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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不为妒鱼脍（第2页）

车至甘霖镇口，随便问一位卖水果卖菜蔬的小贩：“老三头家在哪儿？”反问道：“老三木佬佬，毫噶人家的老三？”便说：“蔡家的。”手一指：“往蓬介块去。”

听母亲说，从前蔡家的大台门在甘霖镇还是很扎台型的，日本鬼子占领后一把火烧得只剩残垣断壁。日本人为什么要烧蔡家台门至今还是个谜。二姨娘嫁过去的时候，蔡家重修了家园，自然是没有从前的气派了。

建雄早在巷子口等着了，很有经验地指挥小车倒、进、停，停在一棵老偷树的树阴里。我们下了车，建雄引我们进门，一院子大大小小十几口人，杀鸡斩鸭正忙着，都住了手，参参差差地叫：“大姨娘。”母亲关照道：“老三头，不要弄许多菜，我牙不好，咬不动的，都告酱了。”建雄说：“大姨娘，这是简便不了的，你千年难得回来一次的，我索性把三姨父和杏珍杏芳她们都叫过来了，大家聚一聚。”建雄虽然排行第三，却俨然有一家之主的风度。人的社会地位左右了人的家庭地位。

蔡家台门里一方院子约半亩光景，有一口井，还有一棵树，靠北边堆着一擦挥砖瓦，弄得院子乱糟糟的。

建雄哦了一声，一位内眷家应声而起，甩着湿媲挽的手笑咪眯地迎上来。建雄介绍：“这是我老婆。”又说：“两个女儿读书去了，吃昼饭辰光回来。”建雄也只有两个女儿，不过提起女儿那神情心爱得很，毫无兆的沮丧。建雄是蔡家最具现代意识的一员，他的老婆也是十分能干的人。听说她是原大队书记的女儿，相中了蔡老三的聪明才于，大胆地向建雄发起猛烈的爱情攻势并胸有成竹地获取了胜利。院子里忙碌的人们都围了上来，一位高高壮壮的内眷挤到我们面前，喉咙很大地叫：“大姨娘，你不认得我吧，我是建民的老婆！”建民是蔡家老二的名字。母亲问道：“老二人呢？”瘦骨伶仃的建民“嗯”了一声，从高壮的老婆身后闪了出来，冲着我们一笑。他的畏缩寡言与他老婆的泼辣大胆形成鲜明的对照。月老在牵红绳时存心搭配好让他们夫妻互相补充的。老二是蔡家兄弟中经济最窘迫的一个，他所在的村办厂效益不好陷于半停产，他老婆又没有上作。不过人生总是有失有得，老二的孩子花色品种齐全：二女一男，在这点上他比老大、老三、老四都胜一筹。蔡家两个嫁出门的女儿今天都领着女婿来了。美红抱着她的胖儿子，儿胖娘更胖，大弥勒佛抱小弥勒佛，和美幸福的神情溢于眉梢眼角。小女儿美宇我是见着过的，前一时到上海治病，结婚三四年美宇一直不怀孕，急煞了小两日，吃药打针，至今仍未有动静。

建雄把我们让进他的房中憩息。这是坐北朝南的二层楼房，两上两下，经济实惠。母亲说：“老三头，你的住房条件比我还好。”建雄说：“我已经算落后了，人家都造三层楼了。我们两个女儿总归要嫁出去的，有得住就可以了。”紧挨着建雄房子的是兆的独上独下的小楼，借了三弟一面墙，大哥心里总觉憋屈。建雄说，院里的砖瓦是兆的，兆打算重建房子，不过目前还凑不齐钞票。院子里最寒酸的属老二建民家了，仍是父亲分给他的两间旧平房，他收入少孩子多，造房子的事想都不敢想。自家兄弟合一只院子，建雄与兆的房门都敞开着，孩子们时而奔进奔出。独建民的那两间平房紧闭着，还挂着锁。夫妻俩就在厨房里忙碌，有时进屋取什么东西，还要掏钥匙开锁。我想，也许老二外表穷内里倒是实在的。怕给兄弟们知道，故而将门紧锁？便觑了个空重过去，从窗子朝里张望，屋内收拾得倒还干净，只是除了床就没有其他什么家什了，不觉心一紧：建民他锁在屋里的是个“穷”字啊。他毕竟是个男子汉，没整治出个堂堂皇皇的家他觉得坍台。

