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小说网

第四章（第2页）

王昆仑和曹孟君虽然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国热潮中去，但这些活动是否完全符合《八一宣言》的精神？心里是没有底数的！另外，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含哪些阶层？又如何处理一直高喊“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集团？他们的心里就更没有底数！再者，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已近半年，至今没有派出权威代表到上海，恢复早已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白区党组织，这也不能不令他们疑心重重。为此，他们经常围绕着这些带有根本性的大事悄悄议论着。一次，王昆仑自上海返回南京，颇有些兴奋地对曹孟君说：

“我这次在上海，从权威人士那儿获悉，蒋介石不仅看到了《八一宣言》，而且他还通过各种渠道，主动地和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甚至还和陕北的共产党秘密联系，洽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事情。”

这些消息来得实在是太突然了，令曹孟君难以转过弯来。尤其她听说蒋介石也在秘密地和共产党联系，洽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事情，就更是难以置信。但是，她心里又清楚，王昆仑所指的权威人士，十之八九是孙夫人，这又使她不得不相信。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又碍于地下党组织的纪律，她又不能详细询问这位权威人士到底是谁？还做了哪些指示？为此，她只是感叹不已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真想听到那边的声音！”

王昆仑自然明白那边的真实含义，是指时在陕北的党中央。他也颇有同感地说道：

“我也是啊！……”

是年一1936年4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王昆仑突然接到左恭一个电话，告诉他远方来了一位朋友，有重要的事情和他面商。昆仑放下电话，几乎是下意识地自问：

“远方来的朋友是谁呢？……”

这位朋友就是自陕北衔命而来的冯雪峰同志。

冯雪峰，浙江义乌人，子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和传播工作。他作为鲁迅先生忠诚的学生和战友，曾协助潘汉年创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十二个筹备人之一，潘汉年转入情报战线之后，他曾出任“左联”党团书记，团结和组织大批进步作家，对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他和潘汉年先后进入中央苏区，又一道参加艰苦卓绝的伟大的长征，结下了浓厚的战斗友谊。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冯雪峰在红军大学和中央党校工作。1936年4月上旬，他从东征前线奉调回陕北瓦窑堡，接受赴上海的工作。对此，冯雪峰在文革期间曾作了如下记述：

1936年4月20日左右，党中央从陕北瓦窑堡派遣我到上海去工作，中央给的任务是四个：1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所能得到的情报较快地报告中央。2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钩儒等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0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关系。3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替中央将另派到上海去做党组织工作的同志先作一些准备。4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四个任务中，当时党中央指示说，前两个是主要的。我记得第一个任务是周总理亲自交给我的，并交给了我密码，约定我用“李允生”这名字，给了两千元经费。总理并派人护送我到与张学良部队交界处，同张军中接上关系。第二及第三、四个任务是洛甫（张闻天）交给我的。先前，洛甫曾几次嘱咐我说：“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些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派你先去上海，就因为同鲁迅等熟悉。”

关于冯雪峰由陕北去上海一事因当事人大多数先后谢世，至今仍争论不休，没有定论。为此，笔者不想介入这一“文案”仅想在此拙作中写出我所了解的情况。

冯雪峰上述文字是在文革中写的，实事求是地说，是符合实际的。据有关当事人说：冯上述文字曾先用大字报写出，后又整理成文。在大字报中还曾写有这样的文字：去南京可以找王昆仑王是我们的人。后在整理的上述文字中被删去了。一说，冯雪峰记忆错了，整理成文时被删掉一说他考虑到王昆仑被隔离审查，且王的党籍尚未公开，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担心影响王的政治命运，故有意删掉。孰是轨非，各执一词。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冯雪峰何时去的南京，找没找过王昆仑。

冯雪峰去南京不可能首先去拜访官居要职的王昆仑，他一定事先和有关的人士一一和他熟悉的同志取得联系，然后再见王昆仑。为此，笔者认为这位中间人只可能是左恭。

左恭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和同乡曹孟君、丁玲稔熟，且又和曹孟君热恋。而这时也在北京的冯雪峰和丁玲不仅过从甚密，并且还曾追求丁玲。由此推论，冯雪峰在这期间就和左恭十分熟悉了。因此，冯到南京之后，应当首先拜访老友左恭。为此，笔者询问了左恭的家属。

据左恭的夫人说，冯雪峰到他们家的时候穿的是很土气的衣服，左恭说穿这种衣脤去上海不行，容易被特务识破你的身份。”为此，左恭请人为冯雪峰赶做了一身西装。

据王昆仑的女儿王金陵同志说，他父亲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曾和同住医院的夏公谈及此事，他父亲也说了类似上述的话。

