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小说网

使华败北（第3页）

史迪威面对这六个头衔毫无兴奋之意，因为他清楚未来完成这六项使命是何等的困难。然而他那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军人性格使他毫无畏惧，他想的是作为一名指挥官，如何更好地完成这六项使命。在这些待命出发的日子里，他想得最多的是蒋介石，因为他懂得只有他们二人合作完满，盟军在中国战区始可有为。自然，他也清楚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弱点——尤其是其独断专行的品格，返使他想到必须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加重自己这位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砝码。为此，他希望行前能谒见罗斯福总统——随身带一封美国总统私人信件给蒋介石委员长，是提高自己身价的最佳的办法。

陆军部长史汀生满足了史迪威的请求，并安排他在二月九日中午赴白宫晋见罗斯福总统。但这次晋见起码对史迪威而言是不愉快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影响了史迪威未来在华的工作。

罗斯福是民主党选出来的总统，而史迪威在美国国内是个平凡的共和党人。出于传统的党派之见，“共和党人有一致的情感，都很憎恨罗斯福”。加之史迪威的哥哥是个极端派，对他这个弟弟也产生了极端派的影响。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如果史迪威在用烟嘴抽烟时烟嘴翘起的角度跟罗斯福一样，那肯定是偶然的巧合。因此，命中注定这次会见不会融洽。

再者，罗斯福和史迪威的性格反差实在是太大了！罗斯福有个痼癖，就是跟别人谈起话来总是喜欢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不给对方说话的机会。而史迪威是个军人，最不习惯的或者说最反感的就是在他看来漫无边际的空谈。另外，史迪威和罗斯福之间的地位相去甚远，他不可能像罗斯福的老朋友那样，“趁他吃饭的时候找他谈话，因为那时他嘴里嚼着东西，无法多说话，或者给他严格规定五分钟时间，一到时间就坚决打断他的话”。同时，他更不可能像陆军部长史汀生那样，“跟他（罗斯福）在电话中交谈时会把电话挂上，不听他多说”。他这位刚刚晋升为中将的军人，唯有耐着性子听罗斯福训话，而这又是史迪威所不情愿的。对于这次晋见罗斯福总统，史迪威在日记上是这样写的：

十二点至十二点三十分去白宫。罗斯福很令人愉快，但给人的印象不深，似乎我是作为一名选民前去见他一样，漫无边际侈谈他对战争的看法……“我的观点是战线有二万八千英里长”，等等，等等。只是一大堆空话。我听够了，便插话问他是否有信要带给蒋介石，显然没有，但他又滔滔不绝地说了五分钟，想找出什么能够震惊世界的话语来。最后他找到了——“告诉他，我们永远支持中国的事业，我们一定会坚持到底，直到中国收复全部失地。”接着他说，他认为蒋夫人最好不要到美国来，无论是应某些组织的邀请还是以其他的名义，那太像妇女俱乐部的演讲旅行了。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他热情、快乐……但浅薄。

实事求是地说，史迪威对罗斯福这番谈话的评价是有欠公允的。同时，也看出了他和罗斯福在政治诸方面的水平相差悬殊。对此，美国的史学家评论道：

“在罗斯福的笑谈中阐述了他的对华政策的纲要。他决心推行‘欧洲第一’的战略，近期内不给中国以大规模援助。他为了鼓励蒋介石，极力保证中国在盟国的同盟中占据中心位置，并答应实现最终目标——收复失地。但是，他又担心蒋夫人的访问会激起国内出现给中国更大援助的压力，于是，他指示要阻拦她来访。总之，他已认定，在目前为战争作的努力中，中国是不会一下子变得更重要的，他希望一方面使中国能够继续抗战，一方面通过给予它地位来使它的幻想得到满足，但又强调长远的利益来防止它要求更多的援助。”

接着，史迪威又拜访了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霍普金斯。他希望能从政治顾问的口中得到在总统那儿未得到的示谕，但遗憾的是这位政治顾问更是一位大而化之的政客，令史迪威不仅不得其门而入，且对这位美国政坛有名的政客印象更坏。他在日记上用了最尖刻的语言记述了这次会见：

