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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华败北003（第5页）

杜聿明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弟子的长处之一，就是善于揣度校长的战略意图。当他受命亲率中国远征军入缅不久，就发现自己的头上有两个“婆婆”：一个是史迪威，一个是蒋介石。就军事常识而言，这种重床叠架的指挥系统，不仅影响前线指挥人员捕捉战机，而且还必然陷于战略决策中的两难困境。另外，杜聿明清楚：史迪威虽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但决定不了自己军旅生涯中的升迁；远在重庆的蒋介石既是自己的恩师，又是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蒋氏一直主宰着自己的命运。换言之，蒋、史发生冲突时，杜聿明只能听蒋介石的话，决不能站在史迪威一边。因此，杜的既定方针是：唯蒋氏之命是从。

另外，杜聿明还有着其他同级将领所没有的聪明，那就是愿代蒋氏受过的同时，预先为自己修好了一条安全的退路。就在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于三月三日视察腊戍返回昆明的第二天——三月四日——召见杜聿明，面命他“归史迪威将军指挥”，并说对史迪威将军要绝对服从时，聪明的杜聿明为给自己预伏退路，有意请示：

“如果史迪威将军的命令不符合校长的决策时，我应如何去办？”

“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蒋介石郑重地答道。

就这样，杜聿明轻易地摸到了蒋介石的真实想法。同时，他也等于拿到了对付史迪威的尚方宝剑。所以，当英国驻缅甸总督多尔曼。史密斯提问“一个职务怎能为两个人同时占有”时，杜聿明不加掩饰地说了如下这段记录在案的话：

杜聿明在指挥同古保卫战十二天的全过程中，一面接受史迪威的命令，一面又及时地向远在重庆的蒋介石请示。待到三月二十九日，他把撤出同古战斗的方案电告蒋介石并得到批准之后，遂很有底气地和前线的“婆婆”史迪威据理而争了。

史迪威虽然感到了指挥系统方面的某些奥妙，但他依然相信蒋介石对自己的授权。再者，他于盛怒之下，为了维护自己手中的军权，那特有的刚愎自用的个性又突现出来，他坚决反对杜聿明撤兵，“仍坚持以不足的兵力向敌攻击，双方争执甚烈，竟至闹翻”。最后，史迪威竟以“服从命令”之语威胁杜聿明，同时还派出他自美国带来的参谋长监督杜聿明实施他的攻击命令。

杜聿明有蒋介石做靠山，自然是不会理睬史迪威。至于史委派参谋长监督实施所谓的进攻命令，他就更不放在眼里了，继续坚持撤出同古的决定。

杜聿明作为一位久经沙场的指挥员，深知撤退和突围是战争中最难的举措，古今中外有很多著名的军事家不是败于进攻的疆场，而是全军覆没在突围或撤退的路上。他能否避免拿破仑自莫斯科撤退之厄运，安全地把三面受敌的第二○○师自同古撤出呢？这的确是一份十分难交的考卷。他历经深思熟虑，决定实施有计划的主动撤退。事后杜聿明追述道：

撤退时，同古城内部队接到戴师长命令，由步兵指挥官郑庭笈指挥。撤退前，对敌实施佯攻，撤退后，仍留少数部队牵制敌人。到三十日拂晓，我大队已经安全渡过色当河（即锡当江），而敌人仍围住这个空城，步炮空联合向城内大举进攻，弹如雨下。我最后牵制敌人的小部队也就在这个时候安全渡河。敌军继续前进，才发现同古是一座空城。我第二○○师却连伤兵都未丢失，全师归队。

具体负责实施同古撤退计划的郑庭笈团长也作了如下的证述：

“我接到命令后，用电话……商讨撤退事宜，决定以团为单位，派各团少校团附指挥伤病兵和炊事班，利用色当河大桥到河东岸沿河大道，向叶达西集中。伤病兵过河后由师卫生队收容送后方医治。第一线步兵营，以营为单位派出狙击组向各营阵地前敌人实行夜袭，掩护各团撤退……”各营狙击组拂晓前离开阵地，向河东岸归还建制。布置完毕后，部队依照计划开始行动。夜间四时左右，全师已安全撤出同古城，在大部队行动时，前线的步枪声、手榴弹爆炸声震动全城，敌人始终没有发觉我军行动。拂晓前，各营狙击组也撤出了同古城。