蔡家院子的东北角上岌岌可危地矗着一座陈旧的二层小楼，这是二姨娘生前的住屋，二姨娘病逝，小楼便空着。建雄告诉母亲：这幢楼的房产归蔡家四兄弟共有，其实一上一下只有两间屋，很难分，故而空着没动。母亲说：“建锋在县城教书，又要在县城买房子了，那里还会要这破屋？”建雄说：“是他的份总归要给他的。”母亲又说：“美红、美宇怎么没有份？法律规定男女一样有继承权的嘛！”建雄说：“我们乡下不晓得城里的法律，女儿嫁出去就是人家的人了。”母亲说：“老三头亏你还是个厂长，封建思想那么严重。”母亲离休前是司法局局长，滔滔不绝要给建雄上法制教育课。建雄笑着说：“大姨娘，你那个法农村里行不通的。”美宇、美红在一旁听着也格格地笑，丝毫没有为维护自身利益作些许奋争的愿望，祖祖辈辈留下的规矩大概总是天经地义的吧？你能说她们高尚吗了你能说她们麻木吗？

这时候门外响起一连串“大姨娘”的叫唤，走进来三个女子，都是鹅蛋脸丹凤眼，若不是脸皮粗糙肤色黛黑，肯定都是美女。她们是三姨娘的女儿们，瘦瘦黑黑的是二姐杏英，神情爽朗的是三姐杏珍，最矮小的是小妹杏芳。只姨娘有四个女儿，独缺了大姐杏娟，因为她嫁得远，来不及通知到。杏珍喉咙猛大地说：“大姨娘，你不要住什么招待所嘛，告酱钞票，住我屋里去嘛！”母亲就说：“我老早听讲了，杳珍你造一幢楼像皇宫一样。”杏珍十分满足地笑起来，说：“哪里能和上海比呢。”建雄说：“大姨娘是嗓县的有功之臣，住招待所是县政府请客的。”杏珍就说：“那么大姨娘，夜里头到我屋里吃夜饭。”母亲说：“随便吃，不要穷兴穷恶地弄出来，我又吃不下。”杏珍说：“大姨娘你不要小看我，小宋在厂里当供销员，工资比你还大。”说着就拉住杏英杏芳到甘霖镇的街上买菜去了。

兆从县城回来了，自行车后座还驮着他的老婆。兆每天去焦镇乡办厂接下夜班的老婆回家的，都说兆是个忠厚人。兆的老婆看上去比兆大许多，头发都花白了，主要是厂里生活太辛苦的缘故。兆带回了县城里的豆腐菜包。建雄说：“大姨娘，先吃几只包子充点饥，等杏珍她们回来，就去外公外婆的坟山，扫了墓再回来吃晏昼饭，好吧？我已经备好了鞭炮蜡烛纸钱香火。”母亲说：“弄那些迷信的东西做什么？就去坟上看看嘛。”建雄说：“哪里作兴空手上坟的呢犷母亲说：“反正我是不烧香的，随便你们怎么弄去！”

吃点心的时候，老二建民的高高壮壮的老婆对母亲说：“大姨娘，建民有桩事体要求你帮忙。”母亲就问：“建民，毫噶事体？讲嘛。”建民看看老婆，老婆说：“大姨娘你看到的，蔡家门里我们最穷，我没有工作，单靠建民一个人养三个小固实在紧巴巴。大姨娘你想想办法，让我到纸箱厂去做，那里的生活我会做的。”母亲奇怪地说：“去纸箱厂你们啥事体不同老三头讲呢兮他是厂长呀。”建民的老婆便翻了一眼建雄。建雄开口道：“大姨娘你不晓得，我这个厂长难当得要命，一个镇子的人都拿眼睛盯牢我。前一时有个银行主任的儿子要进厂，我想想银行是得罪不起的，以后贷款全靠他一句话，故而把他儿子收下了。想勿到厂里工人闹了起来，讲他儿子好进来我们的家属啥事体不好进来？有几个人还罢工停产，这桩事体到现在还没有摆平，我哪噶还敢把自己的兄弟弄进厂呢？”建民的老婆说：“大姨娘，你去跟乡长讲讲，只要乡长一句话，啥人还敢讲闲话？”建雄说：“要是乡长担肩押了，我这里就好开门了。”母亲说：“到哪里去找乡长？我同他又不熟悉。”建民老婆说：“大姨娘，你不认识他，他可晓得你。等息息我去叫他来，你跟他谈谈，好吗？”母亲自然满口答应了。