回到白宫去见哈里。霍普金斯，一个不可思议的、侏儒式的家伙（患有胃溃疡）。他认为在我这个年纪能够出发去进行“伟大的历险”是件美妙的事情（讨厌！）。什么样的机遇啊！“我相信，你会去指挥部队的。如果蒋介石把全部中国军队都交给你指挥，我也不会感到惊讶。”他又说：“你需要总统做什么吗？”“你打算调动美国军队吗？”于是我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罗斯福对中国问题非常关注，如果我们需要，他随时准备从航空公司抽调一百架客机。他说我走运并答应提供帮助。他建议把在印度航线上运行的“诺曼底号”轮船作为我们和波斯的运输船……在出来的路上，他告诉我他的办公室曾是林肯的书房，是林肯和格兰特首次会见的地方。我当时太迟钝了，本可以这样说：“我不是格兰特，但我和林肯有相似之处。”他穿着一件老式的红色运动衫，和一双从路口商店买的鞋子，没系吊袜带，头发八个星期没有理了。要是他给我们帮忙，我就原谅他。

史迪威与霍普金斯的会见再次说明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差异：前者重热情而空泛的鼓动，后者要凝重而实际的举措。从某种意义上说，军事家往往是政治家手中的道具。对此，史迪威却反其道而行。结果，最后参与判决他命运的人，就是他死瞧不上的“侏儒式的家伙”——霍普金斯。

史迪威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撮合下被决定派往中国的。凭着他的敏感，他朦胧地预感到了这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必将影响他出使中国的使命。因此，越临近告别自己的祖国，踏上他热爱的中国土地的日子，他越是感到此行使命的沉重！

史迪威及其随行的参谋班子很快完成了准备工作，于二月十一日告别华盛顿，飞往迈阿密。由于天气等方面的原因，在两次取消飞行计划之后，他们终于在十三日——星期五起飞升空，怀着极其复杂的情感告别了祖国和亲人。

啊！这是一个多么不吉利的日子哟，既是十三日，又是星期五。西方人不知是出于何种历史的原因，把这两个日子的前面都冠上“黑色”二字。今天，这两个“黑色”的日子偏偏又重叠为一个日子，是自然的巧合？还是他们信奉的上帝有意的安排？总之，这种带有极浓的迷信色彩的习俗就像是一团棉花，堵住了史迪威及其随行参谋人员的心口，一个个真是憋闷极了！

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很快燃遍了欧、亚、非三大洲与三大洋，美国通往中国的正常航线完全被切断了！史迪威一行不得不改飞临时航线，有时为了安全，一会儿乘泛美航空公司的水上飞机，一会儿又搭乘DC—3型运输机，前后十二天，进行了一系列高难度的飞行。但是，史迪威想的不是飞行安全，而是他未来的顶头上司蒋介石。他越是接近中国，蒋介石的形象越是闪现在他的眼前，像过电影似的回放在他的脑海屏幕上。最后，蒋介石渐渐地化做了一尊雕像立在他的心中，令他不得不发出这样一系列的自问：

“我如何与这位中国的军事独裁者合作？我又该如何利用美国租借物资以及其他权利，把这位中国的军事独裁者纳入反法西斯战争的轨道？……”

史迪威没有结论。

四

蒋介石在其军政生涯中是得益于外国军事和政治顾问的。

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确立之初，应孙中山先生之邀，苏联派来了以鲍罗廷为首的政治顾问代表团和以加伦为总负责的军事顾问代表团。在前后三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通过和加伦将军的合作，不仅得到了大批的苏联武器，而且还充分调动和利用加伦等苏联将领的军事才干，为东征、北伐制订了高明的战略方针，参与了许多重要战役的指挥，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对蒋介石的崛起进而取得国民党最高权力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与此同时，日本眼见蒋介石这颗军事明星在中国南方升起，有意派来了蒋氏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的铃木贞一，朝夕与之相伴。蒋氏自然明白铃木贞一肩负的来华战略使命，他将计就计，巧妙地利用“以夷制夷”的策略，通过铃木贞一钳制苏联的同时，暗修和日本的友好关系，为未来排苏、分共、下野、复出打下了伏笔。就说他的军事发祥地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吧，也是从日本天皇党羽集团组建“大学寮”培养死党得到了启示。

十年内战期间，蒋介石为了消灭所谓心腹之患——中国工农红军，请来了德国军事顾问，并在其参谋下制订了不同的军事战略，迭次向中央苏区及各地苏区发动军事“围剿”，加之中共中央受军事教条主义的控制及危害，使中国工农红军丧失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根据地，相继开始了悲壮的长征。

时下，以珍珠港事件为契机，虽然未能诱使美国确立“亚洲第一”的战略方针，但却在军事上为蒋介石带来了起死回生的转机。他审时度势，故伎重演，决定通过主动聘请美国军事顾问性质的参谋长，达到向美国要更多的钱、更多的枪的既定目的。

