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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疯老人的奇闻轶事（第4页）

——能带我去么？

还好，这个女孩子不似别人那样拒人千里之外。她站了起来，说：

——试试吧，看你运气如何。

于是，她领着秦江走出了派出所，走过了自行车厂的围墙，走上了大街，一直向这个街区的唯一的街心公园走去。

一路上，她没少说疯老人的奇闻轶事。

老人有70岁了么？也许有，也许没有。但的确显得有古稀之年了。可能受的折磨太多，显老，说不定还没70岁。那50年前，正是10多岁，如果清醒，该是记事的。老人对年轻时的事，反而记得要清楚一些。只是他清醒的时间不多。真的，看你运气。我为什么说他也算是看公园的，这自有一番道理：打我晓事起，他就没一天不在外面。餐风宿露，流落街头。人民政府好心给他分了个房子，说他过去吃的苦太大了。可房子一到手，他就把四面墙拆得只剩下几根立柱了，你说怪不怪？他说，一关上门便觉得憋气，要室息，所以，不能有墙，光开个门也不行——就此人们就怀疑他有精神病了。所以，让他住到公园里，无论他做什么，也不管了，反正让他有个落脚之处。公园住处，给他开了个大门，窗子也很大，他这才没拆墙。有一天，小偷把他的东西都偷光了，他也无所谓。他说小偷总归没偷去他的命，也偷不去他的命。

——谁会要他的命呢？这么个腌攒的老头，要去了还嫌累赘呢。

女户籍员又笑了。

可他却把命看得十分要紧。平日，别否他一身泥尘，可吃起来却很是认真。自己开火煮饭炒菜。开始，大家以为他老，牙齿不行，所以，才把饭菜煮了又煮，煮得烂烂的。你知道，广东人好吃鲜，太熟了就觉得没味。尤其是老人更是如此。什么鱼生呀、冰镇龙虾肉呀。可这位老人恰恰相反，稍放上十分钟八分钟的菜，马上就得回热，任何生冷的东西都不吃，菜都煮得发黄……这类古怪的事，太多了，要细说，可以说上一天。

听到这些，秦江都缩紧了，浑身发冷。

一个人，为何会有这样的一种变态？害怕住在屋中，害怕吃生冷食品，还不知道害怕别的什么——这只有在年少时受到极强烈的刺激，才如此刻骨铭心。

哪位心理学家说过：年少时的记忆是用凿子刻在石板上的，至死不会消褪；老人的记忆，是树枝画在沙滩上，一下子就让水给冲没了。

公园里，退休的干部、工人都自得其乐。有逸鸟的，有练功健身的，有清唱粤曲的。找来找去却就是找不到户籍员要找的那位老人。

——领我上他“住”的地方看看。

——“住”？他可是天作帐、地为床的。就在这公园里。只能去看看他烧饭的地方。

——可也是，我用词不当了。

在公园的一角，搭了块桅皮，自然是遮风挡雨的。一个煤气罐挨墙放着，有一个单灶的煤气炉，墙上挂着各种灶具：锅、煲之类。

也许，这是他最好的归宿。

但他并非僧人，不曾出家，膝下并无子女。

——他不要子女，怕给子女带去什么病。他讨过两个老婆，都过世了，他也就不敢再讨了。

听这话，秦江感到莫名的恐惧。

这老人有怎样可怕的内心世界？他竞产生了一种畏怯，不敢再找这个老人了。

这天回到家，他竞又接到那位女博士的来信。信是从欧洲寄来的。

博士说，她最近申报了一个课题，研究文学与人性，得到了一笔费用。她先飞越大西洋，到了法国，再到德国。这样，也就有机会到中国。几个月后就能见面，讨论一下《楚河汉界》。

就这么一个短篇犯得上小题大做，兴师动众么？这位华裔女博士也染上了西方人治学钻牛角尖的毛病了吧？信中，自然少不了谈谈这篇令她兴奋不已的短篇。

你在这篇严格意义上的短篇小说里，我觉得它至少达到了新的高度，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大墙文学已经死了，可你又让它获得了另一个意义上的生命。你把大堵写塌了，从而给大墙文学突破大琦而拓出了断路。

这8000字达到的两重高度是：第一重，我把它简括为“少年与无意”，第二重我名之为“无意与必然”。这封信先讲第一重。

小说写的是一个17岁的小看守与犯人之间的三次冲突：第一次是把犯人的地窗关了；第二次是把天窗关了；第三次是用竹筒向犯人浇石灰水。三次冲突不但无声无息，最关健的是这个年轻的小肴守对犯人采取的三次行动，都是和他少年时代无邪的回忆联系在一起的。三次残酷的行为几乎可以说是他少年游戏的延续，只不过时空背景换了而已。而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

在极热的太阳下，17岁的小看守守着这种单调的责任，使他万般无聊，热得发烦。16个犯人又在吵，为了分地方睡觉。吵声剥激了他，使他想起了儿时的快乐游戏。于是便恶作剧地实施7游戏。他想起了他曾抓过的一只小鸡，为了不让它叫，于是把它放到兜里闷住。小鸡便不叫唤了。类推起必，他把牢房的地窗和天窗关上。这使牢房中本已热到极点的犯人开始出现**：有人热得开始疯狂地抓挽胸口，直到抓出紫斑来，并喝了洗澡水，轮流趴在水泥地上解热。小肴守还觉不过鹿，便想起用竹筒当水枪滋水玩的游戏，而这回他滋的不是水而是石灰水。这个游戏的效果极令他兴奋：它使一个犯人的眼晴被击中，一头栽到尿捅里，所“幸”的是尿的浓度比石灰水的浓度低，反倒替他冲洗掉眼睛里的石灰水。牢房里是“狼奔永突”，阎得四脚朝天。

我不敢说这个小看守是“人性恶”的代表。我认为人之恶是和杜会对人的要求相联系的。一个人只有走上社会并与之发生几次碰挂，才能分清自己行为的善与恶。小看守只有17岁，监狱是他初涉人世的第一个地方。他也许梦幻着做一个能干的士兵。如果他在工厂做徒工，也许他是最能和师傅恶作剧的徒弟，过分时他也可能把师傅坑了，但这无伤大雅，可他初沙人世时，所处的竟是个差分毫谬千里的地方，他不能领悟到他是法的延仲，而不该是法的反板。当然我不认为他是个天生心地善良、性情柔弱的孩子，但我仍不敢说小看守的行为是经过了杜会熏染后的完整的恶。少年的许多行为是和无意相联系的，无论是从少年善的或恶的行为中，你都不能认定是他深远的人生目标的顺次实观，也推不出是他生命信仰的曲折显示少年总是与无意、膝脆、偶然、不定性等概念相联系的。因此，人们的期待总是指向他们。美好的理想、实现不了的愿望，伟大的责任都愿意留于他们。那么，我们是不是因为人的发展阶段中少年时代总是与无意有一种不可克服的联系，就原谅或者无视他们的过失呢？

这封信到此戛然而止，还留下第二重问题未曾讨论。博士大概想留下一个悬念。

当然，更多的是思考。

那么，公园里的那位老人，标准的“homeless”，如果他的少年时代，恰巧是与那位小看守相反的话，其今日的生活与少年的无意又是怎样一种联系呢——当然那不是过失而是不幸。自然，过失也是一种不幸。可老人的少年之不幸是另一种相对一般意义上的不幸，又怎样笼罩了他整整的一生呢？也许，该把原文找出来，我已忘却了当日的冲动与构思了。

秦江这么想——这一来，就该有个续篇。

但中国的今天，绝对不应是那个故事的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