六

我的外公死于60年代初，那时候母亲是寄了一笔钱回去为他筑坟的。我的外婆死于十年动乱，那年头母亲自身不保，乡下的表兄妹们就胡乱掘了只坟埋了外婆。这几年，日子好过了，手里有了几张钞票，想将外婆的遗骸迁到外公一处，重修墓廓。此外，母亲还想在坟前竖块碑。因为外公外婆是地主成分，以前一直不敢为他们竖碑的。母亲将这桩事托给了老三建雄，清明前接到建雄来信，说是一切就绪了。

我们一行人沿着山间羊肠小道去墓地。小轿车将我和母亲送至山脚，建雄兄弟几个与杏珍姐妹几个都是骑自行车去的，到了山脚，什么车都不行了，都弃车步行。

正是良辰美景的季节，沿途桃红柳绿，鸟语花香，一番番赏心悦目，也不觉着累了。不觉已行至半山腰，但见山坳里有一个半圆形的巨大的石坑，将那山峰都切去了一半。建雄说，这几年农村里造房子的人家如雨后春笋，附近村庄都到这山上取石，故而有了这大石坑。外公外婆的墓就在这石坑上面的山坡上，离石坑只有五十米左右的距离。母亲十分担忧，要是这石头再挖下去，不就要将墓挖塌了吗？建雄说，最近乡里已经发话了，停止在这山上取石了，山里面有一只小水库，说不定哪一天将堤都挖空了。母亲围着墓家转了两圈。建雄说：“大姨娘你还满意吗？生活是包给三姨娘家杏英的老公做的，我想这钞票啥事体要让别人家赚去呢？”母亲说：“嗯，做倒是做得不错，只是外婆的这只墓，墓顶上没有浇水泥，要下暴雨，那水会不会渗到棺材里去？”建雄说：“这倒不会的，有石块挡着的。不过大姨娘你要是想浇水泥，我去跟杏英的老公讲一声，叫他重新做一做。”母亲说：“花多少功夫多少材料，钞票统统到我这里来报账。”

母亲站在她父母的墓前，默悼了片刻。这时兆和建民已经将鞭炮拴在树上，建雄也把香燃着了。母亲说：“山里面放鞭炮要着火的。”建雄说：“不要紧的，走开的时候看看仔细，不要留一点火星就是了。”母亲不响了，默默地退至一旁。于是鞭炮劈里啪啦地响了起来，建雄把香递给我说：“大表姐你先祭吧。”

青灰色的烟柱在黛绿的山影上画出袅袅婷婷的轨迹，我心中默默地祈祷外公外婆在天之灵安息，我还是读小学的时候见到过他们，在我的记忆中，外公外婆都瘦而干瘪。外公有着山羊似的小胡子，外婆每顿饭都要喝一大碗糯米黄酒。有一次，外婆看我绣花，那时候班级里的女孩子正时兴学刺绣。外婆看我绣了几针就说我绣得不对，她说，丝线要劈得细，针脚要走得密，做出花来才会活泼生动。我不爱听她的，气汹汹地对她说：“不要你教，你是地主婆。”外婆，你还记得这桩事体吗？你能原谅外孙女当年的幼稚与无知吗？外公家早年是很发达过的，到了外公这一辈手里已经败落了，败就败在吸大烟这一宗上面，外婆是个贤惠的女子，她拿出自己的陪嫁钱供小叔子读书。我的叔公感激嫂子的情谊，发愤用功，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国民党省政府里谋了个职位，这才使王家不至于一败涂地。我读中学的时候，教育局曾在中学生中选拔出国留学生。我被人选了，通过了文化考试、英文的口试笔试、体格检查等等关卡，最后只剩下政审一关了。一天，学校人事科的老师把我叫去，要我谈谈对外公外婆的认识。我便据实说道，我外公虽然是地主成分，不过他没有许多钱，临解放时只有十几亩土地。人事科的老师问：“你怎么样与他们划清界线？”我很茫然，我只好说不知道。于是，我的名字从选派出国留学的名单中剔除了。外公外婆，当年我曾怨恨过你们。你们能原谅外孙女的虚荣与愚蠢吗？竖在外公外婆墓前的石碑不高，却很厚实，上面刻着：“王庚堂先生史美仙女士之墓。”我的表弟表姐们烧了许多纸钱，我想，外公外婆今日必定是非常喜欢的，他们生前都没有过着这样快活的日子。