蒋介石何以能达到这样的既定目的呢？首先，蒋氏通过和美国在军事上结盟的捷径，利用中国在亚洲战场上的特殊地位，顺势造成中国出人，美国出钱，两厢情愿，共同抗击日本的战略格局。这样，蒋氏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向美国要钱。事实上，珍珠港事件爆发不久，罗斯福总统就说服参众两院乃至于持反对意见的驻华大使高斯等人，使“予中国五亿美元财政援助的提议，经参众两院一致通过，并成为法律”。为安抚蒋介石决心抗日，遂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七日电告中国政府。

其次，蒋介石通过和美国在军事上结盟，利用未来史迪威参谋长这个砝码抗衡英国。一九四一年，英军高级将领韦唯尔的傲慢和无礼，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首先是损伤了蒋氏的自尊心。他出于亚洲人的特殊心理，对英国在亚洲诸殖民地国家的军事惨败——尤其是新加坡弃守失陷，八万盟军举起白旗向日本投降，是怀有某种幸灾乐祸的心理的。这是因为近两个世纪以来，英国人在亚洲作威作福，形象不佳，英国军人不可战胜的神话由此破灭了。换言之，照此发展，英国人从亚洲“滚出去”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蒋介石作为一位统观亚洲战局的战略家，他知道新加坡的陷落对英国而言，必然造成无法控制的灾难。接下来，日本战争的矛头一定会指向英属澳大利亚和缅甸，一旦缅甸失守陷落，英国在亚洲最大的利益所在地印度就失去屏障；万一德国在北非和中东得手，继而再挥兵东指，和日本共同造成东西夹击之势，印度就难以确保无虞了。因此，蒋介石胸有成竹地暗自说：

“无需我再主动，傲慢无礼的英国人会主动找我求救的。”

战争态势完全如蒋介石所预料的那样发展着，只是比蒋氏所估计的更糟、更快。换句话说，英国设在东南亚属地的防线未经几个回合的较量，就被入侵的日本军队全部摧毁了。接着，被称之为“马来亚屏障”的北部要点缅甸，一月十五日被一支日本先遣队从南部突破。“这支先遣队从泰国沿古代步兵和皇帝的象队走过的山路进入缅境。配备现代化运输工具和火炮的部队通常难以通过这一地区，但入缅日军以持不同政见的缅甸民族主义分子为向导，正向毛淡棉挺进。”

这时，曾被韦唯尔将军拒之门外的中国军队突然变得受欢迎起来。英国正式提出请求，希望蒋介石派军队入缅，守卫东部边境的掸邦，以便换下那里的第一师去保卫仰光。丘吉尔结束阿卡迪亚会议回到伦敦以后，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令人惊讶地向参谋长委员会宣布说：“我认为，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是一个比坚守新加坡更为重要的战略目标”，如让滇缅公路落入敌手，必将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我们与中国的联系就会被切断”。从此，“保持与中国的联系”第一次变得重要了。

英军已成惊弓之鸟，不战而溃的残兵败将使日军惊奇地叹道：“英国马大，英国兵腿长，我们拼命追都追不上。”由此可见战争态势是何等快地向前发展！不久，英军失去缅甸战略要地毛淡棉，日军距离作为仰光正面最后一道屏障的锡当江只有一百英里了。可是，在此拱卫这道防线的英军只有一个步兵师，且是由一个印度旅和一个缅甸旅组成，还在退出毛淡棉的途中受到重创，已经大伤元气。怎么办呢？无兵可调的英国佬只好收起绅士派头，违心地请求中国派出入缅的远征军，同时，还请求美国驻重庆的军事代表团马格鲁德将军从旁劝言，力促中国入缅远征军尽快挥师南下，阻止日军攻陷仰光，断其滇缅公路的运输。

但是，英国的那位韦唯尔将军依然是醉死不认那四两酒钱，他决不相信中国军队能够阻止日军入侵缅甸，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战略主张：“弃缅保印，尽快撤出英军。”并得到了身在缅甸的英军将领的支持。英国首相丘吉尔从全球战略大局出发，听从罗斯福总统的劝告，断然拒绝了韦唯尔将军的建议，毅然派出英国名将亚历山大接替胡墩出任英军司令，确保缅甸无虞，同时，命令韦唯尔将军再次请求蒋介石派出入缅远征军。韦唯尔将军虽然不敢抗拒首相的命令，但他仍然心怀疑虑，难改初衷，坚持不向中国入缅抗日的远征军提供急需的运输车辆和燃料、给养等物品，有意调集全部车辆和大批工兵、民工、器材，去抢修通往印度的公路，以应他日自缅甸撤出英军之用。