自从卑谬——同古一线盟军撤退后，梅苗司令部的气氛恶化了。“史迪威的美国参谋人员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作战，而且美国到目前为止的军事表现也不那么光彩，但他们仍然为中英两国军队感到丢脸。”他们公开表示：“亚洲局势已无可挽回，除非全部用美国军队作战。”英国人也不甘示弱，反唇相讥，公然嘲笑“同古会战，收复仰光”的作战计划，是“史迪威发动的伟大的中国攻势”。更有甚者指责说：“随着英帝国的版图在他们的手中一块块地破碎……以致现在甚至弄得他们连印度也难保。”

史迪威陷入了困境，他悲愤地认为自己是在指挥一支不服从命令的部队作战，并四处发泄自己的愤懑：“我不能枪毙他们，也不能扔下他们，对他们讲道理也不起丝毫作用。”他面对困境，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任事态自由发展，不予干涉”；要么“干脆辞职”，或者“离开这里，要求派出我们自己的部队”。他几经痛苦思索，遂毅然作出决定：

“北上重庆，找蒋介石摊牌，坚决辞职。”

在西方国家，四月一日是愚人节。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有意和史迪威开国际玩笑？他恰恰是在四月一日到达重庆的。他作为军人是从不迷信的，但作为走背运的将军却又很自然地发出这样的自问：“我是愚人节的傻瓜吗？”他此次重庆之行的目的是和蒋介石摊牌，可是他的手中又有什么牌能当面和蒋介石摊呢？为此，他写下了这段日记：

由于愚蠢、恐惧和态度消极，我们失去了一个在同古打退日本人的绝好机会。根本原因在于蒋介石的插手。如果他允许我在彬马那（即平满纳）集结力量，那我们早就作好进攻的部署了。当我命令第二十二师投入时，如果他不加以阻止，我们便有足够的力量切断刚刚到达同古的日本人。如果不是他在我背后对杜和林蔚进行指挥，他们本来有可能服从我的命令。他无法做到不来插手……他诅咒英国人的溃败，但他自己也在未通知他们的情况下做着同样的事情。他对保卫曼德勒如痴如迷，但却没有看到要保住它就得在同古击退日本人。……他告诉我管好自己的部队，不要同英国人打交道，然后又说亚历山大可以指挥。当我告诉他我需要一百五十辆卡车时，他只让俞飞鹏给我送来五十辆。

蒋介石作为一名谋略高手，在英国人不合作的前提下，命令放弃同古会战，免使第二○○师全军覆没，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笨蛋军事家会为“仇人”或为保卫“仇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军队。同时，蒋介石也清楚如此而为必然获罪于他的参谋长史迪威。因为他擅自同意放弃同古不仅令史迪威处境难堪，而且也等于给史迪威的脸上抹了黑。就这层意义上说，史迪威来重庆大闹是在蒋氏意料中的事，他毫不感到惊奇。

蒋介石和史迪威晤谈不过数次，前后刚好四个星期，但他已经熟知史迪威是位异常自负的将军。根据他的用将之道，只要“以柔克刚”，并运乎之妙，就能制服这位桀骜不驯的美国中将。同时，多年政坛沉浮的生涯，把蒋介石磨得已经不是那种受情绪所左右的主宰者，他清醒地知道美国不仅是中国抗战的政治和经济的后盾，而且也是在缅甸战场上平衡大英帝国的重要砝码。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通过史迪威来体现的。他为了加强“柔”的分量，这次会晤史迪威的既定方针，就是要耐着性子听这位美国将军放大炮。另外，他为了成功地克史迪威之“刚”，有意邀宋美龄参加，请精通英语的夫人以高超的外交手腕打圆场。