七

我的三姨父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修表匠，人人都叫他表佬。看他小山般隆起的鼻子和浓密的眉毛，便知他年轻时必是何等的英俊了，听母亲说，三姨娘长得十分标致，不知怎么一来二去的与表佬相好了，外公外婆不同意这桩婚事，三姨娘就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跟着表佬私奔了。可惜啊，三姨娘死得太早，我没有丝毫印象。人家都说三姨父命太硬，三姨娘死后，他又连着讨了两房老婆，都先后病故了。他命中大概注定没有女人，却有四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杏娟杏英杏珍杏芳。谁都知道表佬的女儿长得俊，可惜红颜薄命，从小死了亲娘，没娘的孩子像根草啊。从前，我们都恨过三姨父，恨他无情无义，三姨娘尸骨未寒他就重做新人。如今，我们都理解了他，他是一个健壮的男子汉呀。他的晚景也很凄凉，女儿一个个嫁走了，老婆一个个死掉了。如今，他独身一人，日子过得乱糟糟。难道这也是报应。毕竟曾经是妹夫，母亲没忘了带给他一只欧米茄表。表佬最爱表。

不知是巧合还是运数，三姨娘家四个女儿中也是老三最能干。老三叫杏珍，三姨娘死的辰光她只有十岁，爹爹不耐寂寞，要讨新老婆，急急地将十七岁的大姐杏娟嫁了出去。过了两年，又将二姐杏英嫁了出去。杏珍看看就要轮到自己头上了，便一根扁担挑起行李只身闯**大上海了。我初见杏珍时就不得不承认她比我漂亮，比我更像年轻时的母亲。她很勤快，成天手脚不停地做家务；她很乖巧，对家里人的差使都有求必应，吃饭时筷子却只朝素菜碗里戳，我们大家都喜欢她，都不想让她走，可是第二年春天，母亲还是替她买了回去的火车票。因为长期把杏珍留在上海，其他表姐妹表兄弟就要有意见，母亲要做到一碗水端平。后来，我听说她与一个复员军人订了婚；再后来，又听说她调到大队去开拖拉机，出了车祸，破了相，不过那位复员军人不嫌她难看，仍和她成了亲。再后来，杏珍在村里办了个缝纫工场，风风火火地到上海来联系业务了，再见面时真有点不敢相认，她黑了，丑了，开朗了，爱说爱笑了。左脸颊上的伤疤虽有点怕人，但也让她添了几分英武之气。她曾悄悄地问我：“大表姐，你能帮我找个好的整容医生吗？只要把我这条疤弄平了，随便花多少钱都行。”我说：“据我知道脸上的疤是很难弄平的，要么是小孩子；再讲你家小宋不嫌你难看，何必去吃这个苦头呢？”杏珍却心事重重地叹了口气。杏珍的缝纫工场风雨飘摇地办了两年便在不景气中草草收摊了。杏珍现在暂且收了心，在家里当贤妻良母。她的老公小宋已是厂里供销科的科长了。

在蔡家台门里吃了兆掌勺的丰盛的晏昼饭，杏珍就急急地告辞了。她关照母亲：“大姨娘，我先回去准备夜饭了，黄昏头你们自己过来呀，焦镇下倪村，离这里没有多少路的。”母亲说：“我们怎么找得到你的家呢？”建雄插嘴道：“大姨娘，你只要站在公路上往村里面望去，最大最高最漂亮的那幢房子便是杏珍的屋了。”

算算下午辰光蛮富余，我们先去嗓县最大的南山水库游览了一番，随后又绕到长乐镇上的美宇家稍事休息。长乐镇看上去比甘霖镇气派许多，镇上人家的新屋几乎都是三层楼房。美宇说，长乐镇有许多人跑到深圳做生意，赚了许多钱，故而都回家乡来造屋了。美宇家的房子也是幢三层小楼，设计得非常精巧合理，具有实用性与观赏性。只可惜上上下下七八间房间，一间间都是空****没件像样的东西。美宇讲，为了造这幢楼，她已欠了一笔债。而眼下当务之急是看好毛病，生个儿子出来。有了房子没有儿子，房子里冷冷清清，有什么味道呢？美宇的老公小钱是个清秀内向的人，喜欢看书，还喜欢画几笔国画。小钱想儿子想得发疯。小钱的哥哥也没生儿子，因为嫂子婚前就怀孕，头胎作了人工流产，以后就再也不会生育了。所以钱家培育继承人的重担义不容辞地落在小钱肩上。他说，寻遍人间妙方也要让美宇生个儿子出来。他在镇文化馆工作，工资是限扳限数的。这点钞票统统用在美宇的治病上了，哪里再有能力置办家什呢？母亲说：“小因没有生下来，房子好慢慢再造的嘛！”美宇讲：“家家户户都在造，你不造，嵌在人家屋檐下过日子，要憋死掉了。”

