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
——仅一街之隔的难民所,你不知道么?
——知道,但从未去过,也不敢去。
——日本人做的事,有什么可疑之处么?
——说不上,事隔50年了,记不得了。
——想一想。
——他们搞鬼,也不会让中国人参与。
——不是说你参与了,你不要有顾虑。仔细想想,想起来告诉我们。
秦江知道再谈下去也无用了。
——不是我知情不举,而是我当时的确不知道。在那里工作,不过是靠一技之长,混口饭吃,免得饿死。
出门时,那人话才多了两句。目的只有一个:表白自己并无千系。
没有人,也不会有人去追究他当年在检疫所的所作所为,曾担任伪职这个历史包袱已经够他沉重一辈子的了。自然,中国已有过的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能让他侥幸至今,也实属不易,他一定是善于保护自己的。可为了保护自己,他难道没意识到,他也同样可能庇护下其背后巨大的历史罪行么?
如果不是后来“波字8604”部队罪行被正式并大量揭发出来,这个人又急忙找来说上许多似是而非的“线索”与“蛛丝马迹”(这些显然已经没意义了)的话,秦江也早就把这干巴小老头从记忆中抹去了。
当然,尽管是提供“蛛廷马迹”,他也仍然把自己摆在了一个极干净的位置上。
但愿冯祺不会如此。
一个三次逃离难民所的孩子,其个性中应有不同寻常的地方——当然,这种不同寻常会走向两个不同的极端,而这同样也会是畸形的、变态的么?
找到他之前,不可能对他有任何了解。
心诚石开。
奇迹发生了。一天,也同样是深夜,突然来了一个电话,秦江一拿起,对方便问:
——你是秦教授么?
——是的。
——听说你要找我。
——你是谁?
——我叫冯祺。
秦江正是一筹莫展之际,一听此话,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二马的冯,示旁的祺么?
——是的。
——可把你找到了。
——我到一位老同事的单位去坐,也是无意之中,他们单位一位人事干部过来,老同事作介绍,说我叫冯祺,那位人事干部就一愣,说省里正有人找我……也算是巧了。看来,你是到处找寻我,弄得佛山城上上下下都知道了。
——皇天不负苦心人。
——找我的事,我都知道了。
——这太好了,你能找时间和我好好谈谈么?
——要说的话太多了。只是,我得先问你几个问题。
电话中的声音,不显苍老,到有几分硬朗、沉着——也许,自己太多心了。现在,通过声音就可以断定,对方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于是秦江爽快地说:
——你尽管问。
——你是怎么搞起这一调查的?
——是北京来的一封函委托我校调查此事,我就应接下来了。
——仅仅是一个任务么?这个我倒不大想知道,我是问你个人的原因?
——个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