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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华败北004（第1页）

使华败北004

“夫人，你觉得史迪威将军此行是旨在辞职，还是意在索权呢？”

“当然是为了索权。”

每到此时，宋美龄就认为到了她纵论天下大事进而折服蒋介石的时候了。她不屑于就事论事地去谈史迪威以辞职为借口，进而索取军权的小伎俩，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全局来分析史迪威的去留，从而使蒋介石心悦诚服地相信：主动给史迪威台阶下，冠冕堂皇地把史迪威送回缅甸战场是全局的需要。最后，她微笑着说道：

“你的任务是为史迪威重返缅甸战场调飞机，我的任务是让史迪威尽快登上飞机的舷梯。”

宋美龄说的“飞机舷梯”是什么呢？是指新闻媒介这些舆论工具。

宋美龄准确地判断了史迪威此时此刻的矛盾心理：辞职吗？就必然要承担同古会战失败的责任，这是任何一位将军都不愿背负的奇耻大辱；不辞职吗？在这种无兵无权的位置上就要承受更大的缅战失败的压力。怎么办？最佳选择是当面向蒋介石索取军权，以缅战更大的胜利雪耻同古会战的失败。而这也是主导史迪威使华的军事信念。为此，宋美龄通过董显光调集数十名御用新闻记者，突然包围了史迪威的住处，强烈要求史迪威说明同古会战失败的原因和责任。

与此同时，史迪威注意到，报纸上大吹大擂，说他一星期内就能打进仰光：“如果日本人把我赶出缅甸，那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傻瓜啊。”这时，美国公众从报上看到的都是诸如“中国机械化部队痛击日军装甲部队”这一类的标题。简而言之，从中国到美国都人为地把史迪威捧上了战神的宝座，使之想跳下来都不可能。

宋美龄的这一招的确灵验，搞得史迪威无所措手足，于惊恐之中或曰从爱惜自己的尊严出发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并于当晚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段十分矛盾的话语：

最糟糕的事情在新闻界发生了。在我还未得到一个机会站稳脚跟时，一大堆风言风语已传了出来，要想洗清冤屈，我就必须在一周内到达仰光……我希望指挥权的事能迅速得到解决，这样我就能重返前线，大干一场。

蒋介石为史迪威重返前线“调飞机”的任务也干得十分漂亮，为了照顾史迪威的面子，转移同古会战失败的责任，他许诺免去廖耀湘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的职务，同时“林蔚将被解职，林显然对付不了杜（聿明）”。但是，杜聿明是蒋介石在前线的“影子”，应继续充任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留在缅甸作战。考虑到杜曾和史迪威发生过正面对抗，不宜再担任中国远征军代司令的职务，那么由谁代替杜聿明在缅甸前线负总责呢？蒋介石陷入了选将的沉思中。

“军委会已经任命卫立煌为中国远征军司令，现在就请他出山吧？”宋美龄提醒道。

“卫立煌是当今的魏延，有反骨，不能用。”

“有根据吗？”

蒋介石冷峻地点了点头。

卫立煌是蒋介石手下能征惯战的五员虎将之一，但由于他在抗战爆发后力主联共抗日，并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有很深的私谊，遂受到蒋介石的冷遇，被贬到远离抗日前线的西北行营坐冷板凳。就在他准备就任中国远征军司令而待命重庆期间，原中共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被戴笠收买，和盘托出了卫立煌与八路军的关系。蒋介石得知之后非常恼怒，决计改变原来的任命。而卫立煌也只好远离陪都重庆，回成都奉养老母以排遣过日。

最后，蒋介石选定了罗卓英取代卫立煌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

罗卓英，字尤青，别号慈威，一八九六年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百侯乡渔洋坪村。早年喜欢舞文弄墨，后投笔从戎，考入保定军校第八期军炮科。在军校期间与陈诚结为莫逆之交，后成为陈诚派系的骨干和智囊人物。他先后参加东征、北伐、中原大战、“剿共”等战役，迨至抗战前夕，他已升任广州行营办公厅厅长兼参谋长、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特派员等职。抗日军兴，他先后参加上海、南京保卫战，旋即转战江南数省，数度和日酋交手。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他率部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粉碎了敌军的侵略计划。时下，由罗卓英取代卫立煌不仅使蒋放心，而且也会被史迪威所认同，军委会遂于四月二日任命罗卓英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

蒋介石和宋美龄略施小计，不但打消了史迪威的辞职念头，而且还打动了这位美国将军的情感，当他获悉上述决定之后，他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段话：

无论如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我希望它将扫清阴云。大元帅将亲临现场，明确地告诉那些部下我是老板。

当你想到他们的历史以及他们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历时，蒋介石的这一姿态确实是宽宏大量的……夫人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答应尽她所能给予帮助，这真是再好没有了。

蒋介石虽然不是政坛上的表演大师，但他有时却能演得惟妙惟肖。他为了使史迪威相信自己的真诚，在第二次会晤结束的时候紧紧握住史的手，说道：

“为了给我的参谋长一壮行色，我和夫人随将军重返缅甸前线！”

……十

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再去前线，与其说是为史迪威一壮行色，倒不如说是采用中国帮会传统的手法，由他出面为所谓失败者东山再起“拉场子”，为史迪威重新指挥中国远征军当场赋予军权。史料记载：

四月七日，召集史迪威、罗卓英、杜聿明、戴安澜讨论军情。在就席前，蒋宣称：史迪威为予之参谋长，故以下五点，各员必须注意遵守。

一、史迪威负指挥国军在缅作战之责；

二、罗长官卓英应受史迪威将军之指挥，第五军、第六军两军军长以及其他在缅中国军官，则皆应受罗长官之指挥；

三、予授全权与史迪威将军作一切最后决定；

四、史迪威将军有赏罚之全权；

五、对英一切问题由史迪威将军接洽。

熟悉中国文化传统的人一看便知，蒋介石此举的真实目的是：借此在部属面前确立自己至高无上的“老头子”地位，而重新赴任的史迪威将军也随之真的成了他这位“老头子”的部属了。遗憾的是，史迪威这位一流的军事指挥家、末流的政治家既不完全谙熟这近似帮会行为举措的真实目的，也不能预卜到他未来指挥就更不会有绝对权威性。相反，他对蒋介石却感恩戴德地写下了这段自作多情的日记：

他们被明确告知，我是老板——他们应无条件地服从命令——由我同英国人打交道，我有提升、撤职、惩罚中国远征军中任何一名军官的权力。天哪，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特征。

蒋介石在安抚了史迪威将军之后，准备实施他飞赴缅甸前线的第二个目的：和驻缅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将军摊牌，迫使亚历山大将军交出缅甸前线盟军的最高指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