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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肯定地点一下头。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看上去弱不禁风，但说话办事，利索干脆，走路如风，筋骨如铁。生活上有个大姐，工作上又像大哥，总之她是个特殊材料组成的人。”马识途这样评价她。

重庆之后，她又回到了上海。

这时的上海，是一个垂死的政权企图借以作为继续苟延残喘的最后一块“富国之地”，因此反动政府对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更加警惕，加倍追寻“苗头”，一旦发现有“共党”活动，立即采取残酷镇压。作为中共上海局组织部长的她，承担着更加艰巨和繁重的任务，既要发展组织，更要保存实力。一向勤俭和清廉的她，现在偏偏要天天装扮成“阔太太”，穿梭在“十里洋场”，以求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党的工作——她的性情变得更加“铁青一块”，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很少有笑容，即使在党内，所有的话语也都是“大姐式”的。听到有人背后议论，她不以为意道：“只要少牺牲一个同志，你们恨得我咬牙切齿也无所谓。”她清楚，在革命队伍里，多数同志也是有家有室的人，失去另一半的痛苦，她已经尝够了，“我不想让其他人也去尝试这份痛……”为这，她作为党的组织部长，对人、对干部的要求就是比一般人严出许多。

上海要解放了！许多在地下工作的人都渴望早一刻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去自由地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和敞开胸怀去高唱一首歌，而她，就是为了满足更多同志们的这种愿望，只身去了香港，去一家一户地做工作、作动员，将滞留在香港的那些国宝级知识分子带回祖国……

新中国成立，她成为了第一任监察部部长。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主席建议时就这样认为：她是一个没有个人私事挂念的人，也是一个没有私心影响工作的人。是的，她的爱人早已牺牲在上海龙华，唯一的一个孩子在苏联也再也没有找到。她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她说她除了是他的“芳妹”外，就是一个“革命的女儿”了！

“生还”何处寄萍踪，

聚雨狂风肆逞凶。

几度铁窗坚壮志，

千番苦战表精忠。

丹心贯日情如海，

碧血雨花气若虹。

三十一年生死别，

遗篇再读忆初逢。

1962年清明时分，她手捧她的“曼”的遗作《俘虏的生还》再版，一边拭着泪，一边写着如上诗篇，眼泪再次在无人的时候流淌起来……

3年婚姻中不足100天在一起之后，就是31年的漫长永别。她也从一个年轻漂亮的少女，变成一个日无笑脸的“老太太”——除了当年的战友们依然唤她“大姐”外。似乎，除了“女监察部长”的性别色彩外，她就是一个典型的“革命老太太”！

她以对她的“曼”的忠贞坚守和对党的忠诚奉献，作为“修炼”的最高境界，一直到被江青、康生等迫害致死，她连一声叹息都没有，只留下“朝前看”三个字，保全了“芳妹”完美的肉体与灵魂，去天国与她的爱人——“曼”团聚。

后人在议论这位革命的“大姐”时，总有几多唏嘘，因为她一家三口，为了革命，生死三地，绝后无继。可我想，她留在世上的最后三个字“朝前看”，难道不是一个革命者最完美的希望和理想吗？

朝前看能看到什么？朝前看，就是看到了今天的我们和我们伟大的新中国呀！

她和爱人的他，还有他们失落在异国的那个孩子，当看到今天我们蒸蒸日上、如此繁荣富强的祖国时，她和她的“曼”以及他们的孩子，就会在九泉之下笑颜盛开……

上海人民对她感情笃深，对她和他（她的“曼”和他的“芳妹”仅有百日在一起的革命夫妻传奇与忠贞的故事）格外敬重，将她与她的烈士丈夫——“曼”（谭寿林）一起作为革命烈士列入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内。而她一生对革命和党的忠诚及对爱情的坚贞，以及最终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也够得上一位烈士的称号。