史迪威绝没有政治家的城府。用中国话说，他是典型的“直性子”、“炮筒子”，他的言行有时是不计后果的。这次蒋、史会见十分坦诚，史迪威后来直言不讳地说道：“我投下的那些炸弹发出了巨大的声响。简单地说，军级和师级指挥官不服从命令，我没有足够的权威强迫他们服从。商震感到震惊，蒋介石和夫人忧心忡忡。”会谈最后，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

“我必须被解职。请委员长不要忘了，我来华还有另外一项任命：帮助中国训练三十个师的军队。”

对于某些政治家而言，当面说谎话是决不脸红的。蒋介石不仅清楚同古会战的全过程，而且撤出同古也是他亲自批准的。可他现在却装出一副茫然不知的样子，一声不响地听史迪威放大炮。最后，他避开史迪威辞职的话题，神态严肃地说了这段话：

“他们为什么不服从？我要调查，如果师级指挥官不服从命令，我就枪毙他！”

看！这就是蒋介石的高明处——虽不能把死的说成活的，却也能把假的说成真的。他为了表示自己的真诚——完全是为了说给史迪威听的，又进而严肃地问道：

史迪威绝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更不懂得谋略和政治的关系。他听了蒋介石的这番话语，不但没有看穿蒋氏这番表演的用心，反而把蒋的问话当做他继续放炮的契机，旋即又说了如下这些记录在案却近似是鸡毛蒜皮的一大篇废话：

怎样逃避服从命令呢？第五军指挥官杜将军是用下面的方法：“我们怎么能进攻呢？他们有一○五火炮，而我们只有七五火炮”，或“他们有四十九辆坦克车”，或“第九十六师不能及时赶到这里”……或“这些是刚成立的部队，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机会去习惯它”，或“缅甸人正在我们的后方制造麻烦”，或“火车总是出轨”，或“东枝（即棠吉）线中断，需要修理三天”，等等，等等。

这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他故作生气状，煞有介事地大发脾气：

“岂有此理！我一定要查办、严办！”

史迪威一听要查办、严办，似乎对蒋介石的怨气就消了一半，当即说了这段话：

“杜觉得他能如此粗暴无礼地对待我这一事实表明，他从最高指挥机构得到了暗示……但是，为他们所有的人说句公道话：让他们在一个极其关键的地区把两个军交给一名该死的外国人，而他们对此人又所知甚少，不可能过于信任，这未免期望过高了。”

蒋介石一听史迪威的口气，知道自己“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以柔克刚”的策略发生了效用，遂又进一步假戏真做地说道：

“他们服从你的命令，这是起码的军事要求，即使你原谅他们，我也决不姑息、迁就，怎么样？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史迪威虽然不是一位好的政治家，但他来重庆追求最高目标——军事指挥权，却是和政治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通过这番强大的进攻，自己“以退为进”的策略收到了成效。他为了迫使蒋介石把军权授予他，遂又按照既定的策略说了后来并记在日记上的这段索取军权的话：

我要求他好好考虑一下，我还提议再派一个军去缅甸，归我指挥。我要求他对此也加以考虑。我说，也许无论如何，我现在不会被接受，因为中国人已接受了英国人的领导，一个第三国国民的存在已不再有必要了。但是，我告诉他，我不能让美国空军去支持我对其指挥官缺乏信任的军队。

在这次会晤中，宋美龄也起到了缓和气氛的作用，遗憾的是史料中并没保存下来相关记录，只有史迪威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了如下这段话：

一位聪明、有头脑的女人，持有西方的观点……她直爽，坚强，精力充沛，喜欢权力，重名誉，喜奉承，对于她的过去满不在乎。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她从不向西方观点让步：中国人永远是正确的；外国人永远是错误的。文笔引人入胜，但也失于肤浅，对西方的缺陷极尽讽刺，但从来不提中国任何一个微小的缺点。能够随心所欲地施展魅力。她知道该怎么做。对蒋介石有很大影响力，主要是好的影响。有几次帮了大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