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汀生虽说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在战场上结识了史迪威,而且知道史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深谙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但史汀生并未瞩目于史迪威。原因也很简单:在一次讨论“体育家”计划的会上,史迪威低着头坐着,一言不发。马歇尔扼要地讲了史迪威的军事素质和个性为人之后,又以幽默的口吻接着说道:
“他低着脑袋,很可能是正在准备冲锋呢!”
“好吧,我和他当面谈谈。”
元月十四日晚九点,史迪威奉命来到史汀生的住处,他们在书房内的壁炉前交谈了一个半小时。史汀生问他对担任此职有什么想法,他以军人的姿态和口吻答道:
“我听从调遣。”
“我听从调遣”这五个字,给史汀生留下了极佳的印象。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他给我的印象非常好。他完全了解中国。他半个小时所谈的关于中国军队作战英勇的第一手材料,比我以前得到的所有资料还要丰富。他对中国人的勇敢精神评价很高。”
在这次谈话中,史迪威告诉史汀生,这项使命的成败完全要看蒋介石是否愿意把他的部分军队交给美国人指挥。陆军部长要史迪威放心:蒋已经提出交出部分军队,宋子文也这样表示过。史迪威或许是太了解蒋介石了,他对此表示怀疑,并以怀疑的口吻说道:“如果能得到军队,事情成功的可能性将是无限的。我对此抱有极大的热情。”史汀生恰好寻求的是这种热情,因为对他来说,这项使命代表着“多少年来他一直深信不疑的政策和原则的实现”。入睡前,他欣慰地感到:“发现了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对付未来问题的有用人才。”从这天起一直到最后,史汀生始终是史迪威最热情、最坚定的支持者。
两天后——元月十六日下午两点半,马歇尔召来了史迪威,二人就出使中国的有关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史迪威,你是不是认为出使中国可以大显身手、有所作为?”
“是的,”史迪威沉吟片刻,又担心地补充,“如果我能够得到军权的话。”
“怎样安排才能得到军权呢?”
“问问蒋介石是否愿意?”
“好,把这个问题记下来。”马歇尔用铅笔记在了一张纸上,“我还要把这个问题转告宋子文。”
“我再说一遍:未来在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时,我将行使指挥权。”史迪威作为一名将军,深知军权的重要,故又加重口气地说,“或者他们拒绝而我不去,或者他们接受了而我可以去。”
马歇尔是一位非常实际的战略家,近来太平洋——尤其是英属东南亚诸国殖民地逐渐落入日本之手,待到日渐危厄的缅甸完全陷落之后,盟军作战地区恐怕还得重新划分,故他又笑着说道:
“不要想这样多了!情况进展很快,说不定等你到达中国上任的时候,你可能成为驻澳大利亚军队的司令官了。”
史迪威作为典型的美国军人,十分反感政治家们朝令夕改,他赞同这样的说法:“陆军部如同消化道一样,你在这头送进食物去,那头出来的都是废料了。”每逢遇到这种情况,他就以缄默表示自己的不满。
“如果你出使中国成行,我们将任命你为陆军中将。”马歇尔对缄默不语的史迪威说。
一月十九日,史汀生与宋子文会谈,要求蒋介石把部分中国军队,特别是即将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交给到目前为止尚未任命的美国人指挥。蒋介石的回答是肯定的:同意交出中国驻缅甸军队的“行政控制权”。接着,史汀生讲出了史迪威,征求中方的意见。宋子文调查了史迪威的经历,表示对史十分满意,并认为“被挑选担任此项职务的人是美国陆军中最优秀的人物”。不久,又收到了蒋介石的回电:“非常欢迎史迪威将军前来中国担任此职。”在此基础上,马歇尔再次与史迪威谈话,依然用商量的口吻说道:
“你就是理想人选了,你愿意去中国吗?”
“我愿听从调遣。”史迪威就像回答史汀生那样干脆,没有再说些什么,就这样平淡无奇地接受了出使中国的任务。
但是,他当时的真实感受却是异常复杂的,甚至内心也是很矛盾的,准确地说是反对的。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打击终于来到了。俗话说:‘他们将用一只山羊做烧烤的祭品。’这话成了我自己的境况。参谋长把我找去,告诉我说看来我将是那个‘祭品’。”
史迪威为什么违心地甘做“祭品”,而未能像德鲁姆将军那样加以拒绝呢?有的说“他看在马歇尔的情分上不愿拒绝马歇尔的好意”,有的说“他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也有的说“他的‘体育家’计划进展不顺利”,甚至有的说“他看重的是晋升中将”……但笔者以为起主导作用的是史迪威的性格——尽管上述众说纷纭的理由也在起着某些作用。
艾森豪威尔将军奉命向史迪威的原参谋班子宣布这一新的任命,全体“大吃一惊,鸦雀无声,一片沉默”。其中一位同事半开玩笑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乔治(马歇尔)本想用一个聪明的办法摆脱德鲁姆,结果却失去了他最好的军长,他大为恼火。”
事后追论:未来史迪威出使中国的悲剧结局,却不幸被这位同事言中。此乃后话。
史迪威不愧是位典型的军人,当即移交“体育家”计划,旋即走马上任。在此后的几天里,他忙于研究有关中国的文件,凑出出使中国的参谋班子,拟写申领清单,长时间与时在美国的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等人交谈。
就在史迪威忙于行前准备之际,日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又取得了新的进展。他被确定为“理想人选”那天,日军在俾斯麦群岛的拉包尔登陆,三天后他们在所罗门群岛采取了切断美国与澳大利亚联系的第一个步骤。在缅甸,日军正在向毛淡棉挺进。简而言之,这在史迪威及其随行人员的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
马歇尔将军作为总统的战略顾问,对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区的形势估计更是悲观。他怀疑英军守不住新加坡和仰光,认为中国出兵是赌博,或许出于对史迪威这一任命的歉疚和矛盾之情,他再次警告史迪威,后者的最终去向也许还是澳大利亚。
史迪威却毫不动摇,一心扑在了出使中国,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上。因此,他存在着种种顾虑,经常发出这样的自问:
“中国人会合作到底吗?他们会不会节外生枝或袖手旁观呢?英国佬愿不愿意与我们合作?我们会不会在到达那里的时候,已经发现仰光陷入敌手了呢?”
为此,史迪威给马歇尔写了一份战略问题备忘录,明确指出:西南太平洋是盟军处于守势的地区,必须“最大限度”地动员中国的“进攻力量”。同时,至少投入一个美国军,以便把战争引向日本本土。
史迪威或许是太了解中国和英国的国情了,他对指挥中国军队——尤其是英国军队存在着某种担心,因此,他提出美国应当派遣一个军去中国战区交由他指挥。遗憾的是,美国在“先欧后亚”的战略指导下,决定不派美国军队去中国战区。也就是在这节骨眼,马歇尔正式通知史迪威出使中国的六项使命:
一、美军驻华军事代表;
二、在缅中、英、美军队司令官;
三、对华租借物资管理人;
四、滇缅公路监督人;
五、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
六、中国战区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