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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文化的反思与历史哲学（第1页）

第六章文化的反思与历史哲学

文、史、哲不分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古代的“分科”不如今天这么细，这已是不用加以说明的了。随着科学的发展，分科愈来愈多，这是有目共睹的。却又应了中国古代的一句格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随着分科的细密，又出现了一个逆向的趋势，边缘学科又相继出现，大有“合”的势头。自然，这种“合”，则是“分”之上的合，不是重复过去的合，是一个更高的层次了。因此，今日的历史哲学、道德哲学、艺术哲学等等，绝不是向文、史、哲不分家的古代学术的回归或重复，而是有了一个更高的起点。

而今，美学，即艺术哲学可谓是个热门，新著如雨后春笋，纷纷问世。瞬刻间异军突起，争相为正宗，可谓热闹非凡。成了当今文化的一个“热门”。

但是，热闹之余，总觉得有点不可抗御的凄凉感凝结在内心。是一种直觉还是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是个作家，对美学的兴趣是可想而知的，有书必读，但总觉得有点不满足，似乎当中有什么脱节或空虚。不错，对文学而言，它的审美功能可谓是最高层次的了。我在这方面倒是下了不少功夫，所以，评论中对我的长篇的审美价值总是倍加推崇。但是，至于作品的历史感，却很少有人提及。在这方面，由于我个人的阅历，我觉得更比其审美价值引人注目。可它为什么会被冷落呢？

一部文学作品，如果不具备历史感，那它又成了什么呢？

连唐三彩，那些豪放健壮的骏马，也无不反映了唐代的历史精神：自信、豁达、无羁的开拓与追求。今人如把它仅仅当做艺术品，那它就没了历史价值了。

文学作品竟连唐三彩都不如了么？

我接触一些著名的学者、当代文学的评论家，他们常常慨叹，如今，即便是“第一流”的当代作家，在其作品中都缺乏独到的哲学思考，不管这种思考是对是错、是正是偏，遗憾的是都没有，有的似乎有一点，可细细寻究，却是在故弄玄虚，到头来空空如也。缺乏哲理，是当代作家的致命伤，这恐怕不是危言耸听了。没有哲理，作品的历史感便失去其凝重及升华，奢谈走向世界，重新树起一个文化的奇峰，就只能让人觉得浅薄与无知了。当然，作品的哲理及历史感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融会在作品的内核之中，是让人悟出及感受出的。作为一位作家，我是痛感这方面的贫乏。

毫无疑义，十年动乱之后，文学的反思，毕竟只是属于感性的批判，由浓郁的政治色彩进人到了文化的反思，这是登上了一个层次，政治本身就是文化（广义的文化）的一种表现，所以，这只是由局部至整体，还只是个平面上的扩展，还不是纵向及立体的。而这种扩展，分明又带来了一种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的倾向，所谓的纯粹的审美本身就是割裂历史、否定历史的一种逃遁，这已是一种悖论了。也就是说，文化的反思导向的有两个可能，这是一种。另一种则应是对历史的反思，或说审己的反思，只有这种反思，才是升华、是前进，而不是前一种的沉没及逃遁。这同样也是一种审美，其审美价值恰巧是在包含功利内容之上的超越，而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由文学上自政治扩展到整个文化的反思，是属于感性批判向理性批判发展的进程，但它仍是感性的、直觉的为主。进人到历史的反思，理性的成分才显现出来。

人们之所以感到文化的反思中，出现某些脱节、某些空泛，以致不满，正是前一种导向的必然结果，为文化而空谈文化，高谈阔论而脱离历史的实际。“寻根”只是一阵热，寻到的无非是茫然与不着边际，再“深人”，恐怕只能寻到人的尾巴——类人猿的动物性上来了。

因此，关于文化的反思，需要一个新的阶梯，新的高度，既更要脚踏实地，又更要高瞻远瞩——这便是对历史的反思，对古代文化的历史的深刻洞悉，由具体上升到抽象，由感性进入到理性。

这里说的，实际上就是对历史的哲学的思考，或者说，更进一步迈入历史哲学的“神殿”。由文化而制约的各个社会阶段人们的历史观如何，从而看到当今现实当中显性的或隐性的遗传因子，才会对今天及未来有个清醒的认识及宏观的把握。

这里，我说了一个文化反思中的脱节——未能进行历史的反思。这是第一点。

同样，在文化反思中，作为哲学界，倒也是相当活跃的，对于唯物主义、辩证法，以及西方科学主义及人文主义的两大潮流的评介，均有了不同版本的专著。但是，正如一位研究西方史观史的学者所说的，在我国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中，往往撇开了西方哲学家的史观史，这样一来，弄得问题迭出，显得相当的幼稚——因为任何哲学思想的产生，总离不开当时的历史土壤，脱离历史现实的理论研究，往往是空洞的、虚幻的、玄而又玄，不堪一击。包括对唯物史观的形成，唯物史观为何“选择”了中国，以及某些旧的史观如何假借唯物史观而死灰复燃等等，都缺乏科学的理解，很是空泛与肤浅，因此，才造成唯物史观在当前的危机。也就是说，哲学研究的本身与历史脱节，成为了空中楼阁。

