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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文化的反思与历史哲学（第2页）

但是，正因为文、史、哲不分家，所以，在中国古代而言，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纯粹的哲学著作，在文学与历史著作中，却充满了哲学精神的。所以，哲学思想总是寓于文论与史著当中，没有称得上历史哲学的，但也没有脱离历史的哲学存在。因此，发掘历史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创立一个中国的历史哲学的系统，也不见得是个难事。

从《老子》而言，老子本身是史官，但他的《道德经》里处处闪烁着历史的哲学思想。庄子就更不用说了，内篇与外篇，汪洋患肆，对历史的讥评中更充满了哲理。也由于其文字的优美，其历史观在文化人中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孔子呢，这位一脉贯古今的思想家，早在其言简意赅的语录体的作品中，给我们这个宗法社会的“得道者”的史观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研究好先秦诸子百家的历史观，也就为建立中国的史观史系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了（史记）、（资治通鉴）等史学专著，里面均包含有相当丰富的哲理性的论述，有时点拨几句，亦可谓画龙点睛，且不说其整部史著中本身蕴藏的深邃的历史精神了。

至于后期以哲理性见长的论著，如（论衡）及至近代李蛰、黄宗羲的著作，也无不立足于深厚的历史土壤之中，得出颇有见地的历史、哲学的结论。章士诚的“六经皆史”，换一种说法，不是史著也都有“经”么？细细想来，认真探究，这话无非说明了一个不可移易的事实，这就是，在中国古代的著述中，即整个文化典籍里，历史的内容与哲理的思考总是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相映生辉的。

所以，发掘史学家的哲学思考，考察哲学家的历史观，这均是巫须努力的工作。文、史、哲不分家，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便利。同时，对于文学家的历史观，包括民俗中体现出的历史观，都是值得注意的，虽然后者与哲学层次上的历史观不同，但它也是历史的积淀，是历史的土壤里的“根”，含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当然，这工作更需人去做了。

我们已经讲过历史研究中的主体精神，我们再也不能陷于故纸堆里的考据的“历史”之中了，必须用当代的意识——当代的哲学意识及历史意识去观照（这也是禅宗的用语）历史，把握历史，真正深人到历史的内核之中，使史学本身也富于当代鲜明、活跃的特征，一洗其沉闷的气息。

“条条道路通罗马”。为抵达真理的彼岸，在文化的反思中促进历史前进，我们都在探索不同的途径，作出新的努力，以达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扬弃的目的。

事实上，不少同志已经在作这样的努力了。有的同志运用“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来考察中国历史，已经得到了相当可喜的成果。

中国宗法社会的周期性震动，即每隔两三百年一次短暂的调节——改朝换代，这从外观上提供了这个社会稳定、沉滞的依据。学过物理的同志都知道，平衡正是在周期性震动中获得的，螺旋如此，子弹的轨迹亦如此。外国很少这种两三百年一次农民起义的周期性震动，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可以作出比较及探究。

同时，就宗法社会内部的结构而言，它则是一个超稳态的、正常的系统。正是这个系统对宗法社会起到极其重要的调节作用，使激烈的矛盾得到缓冲，最后归于平复与停滞，如同软垫一样，什么东西在上面弹几下便平静了，不会激化下去。那么，这“软垫”又是什么呢？它又为什么那么善于吸收反作用力呢？

人们找到了不少具体的，以及理论上的原因，诸如中国宗法社会的特点——家庭与国家的同构、历史的不虞作用及无组织力量，以及在恢复稳定中宗法同构体的作用，儒家国家学说一体化，儒生的依附作用等等。当然，这些均有很强的说服力。

但是，从根本上揭示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从哲学的角度上对整个历史的反思，尤其是对历史观的研究与揭示，这个工作还没有人认真、系统地去做。

也就是说，周期性的震**、超稳态系统等等，它们的哲学依据是什么？或者说，上升到哲学的意义上又将揭示出什么？我们怎样从历史哲学的高度上，揭示这种“震**”“稳度”的根本原因？

这里，我们不想玩弄“新三论”，即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及突变论上面的有关术语，虽然新三论比老三论的层次又要高一些，我们研究中也需得益于新三论的启发，而新三论对于历史研究也有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但是，历史本身应该有自身的语言。历史唯物论本身也涵盖了所有新的科学方法——梅林说过：“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个排他的、达成最后真理的体系，它只是一个探究人类发展过程的科学方法。”所以，它在哲学的高度上，是不排斥任何新方法的运用的。同时，它自身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达到新的高度，决不否认对自身的超越。何况新三论或老三论，均只是研究中的具体方法呢。它本身是否认终极真理的，所以，它也决不会把自己当做终极真理，成为一个封闭的、保守的体系。既然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而不是目的，那也就允许有别的科学方法同时存在。

而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本身也是人类史观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而不能包括全部人类史观。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的力量，生产力的因素便作为显性因子出现了——在经济落后之际，人们对生产力作用的认识是不会那么充分、那么明确的，这点，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都先后指出过——这样，唯物史观才应运而生，可以说，早几百年，不会有唯物史观，也同样不会有马克思；同样，再过几百上千年，一定会有比马克思更高明的思想家出现，唯物史观也会发展到更高级的阶段或被超越过去。