韦唯尔将军再三主动求援，的确是让蒋介石出了一口窝囊气。蒋氏为确保滇缅公路的畅通——自然也有作个姿态给美国人看的意思，遂下令调陈纳德将军统帅的航空志愿队部分战斗分队移往仰光协防，同时，着手编组中国入缅远征军，临时改用罗卓英将军率领第五军（杜聿明）、第六军（甘丽初）、第六十六军（张轸）待机分道援缅，并指示“第六军集中芒市、遮放、龙陵，候英方派车接送入缅”。

随着日本人对东南亚尤其是对缅甸入侵的节节胜利，缅甸和印度掀起了反英民族运动。其中印度在民族英雄、国大党精神领袖圣雄甘地的领导下，再一次把民族独立运动推向**。罗斯福总统深恐印度的人民会向日军敞开大门，再次要求英国对印度的要求作出让步，“但是英国人拒绝许诺在战后给予当地人民独立或自治领地的地位。他们认为，如果只有抛弃帝国才能打败日本，那么抗日对他们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就这样，英国和美国在废除殖民主义政策方面陷入了严重的对立。自然，圣雄甘地领导的如火如荼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政策的矛盾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危险地步！

蒋介石作为一代纵横之才，完全清楚英、美、印之间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他一方面要确保中国的南大门——缅甸和西南大门——印度成为日本入侵的两道屏障，另一方面还渴望扮演所谓国际角色，促成联印抗日的国际统一战线形成，于是学着当年孔明东下吴国的样儿主动两飞印度，和圣雄甘地及其国大党的其他领导举行了多次会谈。

出乎蒋介石所料的是此行结果事与愿违，印度国大党的领导人不仅没有被他说服，聪明的圣雄甘地反而利用他的访问向英国施加压力。同时，圣雄甘地为了说服蒋介石支持印度独立，尖锐地指出：“蒋介石自己在盟国那里受到的待遇，就说明蒋的论点没有多少意义。”最后，深谙纵横之术的圣雄甘地一针见血地说了如下这句话：

圣雄甘地的这句话刺到了蒋介石的要害处，蒋氏作为一位民族主义者也产生了极大的共鸣。他很自然地想到了英国人公然抢夺运抵仰光的美援物资以及韦唯尔将军对自己的无礼等往事，猝然一改访印的初衷，决计利用印度风起云涌的反英态势，狠狠地敲打一下英国人的傲慢。几经深思，他指示中国驻英大使转告丘吉尔首相：“印度的军事和政治形势使我感到震惊”，如果目前形势不能“迅速得到改变”，日军入侵的危险将与日俱增。为了盟军在东南亚和太平洋的整体利益，他建议给予印度人真正的权力，满足其民族独立的要求，这样或许能够阻止日军继续入侵。

丘吉尔这个冥顽不化的大英帝国代言人听后十分生气，断然且又藐视地拒绝了蒋介石的建议。

也就是在和圣雄甘地等国大党领导人会谈期间，蒋介石获悉美国决定把中国拒于英美军火分配委员会之外，并为此耿耿于怀。因为这将意味着蒋介石无权调用盟国——主要是美国——援助中国战区的军用物资，并由此必然引起未来和史迪威永不调和的矛盾。他思前想后多时，遂决定把圣雄甘地和他会谈的内容通知时在美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并由宋子文代为转达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表达他的愤懑和不平，他同时还让宋子文转达如下这段话：

“我们在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受的待遇尚且如此，那么在战争后的和平会议上，中国的地位又将如何呢？”

罗斯福总统始终怀有——也仅仅是怀有平等待蒋的良好愿望的，他多次明确表示以所有战区平等的原则对待中国。然而在给予中国战区军援——尤其是大宗的租借物资等实质性的问题方面，他就不能不听驻华大使高斯以及中国问题专家关于中国政府极端腐败的忠告，担心美援物资被中饱四大家族所代表的军政要人的私囊，而于抗击日本侵略无补。因此，他依然未给蒋介石分配军用物资的权限。

就在蒋介石访问印度期间，他获悉“据英代表请求，仰光情况紧急，请速派第五军入缅”的消息，遂审时度势，密电指示他的心腹爱将和得意弟子——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将军再次动员入缅，“所有野炮、战防炮均应随同出发，装甲兵团先做出发准备”。至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事宜，待他回国之后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