八

在美宇家小憩后我们就直奔焦镇，不过二十多里地，小车开开一息息就到了。我们站在公路上手搭凉棚往前看去，正是割麦子的当口，田野一片金黄，交错着红的绿的白的各色瓜果蔬菜。田野的尽头便是错落有致的村落，于是我们果真看到了一座宫殿，一座浅蓝色的洋楼当风而立，它完全挣脱了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传统农舍的式样，也迥然区别于一般新造工房的矩型模式。它有四层楼高，每层楼都有阳台，每层阳台的大小式样都不同，阳台的栏杆是用马赛克拼嵌的抽象派的图案，使整幢房子显得十分现代感。这楼房伫立在田野尽头傲视着周围的村落，与田野的气氛格格不入却让人惊喜万分。

“这就是杏珍的家呀，乖乖，太豪华了！”母亲惊呼着。

杏珍、杏英、杏芳在小路上迎出来了，杏珍剪着爽利的运动头穿着时髦的夹克衫哈哈笑着奔过来，因为满脸红光，那左颊上的伤疤竟看不大出了。我拉住她的手说：“杏珍，这幢楼造得真好看，你们请谁设计的？”杏珍自豪地说：“我和小宋自己设计的。我有点怀疑地看看她，她说：“大表姐你不相信呀？小宋为了设计房子，骑着摩托车跑了好几天，到邻近各镇各庄看人家的房子，把人家好的地方都记下来。造一次房子不容易，欠了一屁股债，还不造好的？要么不造，要造就造得比别人都好，第一流，式样要超前，十年后还不过时！”说这话的时候杏珍自信而充满气魄。

不觉到了宫殿门前，高高的台阶上站着微微发胖的小宋，发型衣着全然是城里派头。小宋气宇轩昂地把我们让进大门，跨进门坎又让我们大吃了一惊：堂屋外竟砌起了一眼鱼塘，塘里有假山石数块，清泉涂涂石下流过，有数十尾红鲤鱼逍遥其间。塘上有石板小桥，跨过小桥便至堂屋内。这室内构造又是独一无二的了。杏珍立于小石桥上，遥指门外斑驳的土地说：“村里人都不喜欢靠近房宅的自留地，怕鸡鸭去啄自留地里的东西。我就把门前的地要下来了，我要在自留地里种果树，收拾得像小花园一样。大姨娘，你们过几年来，就舍不得离开了。”说这话时杏珍一点不像个安分守己的村妇，完全像个设计蓝图的女工程师。我晓得她不会安心当贤妻良母的。

我们上上下下参观了这幢楼，却先找到了两大缺陷：一是全楼十几间房只有两间里有床凳桌箱和一点零杂物品，其余全部徒有四壁，**然无物；二是如此规模的楼房却没有抽水马桶。我向杏珍指出这两大缺陷，杏珍突然显出疲惫之情，说：“大表姐，不瞒你说，我造这幢房耗尽全部财力精力，室内装修只好留待儿子长大后修补了。”我知道，杏珍的儿子今年刚满八岁。我说：“其实你们夫妻两口，顶多等儿子一长大讨媳妇生孙子，也不过四五口人，哪里用得了这么多房间？”杏珍说：“我们乡下哪里好跟城里比？煤气一点饭就好了，米吃光了就到粮店去买。我们年年要晒谷子，堆柴草，四楼的晒台和房间就是派这个用场的呀。”我愕然，造起宫殿式的房子去晒谷子堆柴草，这究竟算是先进还是落后？是综合利用还是愚昧无知？

杏英杏芳跑来叫我们入席吃饭了。

九

外婆去世前曾经卧床不起，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三姨娘的小女儿杏芳照顾她的生活，那时杏芳还没有出嫁。外婆故世后，由娘舅出面与众姨娘商量，在外公外婆留下的房产中拿出两间给杏芳居住，其余的均作价卖出，卖得的钱各家平分。我母亲放弃了这份遗产。现在，位于嵘县刻北乡过村的王家台门中，只留下了杏芳。