这么说的本身正是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因为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人对历史也同样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均是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对它的认识也同样是有机的，不会僵化的。历史的前进有规律可循，并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相应来说，中国古代在经济与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建立的历史观，对社会发展带来的阻塞、凝滞作用，造成周期性震**及超稳态系统，同样是值得研究的，更不允许忽略，缺乏这方面的工作，正教我们愧对前人也愧对后人。人们在习惯的语言中，说某某朝代“气数已尽”，在现实中所抱的一种盲目的“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石头也有翻转之日”等带有朴素史观的态度，不正说明我们民族过去的历史观仍深刻地影响着今天，制约着社会的发展么？由于“气数已尽”（当然，这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是社会弊病已到了无法用和平方式根治的地步），中国人缺乏一种积极的、主动的研究精神，消极地听之任之，而不善于及时发现积弊，设法加以治疗，使社会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而寄望于新的“真命天子”的降临。所以，周期性震**，与这种历史观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为何这种周期性震**在别的国家不这么显著或甚至没有，作一下比较与分析，则是发人深省的。

如果今天，我们还寄望于这种周期性震**从而在一场巨大的毁灭中再去寻找新的生机，我们就必定会远远落后于世界上的先进文化及先进国家。落后总是要挨打的，一个无论过去是怎么先进的民族，一旦落后，就难免被寂灭的危险。津津乐道古代的繁荣，只会加深今日落后与贫穷的危机，这往往成为一种鲜明的对比。

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要对中国过去已选择了的历史道路取否定的态度，不是这个意思，已有的是不可以改变了的，对于过去，这种选择一也是合乎历史要求的。我们不可能改变过去，中国的历史道路与别的国家的不同的历史道路，都是我们这个星球上不同民族对自己的生存方式各自作出的选择与探索，都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彼此不可以掩盖的一部分。其实，欧洲对中世纪的选择，不是也应当被否定么？因为与此同时的参照物，则是东方的盛唐文化。他们相比之下，则是太黑暗、太野蛮了。但是，连唯物史观的创立者之一恩格斯也说：

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了。

恩格斯把这种“中断”的看法，视为“非历史的观点”。这一看法，我们不会接受不了。在近代的落后中，我们有其他国家工业化社会的参照物的同时，我们难道不可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争取又一个盛唐文化么？这决不是要对传统作武断的否定——当然，在感性的批判开始时，这种矫枉正是难免的。而现在，则应进入历史的、理性的批判了。我们不再是“五四”时期的水平了。

所以，现在的要害不是指责谁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而是要把我们的反思推向更深人也更高级的阶段。

传统是一种惰力，但它既然是惰力，它则必定会被克服。“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正是意识形态里这样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所以必须认真对待才可能加以克服。它毕竟敌不过经济关系的变革，最终也会被取代的。而今，在华夏古国广交的土地上，一场深刻的经济改革方兴未艾，这也必定带来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变化。因此，我相信，由经济的变革、文化的反思向深层的进发，绝不会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截断——即便被截断，无非也是提供一个更现实的批判对象，让人们感到前段的反思尚是无力、未针贬至要害罢了。历史的前进从来是不可阻遏的，我们已经付出了十年，乃至于一百年的代价，我们是不会容忍继续付出更沉重的代价的。

一个民族所有的历史，对未来总是具有意义的。所谓佛家的“法”，也就是从过去得到的或多或少支配现实的力量，当然，简单的因果关系是不足以说明这种力量的。历史作为一个活体，其因果链不如说是人身上的生物链一样，不到一定的气候，或者一定的代系，是不会显现出来的。“到处都可见死的拖住活的现象”，也不必看得那么可怕，死的不见得就是死的，活的也不见得就是活的。超越了生死，这或许便是老庄及禅宗的观念。纵然禅宗对治国平天下的历史变化似乎无什么兴趣，但它作为一种哲学，也同样有其历史根底。何况我们也并不奢望“顿悟成佛”，三天进人共产主义的天堂，那么，就用不着畏俱那历史的惰力，不必担心死人真能拖死活人。

我们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者。我们坚信中华民族未来的历史上，必将出现灿烂的、伟大的文明。

而这一伟大文明到来的迟早，则在于我们自身作出的努力。

包括在对过去历史所作的研究，是否迅速地、有效地找到新的突破口。

我们应该有中国的历史哲学。

而这一历史哲学较于过去，它是当代的、全新的；对于西方，它是中国的、民族的。它不是在故纸堆里造成的近视效应，也不是失足于历史泥泞里的挣扎与爬行，它应当搏动历史与哲学的双翼，在时代的风云中奋飞，闪耀出夺目的光彩来。建立一个中国的历史哲学，这对于我们是责无旁贷的。它正在向我们招手，我们的目光也再不会离开它了。

历史是一个醒了的梦，骤然间空旷和辽远，惟有追思才可能挽回那种失落之感——我们不是已失落了很多么，揉揉眼睛，在一片空旷中看出充实、看出真情吧！

这不是梦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