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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面对恶的发展（第2页）

而真正的审美的历史活动，则应是通过人的创造性活动、通过对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从必然中求得自由，从联系中弘扬个性，以求得人的真正的自由发展，对人的价值的充分确认。

历史的逆向置换，往往以超前意识来作掩护——并不以哪位伟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

作为20世纪成长起来的革命领袖人物都曾经是、或者始终是“打倒孔家店”的激进分子，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不仅在文字上，甚至以武器来批判了儒家文化。

然而，以感性为开始的历史批判，是必不可少的，但正如我们在前边已说过的，这种批判并未上升到理性的阶段、科学的阶段。于是，革命成功后，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认为“商品交换”等与资本主义“并没有多大差别”，试图把中国的经济引向摆脱商品经济的“美学”构想之际，在试图用运动——道德的批判来纯洁社会，强调自觉而否定法制之际，旧的传统反而得到了更有力的维系与重建，血缘宗法关系、祖先崇拜、等级特权等等，可以说是空前地复活起来，被批判的反而是现实生活中足以与儒家文化相抗衡的因素。在“评法批儒”之际，强化的恰巧是“四人帮”的专制与极权。

如同我们在前面几章所论述过的，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人们的“物化”，曾使得老庄直至章太炎等文学家、诗人、道德家们极为烦恼与愤慈。他们一方面对人的物化——异化——发出了正义的呼喊，但另一方面却无法也不可能提出解决这种异化的真正途径，这样，才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乌托邦构想。

历史中的道德“沦丧”，其实是巨大的进步，物质财富的增长自然困扰了诗意的追求，自由发展机会的增多，当然对“均贫富”产生了冲击——道德的规范由此被突破，又需要重立新的道德了：原始社会，杀戮是英雄行为，弱肉强食，这可以是道德；宗法社会，以等级来占有，“名正言顺”，当然是道德；工业社会的竞争也有它的道德规范；还有宗教社会、行帮社会，都有各自不同的道德观，每个社会被取代，旧的道德观必定会“沦丧”，这便会引起了遗老遗少们的惊呼了。

我们当然不能无视这种力量，但绝不可为这种力量所左右。

说是这么说，可事实上又怎样呢？

人们往往并不以物质生产为前提来认识道德意识的演变，于是，在我们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一遇到与道德观念及乌托邦思想相冲突的现象——而这是不可避免的，便会为之痛心疾首，热衷于并寄望于道德的说教，期待一种被认为是符合道德准则的“改革”，这就必然要陷人空想，而这种合乎道德的所谓改革必然只有败绩——我在《我的神女》等系列长篇中，已多多少少涉及到这个问题。其失败，就败在“更道德”的传统复活上，改革便不复存在了。不可以道德批判对待历史中真正的改革，这并非危言耸听。寻找那种能避免“恶”的途径和政策，不但是不现实的，而且是荒唐的——过分合理才会荒唐，而太反常也才有正常。

人们已经谈到了官僚资本与自由资本形成的冲突了，前者是否是后者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也许不可以用道德来说明了，不过，一个封建传统很深的国度，权与钱的转换也许是某种必然，否则，毛泽东也就不会提出著名的“官僚资产者阶级”的沦断了，他是高度地清醒，又是极端的无奈——在面对历史“恶”的发展上。

人们常常感觉到，以“善”也就是以伦理的态度对待社会，将一切历史活动——包括经济的、文化的——纳人伦理活动的轨道，反映了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要求，有着深刻、广泛的社会基础，它看上去又是那么“崇高”、那么“无私”，但实际上是与历史相悖的。

要解释它，如果不上升到史观的高度，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只有伦理史观的“反作用力”，才会使人们不断“认准”所谓“善的趋势”，去对抗现代文明的浪潮。

我们常常谈起某国“工业革命”的失败，一位使人均收入成十倍增长的君主，为何却败倒在宗教领袖的手里，从而将整个国家拉人了一场长达八年的宗教战争之中，使数十万生灵涂炭？

显然，伦理的力量再升级便是宗教了，事实上“文革”中的狂热，也是一种由伦理上升至宗教色彩的个人迷信。前面已引用过一位神学家的名言，宗教感情可以说是与审美感情一样，因此，我们不难看到由伦理向审美发展中正常的途径，该是唯物主义，在史观上则是唯物史观；而歧义的、空想的弯路，则是宗教了，或者说宗教感情介乎于道德情感与审美感情之间，其史观，恐怕则是“天国”——乌托邦的空想。因此，一个君权社会与神权社会相通之处，要比与人权社会相通之处多得多。

对于那个国家来说，现代化“邪恶”的力量，必然要引起这个宗教国度激烈的对抗，于是，中世纪便在那里回光返照了。如果我们从伦理的角度上看，那位君主似乎是要受到严厉的谴责的，可我们从历史后果上看，他的过错也许是在他人的所谓道德的批判下变得太软弱无力、从而不应该地屈服了。当然，他最根本的过错是，他对于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未免太掉以轻心——对他的颠覆，可以说是从文化开始的。可见一个国家文化具备多大的历史力量。

