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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重述01（第1页）

历史重述01

对历史的简化叙事

王尧：我注意到，近年来你在重新阅读中国典籍。我由你的写作，包括读《暗示》，感觉到你这几年读书是由西转中，或者试图能够融通中西的某些方面。以《暗示》为例，你提到的典籍就有《二程遗书》《淮南子》《论语》《孟子》《荀子》《墨子》《礼记》《左传》《世说新语》《易》《六祖坛经》等。这是否意味着你在重新理解中国思想文化？

韩少功：这个兴趣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就有了，但当时由于工作忙的原因，精力有些分散，没有好好地补上国学这一课。我虽然毕业于中文系，但底子薄，上学时的课程安排也不够理想。要知道，那时候我们七七级学生还得批判流沙河和丁玲，还用一些“文革”时期的教材，直到三年级、四年级时才有所改变。

王尧：在当时的大学制度中，课程的安排除了意识形态原因外，也与对中国传统的认识有关。“五四”以来，如何对待传统一直是个问题。说“传统”也许太大太泛了。八十年代文化热，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而且言必称孔子孟子庄子，其实我们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的局限在文化热中暴露出来了。

韩少功：任何传统都充满着内部的差异和矛盾，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也常常同自己过不去。孔子主张“谋道不谋食”，一会儿又说广学也，禄在其中”，还是惦念着钱。一个人尚且这样，说话没个准儿，何况一个学派，何况一个文化传统呢。所谓“传统”是这么大，文史哲，儒佛道，从先秦发展到晚清，实在是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所以我们谈传统经常只是大体而言，是简化的叙事。

王尧：从宽泛的传统具体到中国的经典文化，我们就发现，中国的经典文化并没有在故纸堆中死去，我们今天的生存以及我们的世界观都与经典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少，它是我们不得不背靠着的思想资源。另外，重返经典也与当前的知识危机有義。

韩少功：李泽厚说过一句话：广义的儒家是中华民族活着的文化心理结构。我当时当编辑，编发他的文章，对这一句话印象深刻。经典文化确实不是什么故纸堆。如果有时我们要翻一翻故纸堆，那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今天这些活人，并不是要为死人守灵。

一个作家要了解人，不了解人的文化来历和文化状态，不是很没有道理么？现代中国人对文化遗产批判很多，一言以蔽之封建文化、落后文化、反动文化，但缺乏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即便是封建什么的，你不研究是无法批判的。批判宋代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几乎是“五四”以来知识界的共识，其实是制造一大假案。程颐有过明确的解释天理”是什么？是“奉养”，即人的正常享受；“人欲”是什么？是“人欲之过”，即过分的贪欲。所以整句话的意思是“存正常享受，灭过分贪欲”。孔子说“惠而不费”“欲而不贪”，也是这个意思，其实没有什么大错。新派文人们望文生义，把它理解为一味禁欲，自然就十恶不赦了。这是把儒学弱智化，其实也是把自己弱智化。

王尧：中国在文化上的落后，大致是在清朝中期以后。近代以来，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常常习惯于埋怨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成为挨打的屁股。这就像中国人说到穷，常会埋怨祖上不富一样。说到中国的落后，就要说到中国文化。

韩少功：穷地方也有好文化，“礼失求诸野”，“野”不就是穷地方么？如果说穷国的文化不好，那么该挨板子的首先应该是西方。因为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大部分时候都比西方富强。邓小平南巡讲话，说中国穷了几千年了，不能再等啦。这种强国富民的急切心情可以理解，但说法上有点问题。因为中国在汉代并不穷，在唐代也不穷，而当时西欧、北欧、北美几乎还是不毛之地。中国在宋代以后也有几段时期发展得还不错，虽然整个国势往下走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十八世纪初还能在欧洲刮起“中国风”，丝绸啊，瓷器啊，茶叶啊，把欧洲贵族们都迷住了，一个个都认为月亮只有中国的圆。在全球航海贸易开始的初始阶段，中国一直是顺差，白银都往中国流，这在著名史学家·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里有详细研究。因为中国的货品在西方大受欢迎，而欧洲货品没有多少能让中国人感兴趣。最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没办法了，要消除贸易赤字，只好从印度运毒品来，才打了场鸦片战争。回顾这两千多年，若依照发展至上的思路，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多时候是强势文化和优势文化，有什么丢人的呢？遇到挫折和失败，只是近两百年来的事情。我们当然不必认同发展至上论，不必像阿Q那样夸耀祖宗，但也没有必要因为出于一种意识形态的需要来掩盖历史。

王尧五四”以后的很多史学观念都是舶来品，有“西方中心主义”很深的烙印。西学之名，据说始于晚明。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列了算学、电学等二十七门，后来徐维则又扩大到三十一门，现在已经不知道多少门了，中国大学各专业的课程表恐怕是一个比较完备的西学目录。西学的“形象”在中国也就是“西方”的形象。西学东渐改变了近代中国。