由此可以说，冯雪峰在去上海的途中，先在南京作了短暂的停留。应当说及的是，这仅仅是笔者的推断，并非定论。

冯雪峰在左恭的联系下，和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立法委员的王昆仑见了面，向王传达了党中央有关的精神。最后，王昆仑问道：

“你去上海有什么困难吗？请不要客气。”

冯雪峰坦诚相告：他带的经费有限，无法购置电台。没有电台，就等于和党中央失掉联系。他希望王昆仑帮着解决这笔数目很大的购置电台的经费。

王昆仑清楚地知道，一部能和陕北党中央保持联系的电台必须是进口的，没有数万元是买不到的。诚如前文所述，他连和范映霞离婚所需的一万元都拿不出来，又从什么地方为冯雪峰搞来这数万元买电台的经费呢？这的确给他出了一道难题。但是，那时的党员，尤其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对党交给的任务是不能讲价钱的。因此，王昆仑郑重地答说：

“请放心，我会尽快筹到这笔经费的。”

王昆仑去何处筹募到这样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呢？他左思右想，最后决定向川系军阀刘湘将军化缘。

刘湘，字甫澄，四川大邑人，早年从军，并考入军官讲习所。

该军官讲习所于1908年改为四川陆军速成学校，故以刘湘为首的毕业生自称速成系，与毕业外籍的军事将领在蜀国大地角逐天下。

使天府之地成为“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的军阀割据的局面。辛亥革命之后，刘湘自连长起家，历经九年的军阀混战，刘湘业已升任川军第二军军长兼前敌总司令，与其他川系军阀在四川大地上混战、角逐。

北伐之役打响之后，刘湘及所有川系军阀慑于大势，纷纷易帜改编。刘湘所部遂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刘仍为军长。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夕，刘湘在自己的防区重庆率先发动了屠杀共产党人的“三三一惨案”。而后，为争四川霸主的尊位，先后两次与堂叔刘文辉争雄，终使刘文辉败走西康，由他统一川局。1934年12月20日，刘湘被蒋记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绥靖公署主任。

是年10月下旬，中央红军突围长征，蒋介石急调刘湘东下南京面商一切。刘湘为探明蒋介石的虚实，决定出川，到南京与蒋介石会谈。为摸清蒋介石与他会谈的底牌，密电他的驻南京代表邓汉祥从南京赶往武汉商谈对策。

王昆仑为秘密策动各地方实力派反蒋，与邓汉祥以及刘湘的财神刘航琛、四川胞哥老大范哈哈等时相过从。自然，刘湘派驻南京的这些耳目，也负有从王昆仑这位太子派骨干口中刺探情报的使命。因此，邓汉祥在向刘湘报告完蒋介石调他来南京的目的之后，特别说道：

“为了使你全面地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你一定要亲自见一见敢于公开反蒋——同时又是太子派骨干的王昆仑委员。”

王昆仑非常清楚蒋介石调刘湘进京的目的，那就是借刘湘之军事实力围追堵截长征中的红军。反过来，又假红军与川军交恶之机，削弱刘湘的军事实力。一旦刘湘所部难以抗击入川的红军，蒋介石趁机派其嫡系部队入川，收当年刘备图川之效。为此，王昆仑向刘湘讲了类似这样的话：

“蒋委员长调甫澄将军来南京，是步一石三鸟的好棋。终其目的，是要图川。”

王昆仑的分析击中了刘湘的要害。因为在这之前，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四川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换句话说，四川归顺中央，也仅仅是一种形式。中原大战之后，最大的地方实力派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相继败北，不得不向蒋介石俯首称臣，唯有四川、云南、广西这三地的实力派还重兵在手，对蒋介石的话可听可不听。为此，蒋介石耿耿在心，早有削夺这三地尤其是川系刘湘兵权之念，只是因为北有日本入侵华北，南要“围剿”红军而未得手。时下，红军突围长征给了他入主桂、黔、滇、川的天賜良机。不出王昆仑所料，蒋介石和刘湘的会谈，恰恰是在这些方面陷入僵局。因此，刘湘认为王昆仑是个了不起的人才。说得更准确一点：刘湘认为王昆仑是个有用之才。为此，他又向王昆仑讨教对策。

王昆仑这时的思想核心是反蒋，因此他向刘湘提供的对策是出于建立反蒋统一战线这一前提。首先，他讲了中原大战失败的原因，冯玉祥和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等出于私利，不能同心协力反蒋。相反，蒋介石却利用了反蒋派的矛盾，先击败南方的桂系李宗仁，继之又用权、钱买得张学良拥兵自重，再继之是集中优胜兵力打败冯玉祥和阎锡山。因此，王昆仑又说了类似这样内容的话：

“这和当年七雄争霸时候，秦用合纵之策击败六国的连横之法是何等的相似乃尔？时下，甫澄将军应从这些教训中醒悟出些道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