杏芳从小就是村里出名的俊俏女子，她与同村张家台门里的茂连自由恋爱而结婚，生下一个比母亲更俊俏的女儿。农村计划生育有政策规定，头胎生女的还可生第二胎。于是杏芳又怀孕了，生下的仍是女儿。那时我尚未有孩子，杏芳托母亲跟我商量，把她的第二个女儿过继给我，我因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后来听讲杏芳把这个女儿送给邻县山里的一户人家了。杏芳和茂连一心一意想要个儿子。

听说母亲要回乡，六桥与杏芳商量了，由厂家出钱，借杏芳家的房间，摆桌酒宴请母亲。

回老家了！一路上，母亲心绪万千无法安宁。小轿车在狭窄的机耕路上巅巅地行进，母亲将脑袋探出车窗外，不时地指点着说：小时候在噶搭地方捉纺织娘的，在蒙搭地方摘马莱头的……

杏芳和她的老公茂连在村口等候，扶着母亲进村。杏芳对母亲说：“大姨娘，今天支部书记六桥请吃饭，你帮我跟他讲讲嘛。”母亲问：

“讲毫噶事体？”杏芳说：“我也想造房子，可是没有房宅地。”母亲说：“你不是有两间房子吗？”杏芳说：“大姨娘你等会就看到了，那房子老得不能住了。要在原来的地方翻造又不行，台口里的房你晓得的，都是连在一块的，要拆一道拆，人家不动，你也动弹不得。”母亲想想，说：“好的，我跟六桥说说看。”

听母亲说，王家台门早先是村里最大的台门，人丁也最兴旺。现在，当我站在它黑漆斑驳、木柱腐朽的大门前，我却像看到了一个沤楼着腰、风烛残年的老岖，它已经沉重而缓慢地走过了多少风风雨雨的年代。母亲一跨进台门便被族人们围住了：“哦，是庚堂的大因呀，记得我哦？记得我哦？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的……”母亲连连说：“记得的，记得的。”我敢肯定，她叫不出在场的任何人的名字，然而，他们却是她的亲人。

母亲急不可待地领我去看她出生的屋子，那间屋如今已成了人家的灶房。母亲用手比画着说：“早先床在噶搭地方，是张雕花的大床，我就生在那张**。”母亲又走到窗前，连连叹道：“变了，样样都变了，早先窗口外边是一口大池塘，池塘边上是片小竹林。池塘到毫噶地方去了？竹林到毫噶地方去了？”族人告诉她：“塘填了，林砍了！”现在那里是堆放杂七杂八东西的场地，许多碎砖破瓦，毫无一点母亲描绘的乡景诗意。现在的农村已经少有古朴自然的田园风光了。我无限感慨地打量着这间灰蒙蒙暗黝黝的房间，母亲的人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她现在又回到这里来了！

酒席是六桥厂里的厨师烧的，味道和上海饭店差不多，只是回乡来顿顿大鱼大肉，食欲全无了。酒席上主要是谈话，许多乡亲挤不进席，便端了凳子坐在一边，磕磕瓜子喝喝茶，与母亲聊天。有个叫王桂汀的，捧出一叠材料塞给母亲，说：“大姐，你在县城认得人多，你帮我说说看，我在建筑工程队做了好几年，也算公家人了，现在老了，应该给我退休金吧。”又有个叫吴兰兴的也捧出一叠发黄的纸来，说：“大姐，你也帮我疏通疏通，我在银川房建工程队是正式职工，后来上级号召回乡支农，我就回来了，一分钞票也没问公家要。人家讲我应该有一笔退职费的，是吗？”母亲一一把材料收下，说：“我去代你们打听打听，究竟成不成我就不好作保证了，我们要按政策办事，是哦？”虽然母亲知道这些事很难办得到，但亲情乡情是难以断然推辞的。

我悄悄离席，步出台门，沿着尘土弥漫的村路散步。这村显得比甘霖镇、长乐镇、焦镇下倪村都衰败陈旧，虽也有零散的几幢新楼，大部分房屋仍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大台门式的平房，一个家族一个院子。也有几处人家拆了台门造新房的，造了一层楼，财力不够了，便停工了，**着房基，等待时机。于是我想到母亲的心愿，她希望她的家乡能够尽快地富裕起来，所以才四处奔波联系建厂的事。然而她失望了吗？人心不齐，工厂让个人承包了，边村仍是贫穷和陈旧。可是，难道那先富起来了的三户人家，那零散的儿幢新楼不是过村富裕的星星之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