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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01（第2页）

包括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最初始于20世纪的20年代。他的那部地质力学奠基之作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发表于1945年。李四光的另一个著名发现一中国第四系冰川则比此更要早十来年。

几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在20世纪的形成与发展，在前半个世纪已经基本完成了它的研究与探索阶段的艰巨使命，而在后半个世纪则是我们共和国很好地体现了团结和发挥这些知识分子的作用，并在他们成熟的科学思想指导下，完成一个又一个矿产资源基地的开发与实践过程。

不计前人的功劳，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忘却历史的作用，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在地学人材与地质学科研机构方面，粉中国政府几乎是将旧政府的那班人马全盘接收过来的在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从事地质科学工作的总人数不昆200入。研究机构主要是一个中央地质调查所和下属十几个省级地质调査所，加上李四光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淠。这：；00來个人和几个科研机构，在国民党反动派逃往台湾的历史转析关失，化乎全部留在了大陆，后来新中国中央人民政蒞成立的荦一个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及后来成立的地质部，其主要技术骨干与主要领导人都是这一批人。

这200来位地质科学工作者，为了完好地保存机构，迎接新中国成立，当时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曾展开了可歌可泣的战斗。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黄汲清的好友、当时任所长的李春昱教授等人为保护中央地质调查所的斗争史诗。

1948年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人民解放军兵临南京城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惊恐万状，勒令各机关迅速撤离。中央地质调査所所长李春昱因为经常秘密收听共产党的电台广播，所以有心不想随蒋介石的旧政府撤离。但是在国民党总统府鼻子底下，要把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完整的科研机构的全套人马留下来可不是件简单的事。这需要勇气，更需要胆略。李春昱找到了尹赞勋、侯德封、谢家荣等几位调查所元老秘密商量。大家的意见一致：坚决留下，不跟蒋介石走。黄汲清当时在国外考察，李春昱无法与其联系。时间一天比一天紧，国民党政府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来催促，到后来中统、军统的特务也渗到了调查所驻地做耳目。面对如此形势，李春昱等人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当时要把机构留下来，连职工家属几百号人不露任何蛛丝马迹外，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必须保证在混乱与经费断绝的情况下，维持员工及家属生活，困难实在不小。

后来，李春昱向担任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老友孙越琦借了两卡车斤大米，又发动大家储备了油、盐、咸菜等物，首先安定了人心。可在国民政府机构大批撤离之时，惟独地质调查所不撤显然太扎眼了。怎么办？此时，孙科任院长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已迁往广州，主管地质调查所的经济部部长三天两头打电话派人来催李春昱搬迁。再要想瞒天过海拖着不走是不可能的，而且李春昱清楚，他的上司还有两位政府大员对地质调查所内情是太熟悉了，如果他们不支持或到蒋介石面前说一句不三不四的话，那么整个计划就会成泡影。这两个人就是孙越琦和翁文灏。孙不久就任经济部长，直接主管地质调查所。翁文灏则是孙科的前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又是与丁文江一起把地质调査所创建起来的太师爷，对所里的控制力远在李春昱之上。李春昱知道，要把地质调查所留下来，先得越过这两位神仙。李找到孙越琦，孙先是一笑，然后将他拉进里屋，说不瞒老弟，我也在做留大陆的准备。孙越琦后来确实留了下来，并一直服务于新中国。现在这位老人仍健在，据说今年已有103岁。李春昱从孙家出来，已见半天明媚。后来他又到行将离开南京的翁文灝府上。当时，翁文灝十分感慨道我被共产党列人战犯，名列第五位，不暂时避一避是不行了。李问：难道先生要随蒋到台湾？翁摇摇头，很灰心地说我在蒋手下干了那么多年，要说有点成就的话，也只有地质开矿，其他的事就不值得一谈，做官我也不是那块料。到那边一块小地方又没啥地质开矿的事干，其他的我已不感兴趣了。顺其自然吧！先生，假若我们把调查所留下，你有什么看法？李春昱与黄汲清一样，是翁文灝的得意门生和老部下，他认为在决定地质调查所前途与命运的此时此刻，征求这位导师和创始人的意见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过李春昱心里也一直打鼓，万一老先生不同意咋办？翁文灏似乎看出了学生的心思，便十分明确地告诉他：你们不走是对的，做科学工作的，共产党来了不会杀头的！李春昱是含着热泪离开翁府的。

在人民解放军开进南京城的前夜，李春昱一面组织几位心腹到长沙租了几间房子并挂起了中央地质调查所临时办公处的牌子以掩耳目，一面组织本所职工在南京昼夜巡逻，以防不测。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旧政府的中央地质调查所这个当时全国最大的地质机构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1949年8月19日，尚未正式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委员会发出财经工字第一号令，将这个地质调查所划归财经委计划局领导。

1950年8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新中国第一个地质工作机构一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黄汲淸、李春昱等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1948年出国，1950年上半年回国不久的李四光被委任为该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是尹赞勋和谢家荣。73岁的中国地质界元老章鸿钊被聘为顾问。

被列入战犯名单的翁文灏此刻流亡隐居在法国。半年后他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回到祖国。因为翁在国民党政府的特殊地位，故在他回国之后再没有重新回到他心爱的地质事业上。黄汲清曾向中央建议让翁当地质图书馆馆长之职，但没有得到同意。后翁一直从事统战工作。1954年12日，翁文瀕当选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任民革中央常务委员，1971年1月27日，病故于北京，终年81岁。