由于这一脱节，让我们更清楚、更明白地看到，不仅在对外国哲学家史观的系统的整理介绍——这点，在西方及苏联倒是相当发达的，并已形成了专门学科——须下很大的功夫，尤其是对我国析学家、史学家们的史观，更需要进行全而、系统、认真、科学的整理、研究及阐明，以建立我们中国的历史哲学的系统或中国文化史观史。

这里谈到的是第二个脱节。如果说，第一个脱节是平面化与立体的脱节，那么，第二个脱节就是基础与空中楼阁式的脱节了。

还有第三个脱节。这个脱节是历史研究本身的脱节。

笔者在好几所名牌大学走过，叩访过这些大学的历史系，试图寻找几位搞历史理论的同志进行对话并请教。遗憾的是，断代史、专门史等等，不乏其人，但要讲到史学理论，尤其是讲到历史哲学，竞寥寥无几——也许是我没找中地方，别的非名牌大学或许会有人，也的确有人在这方面造诣颇深，但从整个中国来说，专门研究的实在太少，与我们这个史学传统很是久远的中国很不相称。当然，作为低层史学，还是相当发达的。不过，就我们所看到的当今可堪称巨著的历史小说，人们就不难发现，其史识未免太不够了，所以才有把历史人物写成当代人物之嫌，而且是浅薄的当代人物，农民起义成了民主主义革命……无法揭示他所描写的那个历史时代的本质及规律。他可以称为某断代史的专家，但他绝不是有思想的文学家——低层史学也只能推出这号文学家来，这是可悲的，认识不清历史，也就无从认清当代了。以史为镜则成了一句空话，笔下只不过是一面哈哈镜，令当代人捧腹大笑而已。

所以，当前的历史研究，由于不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缺乏起码的哲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学习及熏陶，就无从在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得到中肯的、正确的一般历史结论，更不能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相反，则会把人引人歧途，无所适从，在支离破碎的史料中迷失方向，那种为历史而历史的理论，所导致的也同样是这一结果。

当然，作为历史研究，虽说略感沉闷，一说便似在故纸堆里与世隔绝，但是，新的成果还是相继产生，不可忽略的。问题只在于这一步之差——把历史与哲学结合起来，从而使历史的反思有新的突破。

这正是当今文化反思的现实给我们提出的迫切任务。

不前进，新时期文学作为“五四”运动之后又一个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扬弃的浪头，就很难超过原来的幅度，而对“五四”进行反动的逆流，就有可能再度吞没“五四”及新时期革新的成果。谁都知道传统文化顽强的再生能力，儒家正统文化从来也没出现过断裂，只有过**及低潮：显性与隐性时期。我这里不是指传统文化优秀的一面，而是指其作为历史惰力的一面。自明、清以来，多少思想家想奋力打破“万马齐暗究可哀”的局面，可绵延了儿百年，可谓收效不大，动不动便卷土重来，变本加厉——作为其恶劣及反动的一面。这是不乏先例的，明代有过，清代更不胜枚举，连辛亥革命成功后，也出现过两度称帝及复辟，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及（祝福）等名篇，都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旧文化的凶残性。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十年“文革”，更集中地反映了旧文化对我们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虽然“文革”本身是打着反传统的、极端革命的口号——可怕的正是在这里，今后，难道不可能会有人再度以革命的招牌，行复辟封建专制、大搞法西斯政治之实么？“文革”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对它的探究须得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努力，任何历史的反常，都同样包含着更深刻的正常在内，也就是说，带有更值得人们探究的、又尚未让人所知的必然性。对反常的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如同在科学当中，相对论的产生，恰巧是因为对牛顿经典力学的反常现象研究的结果，空间的弯曲，光的弯曲，这在经典力学中是不可思议的。只有反常，才能使研究延伸与扩展，达到新的高度与深度，抛弃过去自以为正常的框架，找出新的、更合乎科学的正常来。把反常的摄动描绘为正常与必然，这便是历史研究深化与前进的标志。如果只满足于说其是反常，或者孤立地去研究其反常的偶然性，哪怕再精确、细微，也只能导致悲剧，这如同用牛顿力学去说明弯曲空间一般。惟有反常，才能更深刻地揭示出其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来。永远的正常是不可能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这就更需要我们对历史作出更加填密、科学的研究了。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中，在谈到黑格尔在历史研究中的贡献时，是这么说的：

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何况黑格尔不同于他的门徒，他不像他们那样以无知自紊，而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是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

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里的核心是“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凭此，黑格尔建立了他可以称之为体系的历史哲学。在他的《历史哲学）中，虽然对中国怀有很深的偏见，却仍在东方世界一章内，专门阐释了中国人的历史观，这点，我们业已引用过了。

回过头来，我们看看自己。

不能说，在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的著述中，没有独特的历史观存在，有的而且比比皆是。至于是否称得上历史哲学，当然又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