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美的人去伺候那么丑的一群人,不会是假典型吧?!估计不止我一个人不太相信此类事,所有来德清看“好人馆”的外地人或许都会这么问、这么疑惑。
德清给出的回答是:绝对的真人真事。人家阿美儿是中共十九大代表呢!
一听这个,我(大家)才会惊呆地点点头:信了。然后都会感叹一声:此人太不简单!太伟大!
不见这样的美人,不见这样普通百姓中的伟大人物,就等于少“游”了半个德清!我怀着这样的心境和愿望,决意“冒险”去见她——德清人都称她“阿美儿”。
见美人还要“冒险”吗?当然,因为阿美儿工作的地方是麻风病区。
现在的年轻人好像连麻风病都很少听说了,更不用说见过什么麻风病。而我们小时候对麻风病的认识,恐怕不比现在的“新冠”病毒弱。可以说,当年我们一听“麻风病”,就会吓出尿来……
带着半个多世纪之前的童年的这种恐怖记忆,我在2020年春天里那场新冠疫情稍稍稳定后的某一天,从上海来到了位于德清中部的一个叫“上柏”的幽静山区,这里就是那个已有近70年历史的“麻风村”——它的正式名字叫“浙江武康疗养院”。第一印象是此处曲径通幽、山青水绿,据传蒋介石的第一位夫人毛氏在此安身修养过,两座古刹更让这片神秘的山林显得格外有深厚的历史感与人文风情。
不过,越是如此,越觉得幽道深处的神秘,一丝丝越加紧张的情绪涌至像我这样第一次到“麻风村”的陌生访问者的心头……
“不用紧张,现在已经不是几十年前了,绝对安全!”德清朋友这么宽慰,于是我也就放下了心。
老实说,我内心还因为要见一位德清美人的期待,而使恐惧感也减去不少。
“到了!”德清不大,到上柏村的“麻风村”的车程也是转眼间的工夫。
在一片竹林和松柏树荫间,我们的车直驰进两道门卫后,进了一个很大的傍山而建的大院子,各种看上去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盖的平房有十几栋,很幽静,很雅致,风景更不用说,绝对适宜疗养。下车便见一棵已有420年树龄的大樟树。此树遮天蔽日,宛如大院的“定海神针”,为这座国内现存极少的“麻风治疗医院”支撑着近70年的风雨历程……
“1951年建院时,就是因为当时的专家们看中了这里环境好,又离附近的城镇和村庄较远……没有公路和汽车时,进一趟这里至少也要花几个小时、几十分钟。”被人称为“村长”的喻永祥向我介绍。
是呵,德清的每一块地、每一片林、每一座山,真的是毓秀至极!顺着台阶而上,站在距大樟树百来米的古刹报恩寺遗址前,环视一周后,再在丛林青竹里,深深地呼吸几口……我不由如此感慨。
“是啊,这也只有我们中国才会给我们的疗养员们这么好的地方治病、疗养和生活……”“村长”喻永祥能发这样的感慨,使我更加坚信德清“麻风村”的水平不仅在国内领先,即使与先进发达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
“太让人欣慰了!”我由衷为德清能提供如此优美上佳的环境和一大片土地给那些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颇为孤独的特殊人群而感到高兴。
从“喻村长”嘴里,我很快了解到这个“麻风村”上的基本情况:建村几十年来,收受的病人(现在统一都称“疗养员”),大多数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近一二十年已经基本没有此类的患者。“一直以来保持着80多名人员,年岁大了的过90岁,去年去世了。其余多数在此生活了几十年,最长的达50多年。他们不少人能自食其力,你看,这片庄稼地就是他们种的……”“喻村长”指指近处的一片蔬菜地说。
我看到了一座小时候见过的“大食堂”。
“那是以前大家集体用的食堂。现在都已经是分餐和单开‘小灶’了,而且由我们的服务员根据各位疗养员的口味、习性和年龄进行配制……组成家庭的疗养员就可以自己动手做饭炒菜了!”
“什么?他们还有结婚的?”我有些惊讶,因为听说麻风病患者通常有严重的血液传染病,这怎么能结婚与共同生活呢?
“喻村长”笑了,说:“现在我们这儿的病人基本上病情都稳定了,尤其是现在医疗科学技术也高明许多,所以除了个别疗养员,一般的都跟正常人生活没太大的差距。我们这儿就是有几对结婚的。”
“能生孩子吗?”听后我又问。
“这个不能。”“喻村长”这回摇头了。
从报恩寺遗址下来,是台阶两旁的一排小平房,共4间,是一个“麻风史馆”,虽小,但内容丰富,尤其对我们这些对麻风知识和历史了解甚少的人来说,每一幅照片、每一行解释词,都闻所未闻,撼人心魄……最意想不到的有三个人和几样物品:
第一位人物是梅藤更先生。
“哎呀,就是他呀!”突然我看到墙上有一张照片,一位西装革履、戴着礼帽的“洋人”与一个四五岁的中国小男孩,面对面地鞠躬行礼,其情景极其可爱有趣。这张照片上的雕塑像,我印象特别深,在德清莫干山镇那块热闹非凡的文化广场上就有这样一尊雕塑,虽然雕塑的现场有解释牌,但只记得那一老一少、一洋一中的雕塑十分可爱有趣,很容易把人物身份给忘了。
原来梅藤更先生是到中国治疗麻风病的外国传教士和医生,而且开创了中国治疗麻风病的先河,功绩巨大。梅藤更先生在杭州开创了重点治疗麻风病的“广济医院”(现浙医二院前身),并且在这座医院出任院长长达45年之久,从1881年开始至1926年离开中国,梅藤更先生不知为多少中国麻风病患者治疗过,年逾70时,梅藤更先生回英国前,他所开创的广济医院已经有病床500张,手术室3个,住院病患4000人左右,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教会医院之一。
“我知道中国是有前途的,后一代的青年更是了不起!”梅藤更先生临别中国时感叹道。这话让我深深地对这位献身于中国麻风病治疗的英国绅士感佩不已。
第二位也是一位外国人,但中国人都熟悉他,他也有一个很纯正的中国名字:马海德。后来马海德加入了中国国籍,所以确切地说,马海德是中国人。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时,马海德先生被推荐为100位“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马海德出身于美国一个工人家庭。23岁医学博士毕业后,他抱着对古老而神秘的中国的好奇,与几位同学一起来到了中国,落脚于上海,这一年应该是1933年,当时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其实,此时中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和即将爆发的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阴云密布,即使是上海的外国人,也有很多危险,但不乏进步的知识分子前来。马海德就在这个时候结识了美国著名女作家艾格美丝·史沫特莱、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他们后来成了马海德走上红色革命道路的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