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翻译的宋美龄也忍无可忍,十分严厉却不失身份地说了这句话:
“韦唯尔将军,请注意中国的地位。”
在蒋介石的心目中,韦唯尔只不过是一介武夫,如果采取以牙还牙的做法,不仅影响力争美国人放弃“欧洲第一”,开辟亚洲战场的全局,而且也有失自己一国元首的身份,遂采取以柔克刚的策略,有意装作十分斯文的样子说了这段话:
“我们中国有句格言:‘人无信不立’。中英两国此时可算得上是患难之交,理应彼此互助互谅。运给中国的援助物资,像前次的卡车,贵国如需要借用,不妨与中国商洽。”
会后,蒋介石无声地报复了英国人。当傲慢的韦唯尔将军感到英国无力保卫缅甸,向中国寻求军援的时候,蒋介石蔑视地答道:“可以拨出二十挺机枪供保卫缅甸使用。”随后,他又有意“拒绝接见英国大使,并威胁要停止中英之间的一切合作”。
韦唯尔制造的这一事件,严重地影响了阿卡迪亚会议的进行,并使英、美对华政策的分歧突现出来。对此,美国的史学家作了如下的阐述:
“罗斯福也对韦唯尔事件深感不安,他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放弃抗战,整个亚洲恐怕就会向日本屈服。扰乱委员长情绪——据认为它是华盛顿最灵敏的晴雨表——的任何事情都是危险的。罗斯福对他的儿子埃利奥特说:‘你想想看,如果中国屈服,会有多少日本军队脱身出来?那些部队会干什么呢?会占领澳大利亚,占领印度,会像摘熟梅子一样轻而易举地占领那些地方。然后**,直捣中东……那将是日本和纳粹的大规模钳形攻势,在近东某处会合,完全切断苏联同外界的联系,瓜分埃及,切断经过地中海的所有交通线,难道不会这样吗?’他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对丘吉尔说,让委员长的心情重新愉快起来尤其重要。他要丘吉尔命令韦唯尔设法抚慰委员长。”
另外,罗斯福从长远的战略全局出发,认为战后中国应成为一个大国,以填补日本留下来的真空,并希望将来中国站到美国一边。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丘吉尔和他发生了冲突:
“总统阁下,我认为美国舆论对中国对这场战争做出的贡献估计过高了。”
“我指的是目前这场已经拖得够长的战争。”
“可战后的时间不更长吗?”
罗斯福还认为,如果想让中国将来起大国作用,现在就必须以大国待之。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不久,他在同《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态度。再者,罗斯福一向认为“殖民帝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为了本身的安全,西方世界必须抛弃那种把亚洲人视为劣等民族的做法……平等地对待中国是防止‘东西方今后发生根本裂隙’的最好办法”。
“丘吉尔在这个问题上同罗斯福意见不一致。用丘吉尔自己的话说,他出任首相并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丧礼。英国在远东参战的目的是维持现状。而这不是罗斯福的目标。罗斯福认为大英帝国已经完蛋了。从长远来说,印度支那、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争取独立的浪潮会把白种民族赶走……由于最终目标不一致,战略势必受到影响。美国注意的中心是中国,英国注意的中心是新加坡,从根本上说是印度。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缅甸从两个不同角度看都具有战略意义。双方的这一分歧后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公平地说,由此种下了英国未来丢掉缅甸、史迪威在缅甸演出“败走麦城”的祸根。
罗斯福与丘吉尔在上述问题的矛盾表面化了。但是罗斯福清楚,无论丘吉尔如何张扬,昔日的大英帝国一去不复返了,全球性的殖民主义政策必然日渐消亡。加之英国无力独自抗击德国的侵略,美国事实上已经变成了反法西斯的第一强国。所以他不顾丘吉尔的反对,毅然作出两项决定:
一、为给予中国一个大国地位,阿卡迪亚会议通过由美、英、苏、中领衔的《联合国宣言》。值得一提的是,在罗斯福亲笔审定的发起国名单中,中国继美国之后位居第二,只是由于丘吉尔的反对,加之为了呼应苏联莫斯科保卫战取得了胜利,才把中国改排在第四位。
二、为了让蒋介石具有盟军正式地位,决定在盟国战场中单独辟出中国战区,请蒋担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司令。罗斯福并于是年岁末——十二月三十一日亲自签署了这份致蒋介石的电文:
委员长阁下:
为立即完成我等共同抗敌力量之联系与合作起见,今正在南太平洋战区成立一最高统帅部,指挥全部美、英、荷军队。此项联合国在中国战区的共同活动,亦需有同样统帅部,事属当然。予今征得英、荷政府代表之同意,建议麾下,负指挥现在或将来正在中国境内活动联合国家军队之责。予等并建议,该战区包括联合国家军队可以到达之安南及泰国国境。予等并信,欲使此统帅部发生效力,应立即由中、美、英三国政府代表,组织一联合计划作战参谋部。倘麾下认为可能而苏联表示同意者,苏联代表亦应参加。此参谋部应在麾下指挥下服务。印度军司令及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当命其与麾下统帅部取得最密切之联系,该三总部间应互派联络员。上项办法,是使麾下之意见与势力影响及于各战区作战,与一般战略之策划。特此奉电,企候赐复。