自然，某些神权领袖带给他的子民们的乌托邦“天国”，恰巧是再严格意义上的反乌托邦不过了——战争、禁欲主义、极权、思想禁锢等等。

我们的“文革”——“刮十二级政治台风”、“一打三反”、“批林批孔”……不也是一幕幕反乌托邦的实景么？

以这个国家为历史的参照物，我们对中国的历史——自然是当代史，亦即思想史应当了解到什么呢？科林伍德说过：“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第24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这里把历史的过程分了几个层面。表层便是事件的过程，中层是行动的过程，下层是思想的过程。如同今日脍炙人口的“冰山”理论一样，露出水面的仅仅是事件而不是思想。

同样，我们不妨把历史文化分做三个层面。

表层的历史文化，可以说是事件或现象的文化。那是浮泛于历史表象的事件演变，人们生活中的物质需求，诸如衣着、饮食、房屋、车旅之类。事件总是走马灯似地变换着，人们的生活环境也总是不断变幻着色彩、格局——这一切，变化起来是不难的。国工可以穿西装、着皮鞋、吃奶油面包、不住宫殿而住在现代化的建筑里、不用大轿而坐小车，等等；中国的建筑物，可以不要飞搪画廊大屋顶，变成盒式结构乃至于第三代建筑，引人抽象派艺术……

里层的历史文化，即被马林诺夫斯基视为文化的真正要素——那便是社会制度、政体结构、道德规范、法律形式等等，当然比表层的要稳固得多，要改变它，甚至得流血：这是历史的行动过程，势必有冲突。但它毕竟是在改变当中，人们不难看出它的变化。例如，前面所提到的王国在“工业革命”中，人均收人不是上升丫十多倍么？尽管这种文化的变换尚需力气。中国，不是经历了巨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么？推翻了帝制，也推翻了军阀的统治以及蒋家王朝。

但是，深层的历史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却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为何那个王国的动乱从砸毁电影院开始：对国王盲目引进的西方文化——虽然是伴随着现代化的巨大利益——的激烈的抵制；同样，在高喊着批孔口号的“文革”中，异常神速复活的恰巧正是儒家的专制极权、血缘意识、封建等级、宗法关系……这，才是难以撼动的历史力量，用强制、乃至战争的力量也无以克服。海峡两岸的意识形态可谓不同矣，但是，在上述问题上，却有着许多异曲同工之妙，互为呼应——这就不用过多地举出实例了。

所以，这一层文化的变化是最缓慢的、最艰难的。如同“冰山”在水下的根基部分，看不见，但却很稳固、很庞大。它渗透在人们的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审美意识及宗教信仰之中，平时觉察不到它的存在，而在社会大变动中它便显示出了空前巨大的情力。因为它左右了历史的行动过程，深深扎根于一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当中。王朝更迭的事件可谓不计其数，革命的冲天行动亦曾使神州板**，但是，儒家“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的“人道”，又在这片古老的国土上有多少改变呢？

因此，不在文化心理上来一次根本的变革，光只有经济上的改革是靠不住的。前面提到的那个王国在极权下搞的经济改革其结果如何呢？借口救亡而摒弃启蒙，是必欠下历史一笔大债，而这笔债务弄不好就得用鲜血来偿还。

事实上，中国的历次救亡，如“五四运动”，国共第二次合作，都出现了启蒙的契机，救亡并不排斥启蒙，恰巧推进了民主与科学的发展，“五四”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国共合作造成的开放言论、解除党禁、报禁、释放政治犯等等。如今，为何偏偏有些国家的学者仍认为改革可以在文化的禁锢下进行呢？——自然，这种思想也不是没有历史根源的。有人甚至以韩国的经济起飞为实例，而他们也一直是儒家文化的领地。但现在其民主进程已有目共睹了。

针对大卫·李嘉图关于不顾一切去发展生产力的观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中曾这么说过：

他要为生产而生产，并且这种要求也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像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时者一样，主张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我们就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不外是指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不外是指人类天性的财富以自身为目的的发展，如果我们像西斯蒙第一样把个人幸福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必须压制全体的发展，以保证个人的幸福，且不说这种充满热情的考察不会有任何实效，他也没有理解人类能力的发展，虽然首先要以多数个人和整个阶级作为栖牲，但最后终究会克服这种对杭，而与个人的发展相一致。所以，个性的高度发展，只有通过一个以个人为栖牲的历史过程才能获得。李嘉图的无所顾虑的性质，不只是科学上的诚实性，并且从他的观点来说，还是科学上的必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这里，阐明了唯物史观与伦理判断或历史与伦理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并上升到了美学阶段——人的自由发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