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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面对恶的发展（第1页）

5。6面对“恶”的发展

我们匆匆地跨过了西方自神权社会及君权社会向当代工业社会的几百年的历程，但是，无论在物质财富上，还是在精神上，这几百年并非一下子全跨过去了。卫星可以上天，但山区仍得肩挑手拉；握纵自动化仪器的人，头脑中却仍可以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巨大的反差，不仅在物质生产上，尤其在历史意识上。

超越人的功利意识的生产方式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奴化，一种是自觉，前者可以说是“道德”的，后者才是美学的。本应是唯物史观在起主导作用之际，否定功利，该怎么激发人们的生产热情呢？显然，美学的追求是不可能的，因为功利不是被包含而是被否定，那么，历史只能倒退到道德的“感召”，祈求于喋喋不休的道德说教，行孔子的“有为”——接二连三、迭起不衰的政治运动，用以来强制或刺激群众，以超经济的力量去搞经济，这就不可避免地违反经济规律，也背离了唯物史观本身。

但是，领导者本身却又是一个激烈的反孔思想家，他决不会认为这是孔子的思想在起作用。他是以未来美好的蓝图来召唤人们的创造**——而客观事实上，则又不得不落人到道德批判的水准上，在一个没有民主监督与舆论监督，没有完养法制的超前的理想社会里，旧的腐败堕落、擅权、言僚、化公济私、裙带关系等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就不得不诉诸道德的批判——所谓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之类，其性质不就是这个么？

由审美追求开始，落到道德批判——那是一种无力的、亦是无可奈何的手段，无论它表现得多么激烈——这却是历史注定了的。山反孔落到了实质上的儒化，这是说明了儒家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还是历史的错位？

津津乐道这种生命力强大的人，恰恰没看到这种错位，因此，他们口头上说“新文化”，但实际上连新文化为何物都没弄清。

对社会发展抱有理想主义的态度，在于执政者来说，就是对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所取的现实的态度的否定，最后便倒退到伦理主义的结局，与历史产生无法调解的矛盾，最后惟有失败。

理想——审美的追求，在现实中化作了伦理的需要及极权，也就是说，化作了高高在上的权力者的意志。

理想——意志，作为一门艺术是无可非议的，但作为历史，则不可能不带来灾难。艺木，可以教理想对象化，会充分表现出自由的美感来。历史，至少今天还不能作为艺术，作为艺术的对象，得以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当以审美来排斥尚未发达的商品交换时，伦理的历史意识便会重新**。

本来，对现代社会的否定，总是从传统道德观念出发的。“重义贱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历来是古代社会的道德所在——小生产的中国旧文化特征：每当社会进步，都免不了有一批道德家在惊呼：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国将不国！

我们很难把中国已接受的理想社会说成是一种伦理上的需求，无疑的，它是美好的、是合乎美学的追求的，应该是更高层次的史观所在。

但是，在现实中，它无一不化作了伦理的态度去对待社会，把一切化作了伦理的活动。

这里，不仅有传统的伦理史观的作用，也有我们社会现实的因素。在这么一个小生产传统相当广泛的国家里，大工业、现代文明的力最还不是很强，那么，它引起的对抗，不正是传统的伦理活动么？于是，商品交换便是邪恶的、不道德的，“无商不奸”。贫富的悬殊急速地拉开，“不患贫而患不均”，当然更不道德：流水线上严酷的纪律，使人服从机器，以致有捣毁机器现象出现；手工艺的“审美感”为大工业所淹没……田园牧歌变得冷峻了，最后消失了。

“破四旧，立四新”，可谓是“彻底”的反传统了吧，这里，可以是不给旧道德以任何立足之地，“新”则更在于创造上，在美上。因此，说是以道德的清规戒律来匡正现实社会，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应该是以“审美”为核心了，这是关学史观的超前反映。

但事实呢？

严峻的历史告诉我们，它导致的却是完全先验的道德观。社会纯洁的标志，则是“先进阶级”领导一切，极为严格的“政治审查”，一直查到祖宗八代。祖上有任何的污点，便可以认定你这个人绝对不可靠，必须予以“消灭”或“再教育”。于是，纯洁的血统便是道德的根据及保证，血统是纯的，那就是具备了道德的要求，可以胜任一切，·否则，你就丧失了起码的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毫无疑义，那时甚嚣尘上的“忠”的标准，就是以血统来划分的，血统纯，哪怕有什么毛病，也是“忠”的；血统不纯，再表白、再肝脑涂地，也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忠”。

这样，一场“革命”，便又走向了祖宗崇拜，宗教狂热。祖宗崇拜可以说是道德的自律，宗教狂热便成了他律。由内至外，极为残酷地加强了对人们灵与肉的钳制。

审美价值与宗教价值的混淆或宗教价值对审美价值的取而代之，就如同伦理价值对审美价值的偷换一样。宗教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现象”（马克思语），宗教价值以异化的形式表现出人的内容，往往会使对现实苦难的抗辩压倒这种苦难的表现，这样，它就同审美价值相互产生联系与影响了。宗教需要艺术，中国的佛教传人造成了盛唐的艺术高峰，这是有目共睹了的。但是，对于宗教价值来说，人的因素则是被异化了的；而审美价值中，人的因素恰恰被确证。前者，人是虚幻的、被融化了的，后者，人是实在的，并以实在的形式表现出其在社会里的白由发展。

这就不难解释一场“革命”，从审美人手，实质上搞的是道德的批判，而后又“上升”到了宗教的仪式——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短暂而又罕见的宗教狂热的**。

且引用一位神学家的名言吧：

宗教感情像审美感情一样，时自然界中的美、对人类精神的表现和显示中的崇高不会无动于衷，但是我们心中的宗教感情不是由对美和崇高的观点本身激起的，而是由关于一切美的无限的创造原因的最高观念和概念所激起，这种感情不表现在时美本身的皮敬中，而表现在对造物主的无限伟大的度诚中。

不是对美的本身所描绘出的美学社会蓝图的虔诚，而是对造物主（！）的无限伟大的虔诚。

“文革”中的所谓“四个伟大”，已是传统的“君师分离”的变革了，是“君”与“师”的合一。尤其是封建君权濒近崩溃之际，光强调“君”已不足以号召民众了，所以，必须甚至要把“币”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

“师”者，首先是思想上的先导，以此来禁锢思想，再好不过了，于是，这才有“统一的思想”，只允许一个头脑思考。

那样一场“革命”，其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从这也可管窥一斑了。

在历史的超前意识指导下，审美木身便被演化为道德与宗教的审判了。

历史的“似曾相识”，就可以从史观的研究中找到影踪。

那样一场“革命”，正是用虚妄、神秘的幻想来代替对现实的真正变革，把乌托邦强加于人类社会，对人类的认识加以了歪曲，从而强化了社会关系中种种保守、落后的因素。而这，只能算是宗教的“改造”，加剧了人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