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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刚觉得体力稍微恢复了点，又马上来到中央委员会。可是这回阿基姆的态度很坚决。他坚持要保尔去住院。保尔却用低沉的声音回答说：

“我哪儿也不去。住院没什么用处，这是我从权威方面得到的消息。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退休，领残废抚恤金。可是我绝不走这条路。你们不能阻止我工作。我才二十四岁，不能靠着一张残废证度过余生，明知无用还走遍各个医院，到处寻医问药。你们应该给我一个工作，一个适合我的身体条件的工作。我可以在家做事，或者在机关里搭个铺……只有一点，别叫我当个只管登记发文编号的文书。我所需要的是能够使我内心充实、感到自己并没有离开大家的工作。”

他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洪亮。

阿基姆明白，这个直到不久前还生龙活虎的年轻人，此刻内心激**着怎样的情感。他了解保尔的悲剧。他懂得，像保尔这样把自己短暂的生命献给党的人，一旦脱离斗争，隐退到遥远的后方，实在是太可怕的事情。因此他决心尽可能地帮助他。他说：

“好的，保尔，不要着急。明天我们书记处开会。我把你的问题提出来。我向你保证，一定竭尽全力帮你解决。”

保尔费力地站起来，把手伸给阿基姆。

“阿基姆，难道你真的认为生活能把我逼进死角，把我压成一张薄饼吗？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他突然使劲抓住阿基姆的手紧压着他的胸脯，于是阿基姆清楚地感觉到他那低沉而又迅速的心跳。“只要它还在跳动，就别想叫我离开党。只有死，才能让我离开战斗行列。老大哥，请你千万记住这一点。”

阿基姆沉默不语。他知道这绝不是漂亮话，而是一个身负重伤的战士的呐喊。他明白，像保尔这样的人不可能说出另外的话，表达出另外的情感。

两天之后，阿基姆通知保尔，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里有个重要工作让他去做，不过必须先考核一下，他是否适合在文艺战线工作。在编辑委员会，保尔受到亲切的接待。副总编辑是一位女同志，她是个老地下党员，现在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她问了保尔几个问题：

“同志，您受过什么教育？”

“读过小学三年级。”

“有没有上过党的政治学校？”

“没有。”

“哦，没关系，没有进过党的政治学校，也能锻炼成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阿基姆同志跟我们谈过您的情况。我们可以给您一个工作，不必到这里来，就在家里做，并且尽力给您提供一些方便。但是，做这项工作需要广博的知识，特别是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知识。”

这番话使保尔预感到，他一定要失败了。半个小时的谈话显露出他知识上的不足，而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这位副总编用红铅笔划出三十多处修辞方面的毛病和不少拼写错误。

“柯察金同志，您很有才气。如果经过进一步刻苦自修，您将来可以成为一名文学工作者。但是，您现在写的文章还不够通顺。从您的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您还没有掌握俄语。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您一直没有时间学习。不过非常抱歉，我们不能聘用您。可是我要再说一遍：您很有才气。您的这篇文章，只要在文字上好好地修改一下，用不着改动内容，就会是一篇佳作了。可惜，我们需要的是善于修改别人文章的人。”

保尔拄着手杖，站了起来。他右眼的眉毛在**，他说：

“不错，我同意您的看法。我怎么能成为一名文学工作者呢？我曾经是一个好司炉，后来又是一个不错的电工。我很会骑马，也会鼓动共青团员，可是在你们这条战线上，我却是一名不合格的战士。”

他和她告别之后走出了房间。

在走廊的转弯处，他差点摔倒。一个拿着公文包的女同志扶住了他。

“同志，您怎么了？您的脸色这么难看！”

过了几秒钟，保尔才清醒过来。他轻轻地推开那位女同志，拄着手杖走了。

从那天起，保尔的情形越来越糟。恢复工作是不必谈了。他越来越经常地躺在**。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工作，并且请社会保险总局给他发抚恤金。在收到抚恤金的同时，他还领到了残废证。中央委员会又另外给他一笔钱，同时给了他可以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的证件。这时他收到玛尔塔的一封来信，邀请他到她那儿小住和休养一阵。即使没有接到她的邀请，保尔也打算到莫斯科去。他还怀着一线希望，想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份用不着走路的工作。但是到了莫斯科，大家也还是劝他先治病，并且答应把他送进一所好医院。他婉言谢绝了。

不知不觉，保尔已经在玛尔塔和她的朋友娜佳。佩捷尔松的寓所里住了十九天。他整天一个人待在屋子里，因为娜佳和玛尔塔两人一早就出去，晚上才回来。

保尔如饥似渴地读着书，玛尔塔有许多藏书。到了晚上，玛尔塔的许多女友，有时也有男朋友来看望她们。

他时常收到由黑海港口寄来的信。丘查姆家的母女三人请他前去。生活的绳扣儿拉得越来越紧。她们企盼着他的帮助。

一天早晨，保尔离开了鹅舍胡同那所安静的寓所。列车载着他奔向南方，奔向大海，躲开潮湿多雨的秋天，奔向克里木南部那温暖的海岸。他望着窗外，电线杆疾驰而过。他紧锁双眉，黑色的眼睛里蕴藏着顽强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