写完钱瑛和她爱人“曼”的铁血浪漫故事后，我又异常意外且十分惊喜地从一个封存了六七十年之久的“历史”旧档里，读到了36封由一位革命烈士写给他爱妻“文妹”的情书。这些“情书”里每一封都流露着对妻子“文妹”的那般如火如焰的爱，令人热血沸腾，因为这些“情书”封封犹如火焰一般喷射，恰似决堤的潮流一般奔涌，又好比惊雷后的大雨一般磅礴……一句话：太炽烈，甚至还有些“肉麻”。（不用笑，革命者的年轻夫妻间，难道不允许有些“肉麻”的情调吗？）

后经细心地拂去历史尘埃后方知，这火一般的情书，原来是中共重要领导之一、我党最早的军事人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一飞所写，我感到无比震惊和好奇：原来职业革命家的内心也有“如岩浆喷射一样的爱情”啊！

还有一点也令我十分意外：他的“文妹”，也就是其妻陆缀雯，竟然还是我的“老乡”（江苏太仓人，其出生地与我出生地相距只有十几分钟路程）。可贵的是，我的这位同乡也是位忠诚的地下党党员，不到21岁就到了上海读书，“五卅运动”中一直站在学生运动的前列，是青年女学生中颇为活跃的人物，由早期革命家宣中华介绍入党。中共负责人罗亦农出任上海区委书记时，陆缀雯就在区委机关担任机要员。那个时候，王一飞是中央军委秘书长，由于军委机关还没有建立完备，所以王一飞常把一些重要的机要文件交陆缀雯保管，就在这期间，年轻的我党革命军事领导人也悄悄把爱情“存放”在这位秀美端庄的江南女子那里——1926年2月7日，这是这年农历春节期间的一个好日子，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在上海结婚。在地下斗争的特殊环境下，他们的结婚仪式异常简单，没有盛宴，没有喜糖，没有任何繁文缛节，也不用什么登记，也不需要谁发证明，只要用共产党员的党性表示自己对爱情的忠诚。王一飞曾在一封家书中如此形容他们这些革命者的婚姻：“一桌，一椅，一张单人床，两个人睡到一起，就是一个家……两个共产党员的结合，除了志同道合，就不需要其他理由。之后，就可能是因革命工作的需要而分分合合，分比合要多得多！”

王一飞后来的革命生涯，言中了自己曾经对“革命者家庭”的这番理解。

作为我党第一批被派往国外学习的军事人才，1925年2月，王一飞与叶挺、聂荣臻等从苏联著名军事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被党中央留在上海筹备中央军委机关，并出任军委秘书长。1927年3月18日，北京发生军阀屠杀爱国学生的血案后，党的负责人李大钊不能再公开露面了，中央便决定派王一飞调往北方工作。刚过新婚蜜月的王一飞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妻子，并让其赶紧收拾行李，准备一起前往北京。但转眼王一飞又匆匆赶回来说北京不去了，中央让他马上到武汉。

“那我还去吗？”陆缀雯问。

“你暂时不去，留在上海。”王一飞说。

陆缀雯便赶紧把打包好的行李拆开，拿出自己的一半东西，又将另一半捆扎好后，叫来一辆黄包车，送丈夫到了火车站……

这对革命的新婚夫妇就这样仓促离别。

王一飞乘车到达南京下关码头后，匆忙中才赶上往长江上游开的那班航船。此时，蒋介石反动集团屠杀共产党人的血腥行动，已在全国各地到处溅血，肩负党的重任的王一飞一方面亟待能够火速赶往汉口，与先前到达那里的中央领导们会师，一方面又牵挂着独自留在上海的新婚妻子。面颊贴在船舱木窗口的王一飞，双目凝视着被远远甩在船后的滔滔江水，思念新婚妻子的涓涓柔情油然升腾，他知道前面的九江码头可以发信，于是便从口袋里抽出一支派克笔，给妻子写下分别后的第一封“情书”——

缀文我爱：

今天是别妹后的第三天了，消磨这几天的光阴，实在困难！请先让我把几件事说一说，然后告诉你“我的胡思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