饭店将日本领事馆的牌子挂了出来，在中央地下组织的暗中组织下，成都人民如火上浇油，包围了大昌饭店，焚烧了非法的日本领事馆，还打死了两个日本人。过后日本一个外交代表团到在成都对他兴师问罪，被他打了转去。月间，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向来革命不落人后的成都人民，连日掀起的抗日声浪，一浪更比一浪高。想到这里，甫帅不禁调头看着近在咫尺的少城公园深处，那像一把利剑直指云霄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1911年（辛亥）最先由四川人民引发的保路运动，就像是一星迸溅的火苗，迅速引发了全国的旨在推翻统治了中国近270年，越到后来越腐杇没落的清王朝的统治。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高度评价四川的保路运动：如果不是四川的保路动动，那么，清廷的被推翻，民国的建立，至少要往后延迟一年半载。

所谓保路运动，就是清末由光绪皇帝批准修建的一条由湖北武汉经重庆直到成都的川汉铁路。还有一条粤汉铁路。规定，这两条铁路由沿省自主经营，自主投资。然而后来，清廷中人勾结英法德美等国，借外资修路，出卖主权，主权收归国有。这就最先引发四川人民奋起反对，并组织保路同志会，在孙中山的同盟会领导下的四川人民如火如荼的保路斗争。接着，湖南、广东、湖北全国多省纷纷响应。其中，尤以四川的保路运动最为激烈，参加者达数十万人。不用说，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遭到了清政府的残酷镇压，牺牲惨重。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就是事后1913年（民国二年）川路总公司为了纪念这个事端，更是为了纪念在这场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修建的，至今巍然耸立在寸土寸金的成都市市中心人民公园（当时的少城公园）中，是国务院公布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碑通高31。85米，砖石结构；由碑台、碑座、碑身、碑首四部分组成。纪念碑碑台仿照铁路月台修建，呈圆柱形。碑座与碑身为方锥形，其中碑座四面分别是铁轨、火车头、信号灯、转辙器和自动联接器的浮雕图案。而碑身四面嵌有长条青石，四面都刻有“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字样，由当时四川书法家张夔阶（东）、颜楷（西）、吴之英（南）、赵熙（北）分别用楷、草、行、隶4种字体书写，每个字大小约有1平方米。非常壮观！

就在刘湘抚今思昔，豪情汹涌时，副官张波前来请示他，是不是出示甫帅的牌子，让游行队伍让路，被甫帅断然拒绝。

看一看吧！甫帅说，看一看四川人民对日寇如何义愤填膺有好处。我也好把四川人民坚决抗战的决心带到南京最高会议上去。

说得副官张波连连说好。

甫帅继续注意着打金钱板，宣传抗日者。他的金钱板打得好，声音清朗，时而激昂慷慨，时而悲怆难抑，说词也妙。他用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语言，对日本如何一步步侵占东三省，扶持溥仪当上伪满洲国儿皇帝的事件，及在日本在东北犯下的桩桩罪行一一作了形象的罗列。最后用煽动性的语言这样道：

说罢东北同胞血泪史，颗颗泪儿湿衣衫。这领事馆深沉又狠险，把中国人好比猪一圈，任他日本人来牵拴……等到他日本人都布满，那时节就到了亡国的一天。当他的奴隶谁都不愿，莫奈何要受熬煎。唱到这里高声喊，大家把办法来详参。大家抱定一个主见，不准日本人在我成都开领事馆才是生死关……

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哭泣起来，更多的人磨拳擦掌。此情此景，让刘湘想起昨天的一幕。就像每次有重大事件需要议决一样，昨天，他在将军衙门召集所有有关方面重要人员，他在会上提出，在他马上要去南京出席的最高国防会议上，他要向中央代表四川人民坚决要求中央抗日，并慨慨请缨。要竭天府之国四川所有的人力物力支持抗战。在抗战中，将四川打造成抗日的坚定后方和坚强的抗战堡垒。并会在会上提出，他立即组建两个集团军出川抗日种种，具体而详尽。说完后，他像征地征求大家意见。一时，大家都惊了。他的举动空前绝后，与以往判若两人。自然地，很多人都表示不同意。理由很简单，这么多年，老蒋想染指四川，手段使尽。而甫帅为了对付老蒋，也是伤透了脑筋，而如此一来，岂不是将四川送给了老蒋？！

等大家表达完这些意见，担心后，甫帅的一段话很沉痛也很动人。他说，军人军队是用来保卫国家的。然而，我刘甫澄这半辈子都是关起门来打内战，现在想起来都不好意思。常言说得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闻鼙鼓而思良将！”“位卑未敢忘忧国”，何况我们在座的还不是位卑！不错，我承认刘甫澄打了这么多年仗，就是要争个四川王，我在位期间就是不准老蒋插手四川。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如果中抗日，我们的国家就会亡。“城门失火，殃及鱼池！”国家都没有了，哪还有我们的四川？哪还有我刘甫澄？哪还有我们在坐的人？

不说了！他说到这里，很武断地将手一挥，如果到了这时候，我们还猫在天府之国不抗日，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甫帅在四川有崇高的威望和威信，他把话说到这种程度，谁都不再说什么了。先前有些提不同意见的人，受到他的感染，显得很不好意思。

