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产生乌托邦,所以,也只有在根除异化之后,乌托邦思想才会消失。
而乌托邦的推行,本身就在加剧异化——以个人的意志扭曲整个的群体。
这也许是悖论:一方面,乌托邦出于道德或审美观念的幻化,是对异化的一种杭辩;但另一方面,它却在造成更大的异化。
章太炎可以说是一个例证,他从道德批判人手,推崇的更是“他律”的宗教道德,最后则是乌托邦的幻灭,复古读经去矣,也异化成了故纸堆。
这还算好的,因为他前期的民主启蒙影响要远远大于他躲人斗室后的影响。
可是,假如他以他的道德批判来执政的话,结局会怎样呢?
自律的道德变成他律,尤其变成强加于社会的他律之后,我们所能得到的,只能是反乌托邦。
任何远离今天的历史的构想,总是会出现歧异,因为历史总归不断有新的因素掺人,不断有新的显性因子出现,于是,死硬按照旧的构想去办并急于求成,只能造成残酷的后果,这便是一切乌托邦的必然归宿,我想,人们愈来愈会看清这一点。
充分尊重现实的选择性、可行性,这才有清醒的认识,一切历史均在今天。历史不会纵容超前意识无制约地发挥。历史是再现实不过的了,来不得半点浪漫色彩——无论是古典的浪漫主义或是未来派的浪漫主义。
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
个人与艺术、历史,均在其中了。
但历史又是一门艺术。
我们从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远远不可能得到诸如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巴尔扎克、雨果、曹雪芹、托尔斯泰、妥斯陀耶夫斯基所提供的历史意识及历史画面。形象大于逻辑、形象大于思维——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堪称历史的全息摄影。人们从上述艺术家的巨著中,得到的政治学、经济学、统计学……要比他们的时代的历史学家们提供的要高得多。因此,历史学家们往往更需要艺术的精神,正如伟大的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也不认为自己已对所描绘的时代作了科学的描绘,却毫不含糊地声称:历史学是一切科学中最不科学的学问,并说:
我在历史上所构筑的,并不是批判或沉思的结果,而是力图填补观察资料中的空白的想象的结果。对我来说,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诗;它是一系列最美最生动的篇章。(转引自卡西尔:《人论》,第25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既然是艺术,它就不仅有认识价值而且应有审美价值了。因此,关于历史哲学与价值范畴之间内在的、紧密的关系,就得加以研究与发掘——这又是一个新的课题。无疑地,它更是一个当代的课题。是当代史学这一美学发展中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从道德一功利一审美价值的嫂变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个轨迹。可惜,我们不可能在这么紧迫的篇幅中展开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了。历史学家受制于严格的求实规则中,也决不仅有枯燥的科学论证,而处处闪烁出诗人的精神来。
历史作为艺术这个命题,正如我们所知,是早已在古希腊时提出来的。那是一个史诗的时代,历史被当做艺术的一个分支。那个时代这么做,自然有它的理由。历史是与诗相提并论的,历史就是诗。直到19世纪初,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仍这么说:“历史,在它的圆满理想的境界,至少是一种诗和哲学的合成品,它通过特定人物和特定事件的生动描述将一般真相印人人心。”
而在中国,史官一直被置于很高的地位上,历史从一开始就带有浓烈的“官味”。因此,它是谈不上是艺术的,尽管文、史、哲不曾分家。可以说,那时,历史是被统摄于伦理之下的,是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服务的,有如一位板着脸的、毫无感情的老头子,要统治后世,决定后世;犹如一位正儿八经的大家长,被赋予一种很高的权利,因此,它不苟言笑,不为**所左右,永远那么冷漠、严峻、威慑着一切。历史不是诗,而是伦理学的奴仆,因而不会有诗情。当然,这个时代如此做,也有其充足的理由,何况这是一个没有史诗的时代呢?一个没有温情的正统的大家庭呢?
对于西方而言,历史作为艺术,受到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独立运动”的否定,历史被描绘成“不折不扣的科学”,弄得枯燥乏味,思想苍白,丧失了正视生活、迎接现实挑战的能力。这时的历史,或多或少已与中国过去的历史接近了,实际上没了历史,只有考据学,只有史料的堆砌、数据的积累了。
于是来了个否定之否定,人们又重新检起了古典时代的论题:历史是一门艺术——但首先强调的是艺术的认识价值、实践功能,强调历史使人们回忆过去,教育与启迪人的心智,激发热情与志气,并以此与实证主义史学相对抗。
也只有超越出功利价值之后,历史才呈现出它的审美价值来。而对于中国而言,在以伦理否定审美、取消审美的可悲做法(如“文艺为政治服务”等论调)被怀疑之余,历史作为一门艺术的论题,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学的领域,并且引导我们真正从历史走向未来。
卡西尔在《人论》中说的是:
诗歌不是对自然的单纯幕仿;历史不是对僵死事实或事件的叙述。历史学与诗歌乃是我们认识自我的一种研究方法,是建筑我们人类世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卡西尔:《人论》,第26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把历史与诗等同起来,势必引导向对审美价值的激赏或重视。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不带有艺术成分是不可思议的,同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不包含艺术的**更不可思议——尤其在人们不再为物质世界所累之际。因此,我们提出历史的审美价值之际,不正是反映了历史的伟大进步么?历史性的变化正决定着人类未来的命运——那无论如何也应该是属于审美的世界。
只是,我们是否讲得太早了,太粗略了。这已经超出当今的历史了,它尚未、也不可能得到认真的验证。
那就说到这里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