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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收到他哥哥阿尔焦姆的来信。信上说他就要结婚，让保尔无论如何回去一趟。

一阵风吹走了保尔手上的白色信纸，它像鸽子一样飞上天空。他不能去参加哥哥的婚礼。现在怎么能离开工地呢？昨天，潘克拉托夫这头大熊已经赶上他这一队了，他们突进的速度简直叫大家目瞪口呆。这个码头工人正在拼命地争第一名，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惯有的沉着，不断地鼓动他队里的“码头工人”用一种疯狂的速度去干活。

克拉维切克带着他亲手烤的最后一批面包从城里来了。他见过托卡列夫后，就到工地找保尔。他们亲热地互相问了好。接着，克拉维切克笑眯眯地从麻袋里拿出一件瑞典制的漂亮的黄面皮里短大衣，用手拍拍那富有弹性的皮面，对保尔说：

“这是给你的。猜不出是谁送的吧？……呵，你这傻瓜，好好想一想吧！这是丽达。乌斯季诺维奇同志送的，为的是不让你这蠢驴子活活冻死。这本来是奥利申斯基同志送给她的礼物，她接到手时立刻就交给我，说给柯察金捎去吧。阿基姆曾经对她说过，你在冰天雪地中只穿一件单衣干活。这倒叫奥利申斯基的鼻子有点皱起来了。他说：‘我可以另外送一件军大衣给那位同志嘛。’但是丽达笑着说：‘不必了，他穿短的干活更方便。’这就是那件皮大衣，拿去吧。”

保尔惊讶地捧着这件珍贵的礼物，过了一会儿，才犹犹豫豫地把它穿到冻得冰凉的身上。那柔软的皮毛立刻使他的后背和前胸都感到暖烘烘的。

丽达在日记里写道：

十二月二十三日

又有七个伤寒病人从博雅尔卡送回城里。其中有奥库涅夫。我去了一趟车站，看见从哈尔科夫开来的列车的连接板上抬下来几具僵硬的尸体。连医院里都没有暖气供应。可恶的暴风雪！它要刮到什么时候才会停呢？

十二月二十四日

刚从朱赫来那里回来。消息证实了：昨夜奥尔利克匪帮倾巢出动，袭击了博雅尔卡工地。双方交战了两小时。匪帮切断了电话线，所以今天早晨朱赫来才得到确切消息。匪徒被击退了。托卡列夫受了伤，子弹击穿了他的胸膛。今天将把他送回来。昨夜担任警卫组长的克拉维切克被刀砍死了。是他最先发现匪徒并鸣枪报警的。他一边往回跑，一边射击进攻的敌人，但是还没来得及跑到学校，就被砍死了。筑路队里有十一个人受伤。现在工地上驻有一列装甲列车和两个骑兵中队。

潘克拉托夫升任筑路队队长。白天普兹列夫斯基团在格卢鲍基村追上了一部分匪徒，把他们一个不剩地砍死了。筑路工地一些非党团人员，来不及等火车，就沿着铁路线步行回城里来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

托卡列夫和其他受伤人员都已运到，被安置在医院里。医生答应救活托卡列夫。他依旧昏迷不醒。其他人已没有生命危险。

省党委和我们都收到了博雅尔卡的来电：“为了回答匪帮的袭击，我们——轻便铁路的建设者，同‘保卫苏维埃政权号’装甲列车和骑兵团的全体指战员，在这里召开大会，向你们保证，我们将排除一切困难，在一月一日以前把木材运到城里。我们将全力以赴完成任务。派遣我们的共产党万岁！大会主席柯察金，记录别尔津。”

我们以军礼在索洛缅卡安葬了克拉维切克。

盼望已久的木材已经近在咫尺。但是筑路进度特别缓慢，因为伤寒病每天要夺去几十双有用的手。

有一天，保尔像喝醉酒似的，两腿发软，身子摇摇晃晃地走回车站。他发烧已经好几天了，但是今天的热度比以往哪天都高得多。

那吮吸着筑路队血液的肠伤寒也在悄悄地向保尔本人进攻，但是他健壮的身体仍在抵抗它。一连五天他都强打精神，挣扎着从铺着麦秸的水泥地上爬起来，跟别人一道去上工。但是无论是那件暖和的皮短大衣，还是朱赫来送给他的那双已经套在冻坏的双脚上的毡靴，都帮不上他的忙了。