抗战游行队伍终于过去了，街道宽阔整洁，由街两边梧桐树围着的书店很多，最有文化氛围的祠堂街又恢复了清幽平静。三辆轿车又行，穿行在梧桐树笼罩交织的绿色隧道中，车辆触地驶过，发出好听的沙沙声。

成都凰凰山机场到了，甫帅下车时，向来耳目灵通的成都多家报刊记者将甫帅围了个水泄不通。甫帅在接受记者采访谓：“上月七七事变当日，甫澄即与全体川军将领向中央请缨抗战，表示决心在中央暨蒋委员长领导下，同心协力，共赴国难，共御外侮。甫澄对全川各界同仁，全川人民所表示的救国抗日热忱深为感动。甫澄此次赴京参加最高国是会议，必将我川人此抗战决心转达中枢，决不有负殷望。”

在人们的热烈的欢送中，刘甫登上中央派来接他的专机。专机在跑道上滑动，加速，拉起，秋阳下一闪，升在高空，向着东南方向，很快不见了踪影。

当天，四川各大报刊俱发表了他在机场谈话及《为民族救亡抗战告四川各界人士书》谓：

“中华民族为谋求巩固自己之生存，对日本之侵略暴行，不能不积极抵抗，此盖我全国民众蘊蓄已久不可动摇之认识。今者，自芦沟桥事件发生，此一伟大之民族救亡抗战，已经开始；而日本更乘时攻我上海、长江、珠江、黄河流域各大都市，更不断遭其飞机之袭击。我前方将士，奋不顾身，与敌作殊死战，连日南北各路，纷电告捷。而后方民众，或则组织后援，或则踊跃输将，亦均有一心一德，誓复国之概。

“而我国人民必须历尽艰辛，从尸山血海中以求得者，厥为最后之胜利。目前斗争形势，不过与敌搏斗于寝门；必须尽力驱逐于大门之外，使禹城神州，无彼踪迹，不平条约，尽付摧毁。然后中国民族之自由独立可达，而总理国民革命之目的可告完成也。惟是艰苦繁难之工作，必须集四万万人之人力财力以共赴。而四川为国人期望之复兴民族根据与战时后防重地，山川之险要，人口之众多，物产之丰富，地下无尽矿产之足为战争资源，亦为世界所公认。故在此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期间，四川七千万人民所应担荷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我各军将士，应即加紧训练，厉兵秣马，奉令即开赴前方，留卫则力固后防……

“湘忝主军民，誓站在国家民族立场，在中央领导之下，为民族救亡抗战而效命。年来经纬万端，一切计划皆集中于抗战！”

刘湘到达南京当天晚上，应邀到委员长官邸参加一个高级别的小型重要会议。刘湘一进委员长官邸的小型会议室，立刻感到气氛不对。会议室里，该到的都到了，有军政部长何应钦，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大本营秘书长张群、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国民党中央政府秘书长陈布雷、外交部长王宠惠、宣传部长周佛海等，他们围着在一张椭圆形会议桌两边，凝神屏息，好像在注意倾听什么。看到他进来，大家都只对他点了点头，就连向来极擅长人际关系的四川老乡张群，见到他，也显得心不在焉的样子，好像还有些紧张。点点头，赶紧调过头去，注意倾听。他坐下来，一下就注意到，上首两个位置是空的，显然，这两个位置是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开会的时间到了，他们却不在，屋子非常静，全都在侧耳凝听。原来，隔壁一间屋子里，汪精卫正在同委员长大声争论着什么？不，是在争吵！刘湘注意听去。

“汪先生！”蒋介石说：“作为一个领导全民抗战的民族领袖，我何尝不知中日力量对比殊悬？何尝不知‘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我们一旦对日宣战，我们的力量就会大量消耗，就会让共产党坐大，赤祸横行！

“但是！虽我再三退让且昭告日本人，只要他们肯停战，只要他们肯承认长城以南我主权完整，满蒙的问题以后再谈，我就答应与他们实现和平。而现在日本人是步步进逼，过了黄河，过了长江，逼我与他们草签城下之盟，这怎么行？如果这样，不要说共产党会趁机兴风作浪，全国各族人民焉能答应？现在的情形，好有一比，犹如一辆已然启动了的巨型车辆，陡然去刹车，那是要翻车出车祸的，嗯！”

“那么！”汪精卫反驳：“年前德国大使陶德曼居间调停中日和平，日本人要价比现在还高，条件比现在还要荷刻，你却能答应。若不是签字时，你在河南前线往来奔波捉拿韩复榘，孔（祥熙）院长作不了主不敢签字，错过了时机，中日之间那时就达成了协议，实现了和平。现在，日本人接二连三下我上海、广州等大片土地之时，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反而比以往温和。我就不明白，在这个最应该与日本人达成谅解，实现和平之时，你作委员长的，为何反而不能接受呢？”说着，汪精卫着语气严厉了：“国家是人民的。当领袖的不能凭个人的喜怒哀乐，情绪变化来决定国家民族的命运吧？”

“唔，我蒋某人用不着你来教训！”蒋介石被激怒了，不由得提高了声音：“汪先生，你太过分了！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日本人要我下台，你也跟着起哄逼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