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全都知道:要是他也呻吟了,那一定是他昏迷了。他怎么会如此顽强呢?我真不明白。
九月二十六日
今天有人叫我到楼下的接待室去,我看见两个姑娘在那儿等着我。其中一个很漂亮。她们要见柯察金。她们是冬妮亚。杜曼诺娃和塔季亚娜。布拉诺夫斯卡亚。冬妮亚这名字我很熟悉——柯察金说胡话时常常喊着她。我允许她们进去见他。
十月八日
今天柯察金第一次不用搀扶在花园里散步。他不止一次地问我,他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我说快了。那两个姑娘一到探视日就来看他。现在我才明白,他疼痛的时候为什么不呻吟,而且绝不肯呻吟。对我的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
“您读一读《牛虻》,就知道了。”
十月十四日
柯察金今天出院了。我们互相亲热地道别。他眼睛上的绷带已经解掉,只有额头还包扎着。他的右眼瞎了,不过表面上看来还是正常的。跟这么好的一位同志分手,我感到十分难过。
情况总是这样:病人痊愈了,就离开我们走了,而且希望他们不再回到我们这里来。
临别的时候,柯察金说:
“要是左眼瞎了,反倒好点。现在我可怎么打枪呢?”
他还在想着前线。
保尔出院之后,一开头住在冬妮亚寄居的布拉诺夫斯基家里。
他立刻想吸收冬妮亚参加他们的工作。他邀请她参加全市的共青团大会。她答应了,等她换好衣服从房里走出来时,保尔却紧咬着嘴唇。她打扮得那么漂亮,那么别出心裁,他简直不敢带她到自己的同志们那里去了。
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他问她为什么要穿得那样漂亮,她委屈地说:
“我从来就不喜欢跟别人穿得一样,要是你不方便带我去,我就不去好了。”
那天在俱乐部里,她的漂亮衣服在那些褪了色的制服或短上衣里显得那样格格不入,保尔感到十分难堪。同志们都把她看作外人。她也觉察到了,所以故意用挑衅的、轻蔑的目光看着大伙儿。
货运码头的共青团书记潘克拉托夫,一个宽肩膀、穿粗帆布衬衫的码头装卸工,把保尔叫到一边。他不客气地看了看保尔,又瞟了冬妮亚一眼,说:
“那位漂亮的小姐是你带来的吧?”
“是我。”保尔生硬地回答。
“哦——”潘克拉托夫拉长声音说,“她的样子可不像咱们的人,倒像资产阶级。怎么能带她到这里来?”
保尔的太阳穴不住地跳动。他说:
“她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把她来了,懂吗?她对咱们并无敌意,至于在穿戴上,确实有点问题,但是你总不能光凭穿戴来判断一个人吧。我也懂得什么人才可以带到这儿来。你用不着故意挑刺儿,潘克拉托夫同志。”
他本来还想说几句难听的话,但是克制住了,因为他知道潘克拉托夫的话代表了大家的意见。于是,他把一肚子的怒气都撒到冬妮亚身上了。
“我早就跟她说了!她为什么要这样出风头呢?”
那天晚上,他俩的友谊开始出现裂缝。保尔怀着痛苦和惊讶的心情看着那一向似乎是很牢固的友谊在渐渐破裂。
又过了几天,其间每一次的会面、每一次的交谈,都使他们的关系更加疏远,更加不愉快。冬妮亚庸俗的个人主义越来越让保尔觉得难以容忍。
他们两个都清楚,感情的最后破裂已不可避免。
这一天,他们一起来到秋叶满地的库佩切斯基公园,准备做最后一次交谈。他们斜依在陡坡上的栏杆旁边,第聂伯河灰暗的水流在栏杆下面闪烁。一艘拖轮慢腾腾地从巨大的桥孔里钻出来,逆流而上。它的轮翼无力地拍打着水面,后面还拽着两艘大肚子驳船。落日给特鲁哈诺夫岛涂上一层金黄色,将各家的窗玻璃照得像火一样红。
冬妮亚看着金黄色的夕阳,满腹忧伤地说:
“难道我们的友情真的会像这落日的余晖一样暗淡消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