在保护中国地质力量的斗争中建立卓越功勋的李春昱在反右时，也戴了顶右派帽子。文革中，他被发配到陕西白水县本从图公社劳动改造。老先生很天真，以为要终老田畴了，便把夫妇俩补发的6300元钱一分不剩地捐给了公家。有人问起他何以出此义举时，他据实相告：到地里干活，要那么多钱有啥用，放在身上也不安全嘛！瞧，一个书卷气十足的老头儿。

书卷气十足的不仅仅是李春昱一个人。黄汲清是，老夫子章鸿钊是，被迫害致死的谢家荣、孟宪民是，还有我在本文中提到或没有提到的其他诸多科学大师，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充满了那种书卷气。其集中表现在，他们为人处世上的坦诚，追求事业上的执著，对待自我的严律，以及生活上的简朴廉洁。如果我们有机会走近这些大师，你就不难发现他们在这些方面所体现的道德风尚和人格力量，有太多催人泪下的故事和太多让你肃然起敬的地方。

我第一次踏进黄汲清大师的家采访，他的儿子将我领到里面的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子。屋子里有一张高低床，床的左边是一个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那种黄里发红的三门柜，右边是一张普通的三屉写字桌。除此，还有放在床的下端贴墙处的一个50年代流行的旧五屉柜和斜支在旮旯的一个放着不少书籍与资料的书架。开始我以为这是大师家一间闲置着的佣人小卧室，后来主人告诉我这就是大师的起居室。当时我很惊诧，怎么也不相信这是一位部长级待遇的大科学家、院士、全国政协常委住的地方。平日里我所看到的一般普通工人、干部的房间都绝不会是这种蹩脚的家具呀！

后来大师的小儿子讲述的另一些家常事更使我吃惊。他说，他父亲90岁生日1994年时，来了一些亲朋好友，老头子很要面子，想找家烤鸭店请一顿饭。可老伴半天不吱声。黄汲清急了，问怎么回事？老伴告诉他手头就剩200多块钱，上一次馆子还不得千把块！黄汲淸再也没有吱声。后来还是女儿和大儿子回来解了围：自己动手，在家里弄了一桌饭。大师的小儿子告诉我，他在美国工作还算可以，姐姐和哥哥家的生活并不算宽裕。父亲身边除了老伴，还有一个孙儿和保姆，平时家里来来往往的人也不少，而所有的开支全得靠当院士的父亲那份1200来元的工资。在80年代初，父亲的工资600来元，后来是800来元，那时还能对付。到90年代后，他的工资加院士补贴涨到1200元，可抠着花还是月月空。黄汲清有不少弟子，过去几十年里，只要到他家，就甭客气，逢吃饭就坐下吃，吃了就抹抹嘴走人。可越到后来特别是近几年，他的弟子心里不好受：留下吃一顿就等于添恩师一份愁呀！这几年社会上流行名目繁多的各种评审会、研讨会等等，黄汲清是国内外有名望的大科学家，所以请他当什么评委、名誉主席的多得很。明白人都清楚，这些都不是白当的，只要去会场上坐一下，露个面，或者根本不用去，电话里应一声，别人就会送上少则二三百元，多则几千元！黄汲清不干，他找来助手，说：给我在报纸上发个声明，凡是这一类东西，我一律不参加！助手告诉他说这样的声明报上不好发。他就说：那你就告诉所有来函来电的邀请者，我黄汲清绝不当评审院士，助手照办了。可经常到大师家的助手，知道大师家的生活窘境5有时想说服他适当地参加一些不是蒙人的评审会。大师一听就摇头摆手，说我也不是反对专家去参加评审工作，可是一拿人家的钱物，你心气就短了，心气一短你说话谈意见就会受影响，最后评审出来的东西就会不真实，就会误人误事误国家呀！从此助手再电不提了，而大师的生活依旧那样清贫。80年代，在大学教授和名名声的专家中流行当博导博士研究生导师！这博导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声望，而且还根据你所带的人数给于待遇呢！于是有人一下就带几个甚至十几个博士研究生。论黄汲清的资格，当博导的博导都不成问题。本来嘛，他的许多学生此时早就是博导了。可大师就是不愿带。他说：过去师傅带徒弟都是单传，最多带两个，这才能严师出高徒。

一下子让那么多年轻人到你身边，你一个星期上不了两堂课，这不是不负责任嘛。我不干。再说我现在年纪大了，跑不了野外，哪能光用书本上的东西教学生呢？在大师去世前两个多月，他要出席在中南海隆重举行的何梁何利奖颁奖会。这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奖，颁奖者是李鹏总理。临出家门时，大师有些发愁，因为他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后来，全中国和全世界人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的第一位走向颁奖台的黄汲清，穿的是一件黄里发白的旧羽绒大衣。这是儿媳在好几年前给他买的。100万港币的奖金拿到手时，何梁何利奖出资人中的一位女士悄悄走过来对黄汲清说：这钱不算多，老先生您拿着它享享福吧！大师当时一笑，没有说话，回到单位，就把这100万元奖金拿了出来，设了一个黄汲清地质学奖励基金。

当我为大师这样为国家、为世界科学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却生活贫苦而不平与惊叹时，我更对他及他好友的那种书卷气感到由衷的崇敬。在我们今天的芸芸众生中，这种很可爱其实也很珍贵的书卷气是否太少了！当人与人之间发展到除了金钱便一切换取不回的时候，是否也预示着社会的基本人伦与民族美德开始进人沦丧的危险境地！

我没有像黄汲清等大师那样熟读四书五经，也没有像黄汲清等大师那样沿着四书五经所规范的道德与哲学去开创自己的人生。不过，有一点我似乎已从他们的身上悟出：凡是太多书卷气的人，凭着他们刚正不阿和天真的性格，一旦遇上小人，吃亏便是他们无可逃避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