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商议生财之道
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寻找宝藏,本书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我想你读后就会明白,我们寻找宝藏是多么积极。
在讲述这个故事之前,我得把有些情况介绍一下,因为我自己也读了一些书,知道一个故事这样开头真是令人讨厌:“哎呀!”希尔德加德深深地叹着气说,“我们一定要最后看一下这个祖先的家。”然后另一个人又说起什么事情——你读了一页又一页也不知道那个家在哪里,或希尔德加德是谁,或有关那个家的任何事情。我们祖先的家在“莱维沙姆路”。这是一座半独立式的建筑,有一个花园,但是并不大。我们是巴斯特布尔家族的孩子,除了父亲我们共有6个兄弟姐妹。我们的母亲已经不在人世,假如你认为我们不关心她,因为我没有向你较多地谈起她,那么这只表明你对人根本不了解。多拉最大,奥斯瓦尔德是老二,迪基老三。奥斯瓦尔德在他就读的预备学校[1]获得拉丁文奖。迪基的算术很好。爱丽斯和诺埃尔是一对双胞胎,他们10岁了。霍勒斯·奥克塔维厄斯是我最小的兄弟。这个故事由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讲述——但我不会告诉你这个人是谁,只是到了最后我才会讲的。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你可能会尽量猜测,不过我打赌你猜测不到。首先想到寻找宝藏的正是奥斯瓦尔德。他经常想出一些很有趣的事情,一旦想出来就不像有些孩子那样守口如瓶,而是要告诉别人,说——
“让我告诉你吧,我们一定要去把宝藏寻找:
这总是让你家由衰败再次兴旺的高招。”
多拉说这非常不错,她经常都这样说。此时她正极力替诺埃尔补袜子上的一个大洞。那天我们在养鸡房的顶上玩船员殉难游戏,他的袜子在钉上挂破了,奥克塔维厄斯摔倒,把脸划破:他现在还留着伤疤。在我们中间只有多拉才试着补东西。爱丽斯有时也尽量做些东西。有一次她替诺埃尔织了一条红围巾,他的胸腔不是很好;可围巾的一头比另一头宽得多,他不愿意围。因此我们把它当三角旗用了,它相当好,因自从母亲死后我们的大部分东西都是黑色或灰色的,现在有了鲜红的颜色就大为改观。父亲不喜欢我们要求得到新的东西——由此我们明白巴斯特布尔这个历史悠久的家庭确实衰败了。另外我们还看到,除偶尔给年龄较小的孩子一便士钱外再没有零花钱,人们因此再也不像往常一样穿着漂亮的衣服,赶着马车来我们家吃午饭。地毯上也有了洞;木头支架脱落了什么时,也不会把它们拿去修补。家里只是为了前园的管理才请一下花匠,但也不是经常的。用绿色台面呢作衬里的橡木大餐柜中放着的银具,也全部送到修理店里去了,以便把那些凹痕和擦痕补上,然而它们再没有拿回来。我们感到父亲已没有足够的钱付给银匠修补费用。新买的汤匙和叉刀都是黄白色的,没有旧餐具那么重,一两天后这些餐具便再没有了光泽。
母亲死后父亲生了一场大病,他生病期间,那个生意合伙人就去了西班牙——这以后家里就没有什么钱了。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接着佣人们又走了,只留下一个打杂的。你要想过得舒适快乐很大程度上都离不开一个优秀的勤杂工。倒数第二个勤杂工确实不错:她经常做些非常好的葡萄布丁,还让我们在地板上吃饭,假装我们在用叉子杀一头野猪。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勤杂工几乎总爱做西谷布丁,这种子布丁水分很多,你无法假装把它们当作任何东西,甚至无法把它们当做岛子,就像你拿稀饭没办法一样。
