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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等待。

这是一种怎么样的等待？

八十六号赵灯走后，监室一下进来了一老一少两个八十六号，为了区别，解放军叫老八十六和少八十六。老的年近古稀，少的不过二十，都是顽固分子。三天后，八十五、老少八十六、八十七先后被拉走了，当然即刻就有新的顶上。我坚守着八十八号，赵灯预测的“叭——叭”始终未响起，我没有被枪毙也没有被提审。

那个哨兵在夜班安静下来的时候，喜欢给我传递外面的消息，他说：“你真是反动，给毛主席写信，气得我们首长直拍桌子，知道我们首长多恨你们国军俘虏吗？他曾经犯过一个错误，对一个俘虏手下留情，饶了俘虏一命，结果这个俘虏后来杀了我们几个战士。我们首长说，你们这些人就是冻僵的蛇，决不能手软。我敢保证，你活不到明天这个时辰了。”结果我活过了“明天这个时辰”，哨兵又对我说：“今天来了木匠，在院子里搭绞刑架哩，我们首长说，挨枪子便宜你了，当了俘虏还不老实，要绞你做个娃样子，绞你的时候要放这些反动派都去看，看谁还敢不老实。”

铁窗只能看到哨楼上那幅美丽的儿童画，看不到院子里的情景，但我相信哨兵的话。当我视死如归做好上绞刑架的心理准备的时候，那个哨兵又给我带来了绞刑架被拆的消息，哨兵不无遗憾地说：刚搭起来还没用哩，上面却发话让拆了，你等着枪毙吧。

日复一日，每天黑夜降临的时候，我为确定能活过这一晚上而欣喜，每天黎明到来的时候，我为不能确定活到天黑而沮丧。

后来，每天吃过早饭，我都会穿上赵灯留下的军服外衣。我愿意以一个国军军官的名义而死，以庄平的名义而死。当监门打开的时候，我对同监室的人说：我叫庄平，记住我的名字。

我的神经每天在这样的生与死的边缘紧绷。

然而有一天，新一对老少八十六号中老的被拉走后，少的却被释放了，当解放军喊“八十六号，你被释放了”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表现得比少八十六号都激动，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活着出去的人，难道虞历文的话灵验了？后来几天我观察到，枪毙的减少了，释放的增多了，虞历文的话真的灵验了。我对生重新渴望起来，从铁窗外吹进的麦子成熟的气息是多么醇香啊！

终于有一天，解放军喊八十八号了，只喊了我一个人，押了我一个人出去。走出蛇腹，阳光明亮得有些陌生。院子的地面上有填过的两个土坑的痕迹，过去，齐家在春天四月间总会在打谷场搭起秋千架，拆了架子后，地上留下的就是这样的痕迹。监狱的院子不会搭秋千架，那个哨兵真不是吓唬我。

解放军押着我穿过院子，押进审讯室。

审讯我的是两个解放军，他们背靠窗子坐在一张木桌前。从窗户外射进来的阳光，灿烂地落在房内的地上，一个方凳放在那片阳光里。那是我坐的地方。我知道，解放军是在巧妙地利用自然光源，他们顺着阳光能清清楚楚看到我表情的变化，而我是逆光，看不大清楚他们的脸，只能看清他们一个脸小一点一个大一点，他们的眼睛都是亮晶晶的。

沉默。

“庄平，你给毛主席写信了？”大脸解放军把桌子上的纸拿起来抖了抖，又“啪”拍在桌子上，好像他们准备做记录的纸是我给毛主席写的信。

“是。但我不是庄平，我是庄铭。”

“你到我们陕西多少年了？”大脸问。

“十三年。”

“十三年了，你为甚还耍洋腔？你甚意思？”大脸解放军站起来，伸出一个指头，如同枪筒，指着我的脸。

我怔怔地望着大脸解放军。这个解放军操着浓郁的陕北口音，对这个突然砸过来的问题，我不知该怎么回答。

我没有想到我想象中的十分严肃的提审竟会以口音问题开头。我僵了僵舌头，学着用陕西话说，“我不是庄平，是庄铭。”

小脸像品茶一样咂了咂嘴，斜了斜眼睛，“你再说一遍。”

“我不是庄平，我是庄铭。”

大脸说：“不管你是庄平还是庄铭，你都是国民党反动派，今年三月五日，毛主席在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

小脸插进话来说，“庄平，你真行，给毛主席写信，你把毛主席当谁了？毛主席在指挥全国人民取得最后的胜利，有时间看你一个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庄平，现在你对着我们再说一遍你不是庄平是庄铭？”

“我不是庄平，是庄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