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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人类需要记忆 40（第4页）

《广州专家揭露二战骇人一幕，日军迫港人做细菌试验》

东南亚、大洋彼岸的传媒也相呼应。

日本东京放送电视台、朝日电视台还来到中山医学院、南石头等遗迹处拍摄电视片，并在日本国内予以播放……正义的力量，总是禁绝不了的。

很快，香港要被中国人从英殖民者手中收回了。可以说，东亚最后一块殖民地即将成为历史。作为二度沦为英、日殖民地的香港，其老百姓及传媒，自然对当年日本标榜的“亚洲解放者”的真实面目看得更为清楚：那是“放假”三日的屠城与**抢劫，那是“还乡政策”下的大规模的细菌战的虐杀，无声的虐杀。当年，日本人对纳粹屠杀犹太人亦表示了愤慨。可他们在屠杀中国人时却一点也不犹豫。难道剑桥大学的日本史教授查理斯·D·谢尔顿，这位当年参加远东审判的美国海军军官，也同样对希特勒残杀犹太人深表同情，但对日本侵略亚洲各国，屠杀黄种人，也视如宰杀缕蚁一般——他们的立场如此一致，就不难理解当年美国庇护下大量战犯包括731部队的元凶石并四郎所包藏的祸心了。

这也是波字8604部队罪行长达半个世纪得不到揭露的重要原因。

当纳粹法西斯制造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用毒气杀人的罪行被彻底揭露，举世震惊之际，南石头难民所里日本法西斯用细菌杀人的罪行却深深地掩盖了起来。

而这，同样是东方的奥斯维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死难者建立纪念馆，对后人来说，完全是责无旁贷的！

秦江下定了决心，余生将为呼吁建立这么一个南石头——中国奥斯维辛的纪念馆而奔走、奋斗，直到最后一口气。

虽然他深知，这将要面临重重的阻力，甚至会招至无数的非议，也可能要耗尽整个的生命——但他不能不这么做，他不能让在南石头被细菌战杀害的无辜的千千万万的粤港难民，永远作为无处诉苦的冤魂，仿徨、漂泊于这现代化都市广漠的天际。

真若如此，他这一生将永远得不到安宁。

当冯棋拿着报纸告诉他，为筹拍《南京大屠杀》一片，不少热心人四下奔走寻求赞助。但在南京当地，跑了30多家企业，竟无一家企业肯出资赞助。这里，不仅仅是嫌麻烦、怕惹事，还有深层意识。后来，连片名也被要求改为《南京1937），连“大屠杀”一词也被别的不成理由的理由，如“刺激”等等给删掉了。因此，呼吁建立一个粤港死难者的纪念馆，也就更不那么容易了。

但秦江却认准了，非一条道走到黑不可！

这天，他又一次来到了那个不起眼的纪念碑前。

有人正在碑前拜祭。

不用问他们拜祭的是什么人。50年了，总算能找到拜祭的地方，他们的心情该是怎样的，已难以言状了。各色的鲜花、白色的缎带与黑色的奠字，以及接连不断的鞭炮声，都是要送走一个可怕的噩梦！

这噩梦已纠缠了中国人多少年了。

可他们又能凭此送走什么？

墓地周围，是匆匆而过与此似无什么相关的行人。他们甚至不曾回顾一下，便走得远远的。而附近的宿舍上，秦江竟惊异地发现，有人贴上了一道画符。

这是干什么？

他曾听说，当地居民对立碑很是反感，认为这碑给当地带来了鬼气，招来了无数的鬼魂，弄得他们的生活不得安宁。

这道符，无疑是用来“避邪”的，所以正对着墓地。以保证他们的安宁不为鬼魂所惊扰。

秦江感到了深深的悲哀——这就是今人对待昔日灾难的态度么？

他们可知道，回避历史，是送不走苦难的。当他们轻歌曼舞之际，说不定灾难便会骤然降临——人类的灾难，正是在你忘却它的时候不期而至。

送别亡魂的爆竹声不绝于耳……

秦江兀地想起，要来此拜祭谢罪的日本老兵丸山太郎不日就要到达了，无论如何，得安排冯棋在这里与他见面。

就选定在这里！立碑的阻力，使秦江又一次感到一种现实存在的荒诞。无法用理性去解释这一切，人类的非理性每每压倒了理性。

苦恼中，竟接到了那位女博士来中国前夕的最后一封信。

最近，我又将《楚河汉界》读了一遍。这是一篇很耐读的作品，每读一遍都有不同的感受。此次，我最感兴趣的是小狱卒的视角与恶作剧。作品的墓调——存在的荒谬和悲悯——很大程度体现在他和囚犯们的关系上，这两方面由黑格尔的MasfaLslave关系转化为萨特的互为地狱的关系。监狱里非人的待遇自不待言，牢里的囚徒反为牢外的“自由身”羡慕和嫉恨。这本身就是一种荒诞的存在，更重要的是暗示了铁窗内外界线的消失。墙里墙外都成了炙热的地狱，作为没有自我意识的工具，“童心未泯”的小狱卒像踩蚂蚁一样地把人的价值和尊严践踏得粉碎，他的自然联想把入另册的同类比作待捕待烹的鸡、泥鳅，甚至老鼠。关地窗、关天窗、射石灰水，这一切做得如此简单、自然，“小看守乐开了”——人类天性中的虐待欲，世界上的确没有比折磨、侮辱同类的行为更叫人开心了。从古罗马角斗场到历史里程碑式的战争、再到因贫穷与压迫而麻木的市井居民之间的争斗和倾轧，不正体现着人类天性中的这种爱好吗？看见别人受罪，自己就开心，哪怕自己的处境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善。小狱卒的三次出击不断加强作品的荒谬、悲悯意识，叙述人对于囚犯生存条件的描写是“入于其中”的手法，对小狱卒的心理、行为描写是“出于其外”，有一种超越意识，这种超越意识同时使读者也获得一种鸟瞰的高度。

《楚河汉界》的另一特色是模糊手法，作品并没有用政治暗示很强的字眼点明事情发生的具体年代。人物都没有正式名称，只用“胖党”、“瘦党”、“他”（囚犯）、“他”（小狱卒）来区分他们，大大加强了存在主义色彩，暗示着一种混沌的存在，好几处人物到人物的过渡，尤其是囚犯“他”到狱卒“他”的过渡，含糊不清，须细看才能辨明，“他兴致勃勃地提上了一小桶石灰水”，接着就是“他开始觉得有点凉咬唆的东西射来”，用同一代词指不同的两个人，这种有意识的模糊正是作品高明处，惟其模糊才更具可读性，亦所谓难读性转化为审美可读性，文学作品不同于说故事，应当不时留下一些不定点，让读者的主体意识有活动的余地，从而推动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双边活动。

每个读者都在重写原作，而每次重读更是在改写——所以这次的观感又迥然不同，不觉得诧异吧。

我不日就要启程来中国……秦江捏住这封信，真可谓莫可言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