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难民所边上,有两个巨大的“化骨池”——这是一个真正的苦工告诉他的:
——韵不用到难民所里找你父亲了。既然有病给带去了,又那么大的年纪,肯定已经熬不过了。现在,你只管到旁边不远的两个化骨池中去翻一下,说不定他早已到了那里。
——不会的,父亲人虽老,身子骨还硬。
——再硬的身子,也经不起病痛,你还是去找找吧。久了,化了,就找不到了。
那位苦工,是参与挖两个化骨池的,几乎在这里当苦工的中国人都参与挖了。
挖时,他们还不知道是+什么的。
只是挖得很深,可以装得下两层楼房。那么长、那么宽,不知消耗了多少人力。
挖完以后,才知道是扔死人的。
现在已经扔过几批了,也是让中国苦工抬去的。几十上百具一层,再洒上石灰和一些化学药品。尸体很快就化解了,再又扔上一层。
苦工们心里都在发抖,不知几时,自己也会被扔进去。
那位扮作“苦工”的青年,果然在那里找到了父亲。他父亲已被压在了十几具尸体之下。因为刚扔下去才一天,还没有来得及被化解,这才得以让儿子认回。
史料实录
证言:
南石西的居民吴泰伟说:“我是南石头村农民,世居在此,今年68岁,一向以种水稻、蔬莱为生。日军慢占此地时我已十几岁,见到和听到一些事情。
“日军占领广州后,把惩教场改为难民收容所,男女老少都有,人数很多。日军不让难民进入广州市区内。大门口有卫兵守卫,不让难民随便出入,也不准外人进入。难民的生活很苦,每日只有3两米,年轻的还要种莱、种水稻等。
“难民中常常俄死、病死好多人。起初,日军把难民的尸体集中到一大坑里,想用硫酸之类的药水化掉这些尸体,但没有成功。尸体的气味很丑,大风一吹过,我们就闻到一股腐炙难闻的气味,晚上还会看见磷光。”
吴又说到:“我还记得日军使占广州后第4年(1942年),我亲眼见5日本兵在稻田中用妙布袋捞孑不虫(蚊子的幼虫),又找人(给饭食)喂蚊子,然后抽蚊血来做试验。”他又说:“我姐夫被日军捉入检疚所喂坟。后得病,三年后病死。当时南石头村死人不少,拆了六成的房子,生活很艰难。”
南石西居民陈娴(74岁)说:“我的阿烁(祖母)也是在南石头难民所被折磨死的,连尸体也找不到。”
南石西居民肖永光(70岁)说:“我弟弟肖树1942年被日军拉入检疫所,关了两个晚上喂蚊子(即强迫让蚊子咬),头都肿了,后来在医院医了很久才好。他1970年过世,才39岁。”
在南石头难民所附近的棣园居民范有生(74岁)说:“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天气很冷,许多香港难民坐大眼鸡船(有帆、船头画有眼睛的船)回到广州,冻死一些人,许多人收入难民所。难民所也收容广州市的难民。”
南石西居民梁檬(68岁)说:“自从日军1938年10月侵占广州后,不久就在南石头建立了一个检疫所,一个珠江船只检查站,还有一个日军宪兵队驻扎在这里。在南石头村的西边有一个特别检查站建立起来。约在1940年左右就在我南石头村大肆进行搜集蚊子。每天早上6时左右,就有两三个日本人随便进入村民的房里,用手轻轻地拨开蚊帐,将一只只吸饱人血的蚊子捉入他们带来的小玻璃瓶内带走。口木人口口如常来我村骚扰。还有一个时期,强迫村民割耳朵取人血和打针抽血做试验。我还听说日军捉7人入所割脚筋抽血,有两人逃走。
“我村东南边有一个旧炮台改做惩教场,日军把它利用改造为广州难民收容所。我看见日军将一车一车的难民运入难民收容所。那里名义上叫做难民收容所,实际上是用暗刀杀人,是‘收命所’。当时每天死许多人,6个抬尸人都抬不完。”
“后来在难民收容所里建立一个化尸池,就将难民的尸体一个一个抛下去,不久臭气难闻至极。我们村的村民只有敢怒而不敢言。难民所每天煮饭时,日本5人将药物混进去,难民们分到的饭很难吞下肚,只好挨饿。这又是日本军人的阴谋罪行。”
吴亦源竟然又回到了难民所,回到了冯祺身边。
然而,他却已不是原来的吴亦源了。
开始,冯祺还以为他长胖了,竟红红白白的,很有血色,身上也有了肉。这让冯祺感到奇怪,略有犹豫,却还是忍不住往前扑去,哭喊了起来:
——爸爸!
他该有多少话要说呀。吴叔叔拉去的这些天,又出了多少事,病了多少人,乃至于死了多少人呀!不知几时该轮到自己。、本来,这里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哥哥,平日同冯棋玩得最起劲儿。可是,两天前,他也病倒了,那么健壮的身子也没顶得住。听说,人也已扔到了化骨池——也就是那次一位青年农民来找父亲,大家才知道有这么个可怕的“去处”。
然而,吴亦源却变了个人。他见冯祺扑来,连连摆手,大声道:
——你们别挨近我,千万别挨近我!
一下子,吓得所有人都直往后退。冯祺也惊呆了:
——你这是为什么?
——我身上有毒菌。日本鬼子搞的。很可能是鼠疫,染上了,就没救了。千万别靠近我……
话没说完,他便把头转向墙角,猛烈地干咳了起来。
他在发高烧。
冯祺隔着半丈远站着,哭声道:
——爸爸,爸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吴亦源含泪道:
——口本鬼子比蛇蝎还毒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