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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犯有前科者的问题（第1页）

26、犯有前科者的问题

词汇有时因受到玷污而落下一个坏名声，因此遭到废弃。在伊丽莎白·弗赖[29]时代以前，英国官方的正式记录中出现了“疯人院”这个单词，后来这个单词被废除，单词“疗养院”取而代之。在2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几个州我们已经废弃了“疗养院”这个单词，取而代之以“医院”。

印地安那州的杰斐逊维尔有一座“教养院”，几年前是著名的感化院，“监狱”一词使人容易感到晦气，“感化院”蒙上了一层神学的阴影，所以监狱一词也自然消失了，随着我们对罪犯观点的改变，我们也改变了我们的词汇。

数年前我们谈论起聋哑人疗养院——“哑巴”一词现在已从美国各州的官方公文里划去了，因为我们在加纳·哈伯德的帮助下已发现，聋子不是哑巴，不属于生理缺陷，他们当然不需要疗养院，他们需要学校，所以我们也在各地为聋子创办学校。

聋人与我们听力正常的人一样有能力，同样能过上诚实的自食其力的生活。

“不定刑期的判决”是刑罚学中有记载的最为聪明而适时的规定，这是当代人首次享有的待遇。罪犯被判处1到8年徒刑，这就意味着如果囚犯行为检点，遵守法规，表现出造福社会的愿望，他将获得假释，并且一年后可以恢复自由。

如果他行为不轨，其行为表明他不适合获得自由，他将再蹲2到3年，因而他就很有可能服满8年徒刑。“你在这里服刑多久了？”我问杰斐逊维尔的一名囚徒，他正在墙前面护理花草，“我，哦，我在这里两年了，享受14年的特免。”这个男人咧嘴笑着回答道。

短期徒刑的旧规定允许监犯每年休假两到三个月，以奖励其出色表现，这是一种积极有利的转变，但不定刑期的判决是对初次犯法者的规矩。

不定刑期的判决将监犯被关押的时间长短的决定权完全抛给了罪犯本人，并且因为怀有希望，而减轻了监犯对监狱生活的厌恶。人们的心中总怀有减刑的愿望，通常非常谨慎地不做任何危及它的事，暴动和逃跑的打算可能意味着自己将在狱中服满漫长的刑期。

所以即使头脑最迟钝愚笨和麻木不仁的人也会意识到他的善行是会有报答的——以前所未有的形式竭力使他们理解的形式。

商人对有过“前科”的人过去怀有的偏见主要是针对着他的无能，而不是他的历史。监狱改造方法只能造就心怀仇恨、压抑和恐惧的人，这些人被令人窒息的体制所压抑，被完全一致的行事方式变得扭曲，他们受到粗暴苛刻的待遇，头脑里老是摆脱不掉自己是罪犯的感觉，这些使他变得麻木不仁，无情无义。这种结果对囚犯本身、对看守和社会无疑都是一件坏事。即使正直的人受到这样的待遇，一年后也会被变为诡秘狡诈、遮遮掩掩、道德不健全的人。这个刚出监狱的人不会做任何事——他们需要不断地被监控和关注，当然我们不爱雇佣他。

现在有前科的人完全不同于70年代新出狱的人，幸亏了深受中伤的布罗克韦[30]及其他一些人。

我们可能会为了他们自己及社会的利益不得不约束他们，但我们不会惩罚。约束这种惩罚就足够了，我们相信人们是受到自己罪行的惩罚，而不是因为罪行而受罚。

现在将罪犯送交少年犯管教所，目的是希望返还社会一个比我们送进去更好的人。

法官林塞[31]送男孩们到少年犯管教所，没有用军官或士兵押送。这些男孩都是带着自己的拘捕令自动去那里。他们依法要求入内，并敲响了大门。少年犯相信法官林塞是他的朋友，他被送到少年犯管教所的原因是他可能得到洗心革面的改造，而这种改造是充分自由不可能提供的。他在带着自己的拘捕令时不再与社会及法律的维护者抗争。他相信为他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合适的，所以他进了监狱，那里不完全是监狱，因为那是一所学校，这个小伙子在那里学会了节省时间和金钱，使自己成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其他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为他们工作，这就是这些孩子们所上的最重要的一课。你只能通过帮助他人来帮助自己。

我在此建议：如果一个男孩或男人在无人看守的情况下带着自己的拘捕令单独去监狱服刑，他还被关押在一间栅栏屋子里锁起来，用全副武装的士兵看守，有必要吗？

印第安那州的杰斐逊维尔监管机构的监管人惠特克说“没有必要”。他相信10年后我们不再需要高墙，我们子弹上膛的机枪放在视线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将拆除监狱窗户上的栅栏，就像我们已经从精神病院的窗户上拆除的一样。

将来少年犯管教所有个士兵的屋子也许是必要的，但高墙必须拆除，就像我们已经将固若金汤的防守和沉闷的体制及穿条格囚服的耻辱放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一样，消失进他们曾有的记忆里。

杰斐逊维尔教养院里的五分之四的囚犯不需要强迫，如果墙壁被拆毁，门无须上锁，他们也不会逃跑。我见到的一位年轻人拒绝提供的假释——他想要留下来直到他学会做生意为止。他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

一般监狱里的囚犯的素质大约与美国军人相同。入伍的人就是囚犯，对他来说逃跑是非常严重的罪行，然而他夜间没有被锁在屋里，也未受到高墙的拘束。

乔治少年团[32]仅仅是座农场，没有篱笆，也没有士兵防守，那里只有男少年，然而那是惩罚机构，未来的监狱不会与女士的寄宿学校有什么两样，唯一的不同点是居住者在一位士兵的看管下统一出外，如果没有书面许可，任何人不许离开。

随着社会的改变，所谓的罪犯也在改变。不管怎样，我知道——马克·诺尔道[33]不会理解他的病人。

没有罪犯阶级。

否则，就此而言我们都是罪犯，爱默生[34]说，“我有犯一切罪行的能力”。

犯罪的男人或女人是不良环境的牺牲品。布克·华盛顿[35]说当黑人有我们需要的东西时，或者能执行一种我们需要让人完成的任务时，我们放弃了种族界限，种族问题不再成为问题，对于罪犯问题也同样如此。当犯有前科的人有能力证明自己对这个世界有用时，世界将不再躲避他。监管人惠特克[36]认为一个人改造成功的标

准是有能力并乐意为社会提供服务，这便是有利的证明。

犯有前科的人遭到冷遇的唯一场所是正式茶会和祈祷会，他们应当白天劳动，晚上在图书馆度过，充实自己的大脑——然后他就是可以信赖的。

如果我有过前科，我会逃避所有的“庇护人”、“福利机构”、“圣安德鲁社会”和慈善的“学院文教馆”，我决不接近那些优秀的职业人士或者职业善人，他们资助穷人而唾弃那些所谓的罪犯，在善恶之间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如果你可以工作并乐意工作，商人不会将你拒之门外，胜任并保持职位，使你成为必要的人。高级的少年犯管教所里的囚犯正在接受做有用之人的教育，不受到惩罚或资助，而仅仅是提供机会，在他们的帮助下劳动力雇佣者和犯有前科的人自己很快能够解决这个罪犯问题。我举双手赞成那些给可怜的魔鬼一个机会的人，我自己就是个可怜的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