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受了韦唯尔的污辱之后收到罗斯福总统这则电文,大有三伏天吃冰棍的感觉——甭提有多么舒服了!他很快就从阿卡迪亚会议确立的“先欧后亚”战略的失落中取得了平衡。为此,他激动地写下了这段日记:“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总统特别对(宋)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列入本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乎哉。”
另外,蒋介石清楚自己无力抗衡老牌的大英帝国,唯有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联美对英,方能确保中国的大国地位。因此,他于翌年——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给罗斯福拍发了如下这则电文:
总统阁下:
阁下提议,中国战区,及部分印度支那与泰国等盟军作战地区,现有作战之盟军部队,及将来可能进入之盟军部队,由本人出任最高统帅;本人认为,对于所有有关其他国家人民,及对中国,均负有严重之重任。然而,阁下协调英、荷政府,作此提案,本人只有毅然承担。最高统帅之建立,将使中国战区盟军充分合作,战略统一。此等部队之有效协调,实超过一切,至为需要。阁下之倡议与努力,使此一目标统一,而在可以达到范围之内。本人将全力支持阁下之努力,为所有联合国家之福祉效命。此等国家,现已将国内资源、各个前线交通与作战部队相联系。中国人民,全力支持此一团结。为符阁下提议,本人欢迎英、美速派代表,作为联合总部计划参谋。至于苏联代表问题,留待此一参谋本部成立开始作业之后,再予考虑。至所提与驻印美军统帅,及南太平洋战区统帅间,联络官文交换一节,迨中国战区指挥及总部参谋一旦成立,即可实现。对于各方发展,深盼阁下表示观点与提示。
蒋介石
对此,丘吉尔犹如哑巴吃黄连——有嘴说不出。他在罗斯福再三的催促下,给韦唯尔将军发了如下这则极有情绪的电文:
我必须向你解释美国的观点。在许多美国人的头脑中,中国和大英帝国一样重要。美国的参谋长们要把缅甸置于韦唯尔的指挥之下的唯一原因是他们认为,与中国的联系和打通滇缅公路是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决不要忘记,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亚洲大团结的阴影……如果要把我在美国学到的东西归结为一个词,那就是“中国”。
蒋介石作为一代纵横家,他的最大聪明之处在于平衡权力的再分配。他收到罗斯福要他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的电文之后,几乎是条件反射似的发出了这样的自问:“谁出任中国战区副司令?又由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当他重读罗斯福的电文,知道他这位战区最高统帅是由罗斯福和英国、荷兰协商并取得认同的,他的直觉反应是,决不允许英国给他派副手。自然,蒋介石选择的战区副手唯有美国人了。
蒋介石如何把这些信息通报给罗斯福总统呢?以电文交换这类意见,必然会刺激英国人,加大中英之间的不信任感,对未来抗击日本的侵略必然产生不利的影响。他历经深思熟虑,决定通知时在美国并在阿卡迪亚会议开幕的那一天——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出任中国外交部长的宋子文私下商请罗斯福总统。
这正中罗斯福总统的下怀。对此,后人曾评说:“时日本凶焰正张,美英既采用‘先欧后亚’的政策,又因兵源不足,无力东顾……正拟派一高级将领驻华襄助,既闻我方有请荐参谋长之电,又稔参谋长有带领若干中国军队之可能,乃建议即以美军代表,除兼任中印缅区美军司令官外,并在监理中国租借物资条件之下,兼中国战区参谋长。”
罗斯福当然清楚蒋介石选任参谋长两项标准的真实目的:在不干扰蒋介石军事行动的前提下,还能为中国讨要更多的美援。他自然是不能同意的,可是像这类具体人事安排,是无需他和宋子文当面说长论短的,故笑着说:
“至于我国选谁出任委员长的参谋长,交由我们的史汀生部长和马歇尔参谋总长去办吧。”
宋子文是办外交的老手,知道蒋介石所提的条件是强美国之难,且不符合盟军统帅部组成原则,而罗斯福的回答是尽情尽理的,故当面允诺。多年之后,宋子文的所为都遭到了亲台学者梁敬如下的抨击:“此种安排,初与我方请荐专任参谋长之原意不合,且因参谋长一身数职,如遇两国政府意见不一之时,必感两姑为妇之苦。委员长曾饬宋子文先将参谋长权限地位予以澄清,再议其他。而子文自作解译,既未将委员长意旨转商美方,又遽接受美方安排,签订宋(子文)史(汀生)交换函件,造成参谋长地位权限之不同解释,为史迪威事件发生纠纷之主因。”此乃后话。
时任美国陆军参谋总长的马歇尔将军是一位资深的军事战略家。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总统的战略顾问,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于他在二十年代出任过驻华使馆的武官,对中国有着特殊的兴趣。当他受命选派一位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的时候,直接的反应是:一、此人应熟悉中国的民情、政情,尤其是要熟悉中国的军情;二、必须是一位强有力的军事统帅。但是,在美国的高级将领中谁符合上述两个条件呢?许久没有选到完全合适的人。最后,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