他每走一步，都像有什么东西猛刺一下他的胸口。他浑身发冷，上下牙直打架，两眼发黑，只觉得树木像旋转着的木马似的围着他直打转。

他好不容易才走到车站。异常的喧哗声使他吃了一惊。他仔细一看，只见站台旁边停着一列跟站台一样长的平板列车，上面装着小火车头、铁轨和枕木，许多随车同来的人正在忙着卸车。他又向前走了几步，身子便失去了平衡。他只觉得头一晕，就栽倒在地上。积雪贴着他那灼热的脸颊，他觉得很舒服。

几个小时以后才有人偶然发现他，把他抬进板棚里。柯察金呼吸困难，已经认不出周围的人了。从列车上请来的医生说：“大叶性肺炎兼肠伤寒。体温四十一点五度。至于关节炎和脖子上的两个毒疮，那倒不值一提了。光是上面那两种主要病症，就足以把他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潘克拉托夫和刚回来的杜巴瓦都尽全力抢救保尔。

他们托保尔的同乡阿廖沙。科汉斯基护送保尔回家乡。

幸亏柯察金那一队的队员全体出动，更主要的是车站肃反工作人员霍利亚瓦施加了压力，潘克拉托夫和杜巴瓦才把科汉斯基和昏迷不醒的保尔硬塞进挤得满满的车厢里。车上的乘客怕他得的是具有传染性的斑疹伤寒，死也不肯让他们上车。有人甚至威胁说，只要车一开动，他们就把病人扔下去。

霍利亚瓦挥动着他的手枪，指着那些人的鼻子怒吼：

“这个病人不传染！哪怕把你们统统赶下车，也得让他走！你们这些自私自利的家伙，记住，我马上通知沿线各站，要是谁敢动他一下，就把你们全赶下车扣押起来。给你，阿廖沙，这是保尔的盒子枪。要是谁敢碰他，你就对准谁开枪。”霍利亚瓦为了吓唬那些人，又加上这么一句。

列车开动了。在空空的月台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跟前说：

“你说，他能活吗？”

没有回答。

“走吧，德米特里，这件事只能顺其自然了。现在一切都得咱们负责了。必须连夜卸下机车，明天早晨就试车。”

霍利亚瓦给沿线各站每个肃反工作同志打电话，反复请求他们不许乘客把生病的柯察金抬下车。直到每个朋友都答应绝对办到之后，他才去睡觉。

在一个铁路枢纽站上，一个不知姓名的亚麻色头发的年轻人的尸体被大家从客车里抬到了月台上。他是谁，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车站上的肃反工作人员想起霍利亚瓦的请求，慌忙跑到车厢跟前阻止，但是看到这个年轻人确实已经死亡，只好叫人把他抬到车站的停尸房里。

他们立刻打电话给博雅尔卡的霍利亚瓦，把他那么关切的那个青年同志的死讯告诉了他。

博雅尔卡发了一个简短的电报给省委，报告保尔的死讯。

阿廖沙。科汉斯基把重病的保尔送到家里，接着，他自己也得了伤寒病躺倒了。

以下是丽达的又一篇日记。

一月九日

我为什么这样难过？在坐下动笔之前就大哭了一场。谁会想到丽达竟会失声痛哭，而且哭得这么伤心！难道眼泪一定是意志薄弱的象征吗？今天流泪是因为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悲痛。为什么我会感到悲痛呢？今天本是喜庆的日子。可怕的严寒已经被战胜，铁路的各个车站堆满了宝贵的木材，我也刚开完庆祝胜利的大会回来。那是市苏维埃为表彰筑路英雄们而举行的扩大会议。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会感到悲痛呢？我们胜利了，但是有两个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克拉维切克和保尔。柯察金。

保尔的死使我发现了真情：他对于我，比我原先所想的更加珍贵。

日记就写到这里吧，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提笔写下一篇。明天我要写信到哈尔科夫，告诉他们我同意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