韩少功：西学东渐，中国人受益匪浅，包括打破了自己旧史学中的道德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框架，但也出现了盲目照搬。比如教科书曾划定人类的几个历史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这么一阶一阶走的。还把奴隶社会锁定在铜器时代，把封建社会锁定在铁器时代。但据钱穆考证，即使在中国奴隶最多的年代，即使把主人收养的门客都算作奴隶，奴隶也只占总人口的三十分之一，怎么能说那是一个“奴隶社会”？为什么西方有一个奴隶社会，我们就一定要有一个？马克思谈到“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亚洲历史是搁置的，是留有余地的。把“五阶论”强加到中国头上，是中国人作茧自缚。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法国直到十八世纪才废奴，英国直到十九世纪才废奴，美国最初的经济发展，就是靠了数以百万计的黑人奴隶办农场，是典型的奴隶制资本主义。与此同时，俄国直到十九世纪，光是保留的男性农奴就有一千多万，给资本主义提供廉价劳动力。巴西、古巴等南美国家的奴隶制，甚至一直残存到二十世纪前不久。这些都是“五阶论”所遗漏了的事实，是绕不过去的疑点。

奴隶制不仅仅是欧洲史的一段。事实上，如果说欧洲文明有什么特色的话，宗教、法制、民主、形而上学等等是特色，奴隶制也是特色之一，一直延伸到所谓封建时代和资本时代，与不同的生产技术和政治体制有过不同的结合。奴隶制不过是人畜关系在人际社会的复制，是一种游牧民族的“牧民”的方式。

重述历史是反思现实的需要

王尧：你在这些年的文章和谈话里，经常提到这个游牧生活方式与农耕生活方式的不同。

韩少功：要了解欧洲传统，不了解游牧至少是瞎了一半。除了一些沿海城邦，游牧曾经是古代欧洲人主要的生存方式，或者至少是主要生存方式之一。他们为什么吃饭用刀叉不用筷子？这就是牧民习惯，把猎具当成了餐具。为什么最喜欢烧烤的面包和牛排？还是牧民习惯，流动性强，缺少固定的厨房以及锅灶，只好野外烧一把了事。西服为什么最多采用毛呢和皮革？还是牧民习惯，因为这些材料最容易得到，是畜牧产品。还有，他们为什么乐于流动迁移？为什么善于交际以及公开演说？为什么有过骑士阶层而且动不动就决斗？为什么有史诗、歌剧、美声唱法、奥林匹克？为什么娱乐的项目多为骑术、赛马、马戏、奔牛、斗牛、击剑？……这一切现象后面都有牧人的影子，有牛马味和草原味。

王尧：别看西方人早就现代化了，坐上汽车不骑马了，但文化遗传的痕迹还比比皆是。

韩少功：欧洲人最恨别人吃狗肉，与他们对牧羊犬的感情可能是分不开的。美国人喜欢枪，禁枪法案在国会总是通不过，与牛仔们对武器的感情也可能是分不开的，不仅仅是一个自由不自由的问题。有些中国人常常用农耕社会的经验去想像西方，结果就闹出一些误会。有一本走红的书，写到法国皇帝在凡尔赛宫开舞会，与臣民们一起跳舞，于是开始感叹：你看人家多风雅啊，多文明啊!哪像中国的皇帝呢？其实，跳舞是牧民们闲下来时最常见的娱乐方式，就像书法、篆刻、曲艺等等是中国农耕民族的传统，没有什么奇怪。即使那个法国皇帝是个好皇帝，但跳舞也不能成为证明。正像一个法国作家不能因为中国皇帝写诗、编书、写字、修史、唱戏，甚至装模作样地犁一下田，就惊讶万分，就认定中国皇帝比法国皇帝更高尚，或是中国文明一定比欧洲文明优越。

王尧：这涉及到解释学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总是在自己的知识背景中去认识他人，或是从今天的知识背景中去认识传统和理解过去。古与今是个纵向的互相参照。

韩少功：古代欧洲人畜马畜牛，结果很自然想到了人，便把人也畜了，闹出了一个奴隶制。他们看斗牛和赛马不过瘾了，就想看看人是怎样互相斗，这样就有了古罗马的奴隶角斗。在东方，西藏同样有奴隶制的漫长历史，同样是对人畜关系的一种复制。这是农耕文化里不那么主流的东西。

王尧：每一个制度后面都有复杂和深远的历史因素。

韩少功：我有一个朋友是出版商，不久前说想出版一套新编中国史。他到乡下找到我，与我讨论史学。我说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没有多少意见，但作为一个读者，总的印象是：我们现存的大部分史学教科书是见瓜不见藤，见藤不见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种史学基本上是帝王史、政治史、文献史，但缺少了生态史、生活史、文化史。换句话说:我们只有上层史，缺少底层史，对大多数人在自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生存状态，缺少周到了解和总体把握。

王尧：中西方史学恐怕都有这个问题。

韩少功：钱穆说中国史学重人，西方史学重事；又说中国史是持续性的、绵延的，西方史是阶段性的、跳跃的。这都是很精彩的创见。但他的眼光还是局限于贵族和精英，具有儒家传统中最常见的缺点。他曾经寄望于国民党政府，觉得蒋介石代表了贵族，有正统气象，因此对一九四九年的结局十分困惑茫然，身为历史学家却解释不了这一段历史。

王尧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钱穆写《国史大纲》时首先感到苦恼的就是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