然后我们上学校去读书了,父亲说他要尽快让我们上一所好学校。他说假期会对我们都有益处。我们认为他是对的,但也希望他把支付不起学费的事说出来。因为我们当然明白这一点。
接着有许多人经常拿着没有贴邮票的信封来到门口,有时候他们非常生气,并说在把这事交给别人处理前他们这是最后一次找上门了。我问伊莱扎是怎么回事,她善意地对我做了解释,我真替父亲感到难过。
我们曾经收到一封蓝色的长信,是一个警察送来的,当时我们都吓坏了。父亲却说一切正常,只是在女孩们上床睡觉后他上楼去亲吻她们时,她们才说父亲一直在哭,尽管我不相信那是真的。因为只有懦夫和爱哭的人才会流泪,而我父亲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
因此你就明白我们应该去寻找宝物了,是奥斯瓦尔德这样说的,多拉说这是非常好的主意。而其他的兄弟姐妹都同意奥斯瓦尔德。于是我们召开了一个会议。多拉坐在椅子上——就是那把餐室里用的大椅,我们11月5号曾在上面放烟火,当时我们都患了麻疹,不能在花园里去放烟火。椅子上那个洞还没有补上,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到婴儿室里;我想,我们男孩子那样玩烟火也算是便宜的了,即使把椅子烧了个洞。
“我们一定要做点什么,”爱丽斯说,“钱已经空了。”她说话时把存钱柜弄得格格响——它确实在格格响,因我们为了交上好运总是把那块不好的六便士硬币放在里面。
“对——不过我们干什么呢?”迪基问。“咱们要做点什么这话说来很容易。”迪基总想把每件事都办得非常确切。父亲称他是“定冠词”[2]。
“咱们把所有那些书再看一下吧。我们会从书中得到很多启发。”诺埃尔这样建议,我们让他闭嘴,因我们都很明白他只是要我们又去翻他的那些老书。诺埃尔是一位诗人,他曾经把他的一些诗卖出去——而且发表了,但这里不去说这事。
之后迪基说:“喂,我们大家都安静10分钟,每个人都想一下如何去寻找宝藏。想好后一个接一个把想法都说出来,从年龄最大的开始。”
“我无法只考虑10分钟,半小时吧。”赫·沃说,他的真名叫霍勒斯·奥克塔厄斯,但我们都叫他赫·沃,因为这是广告词。就在不久前他还害怕从那块用大字写着“吃赫·沃”的广告牌下经过。他说那时他还是个小男孩,不过我记得就在倒数的第二个圣诞节,他半夜醒来时又哭又嚎,他们说那是指布丁。可他后来告诉我他们真的来吃赫·沃了,你想想也不会是指布丁,因为这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事。
唉,我们思考了半小时——我们都安静地坐着想啊想。还有两分钟就到时间了,我做了决定,我看见大家都做了决定。除了多拉,她考虑问题总是要花很多时间。时间坐长了,我会感到焦躁不安。到了第7分钟时,赫·沃叫起来:“噢,时间肯定超过半小时了。”
赫·沃今年8岁,但他还认不来时间,奥斯瓦尔德6岁时就能认时钟了。
我们大家都伸伸腰,立即就说开了,而多拉用手捂着耳朵说:
“一个一个地说,我们不是在玩‘贝白尔’。”(这是一种很好玩的游戏,你玩过吗?)
于是,多拉让我们按年龄在地板上坐成一排,她用戴着黄铜色顶针的手指着我们,倒数第二的那位勤杂工离开时,多拉的那只银顶针就丢了。我们想她一定忘记了那是多拉的顶针,把它错放进了自己的箱子里。她是一个非常健忘的女孩,经常忘记了自己花钱买的东西,因此这种变化就不是好事了。
奥斯瓦尔德先发言:“我认为我们可以头戴黑面巾,手持马枪在布兰克希思把人们挡住,而且要说,‘要钱还是要命!反抗是徒劳的,我们武装到了牙齿。’就象狄克·特平和克劳德·杜瓦尔[3]那样。没有马不要紧,因为马车也出去了。”
多拉皱起鼻子,她要像书中那些善良的姐姐们讲话时总是这么做;她说:“那是非常错误的,就像从父亲挂在客厅里的大衣里偷走那些便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