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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角逐005（第5页）

郑洞国是一位有自知之明的将军，他于深觉荣幸之中又感到惶恐：“带兵打仗我有些经验，但要搞外交，在国外独立与洋人打交道，我完全是外行。”遂以“恐有负校长厚望”为由婉辞。

蒋介石为了使郑洞国未来在印度控制住参加整训的中国军队，以信任的口吻讲了如下这段深深打动郑洞国的话：

“你去那里是会有困难的，同外国人打交道不太容易，但目前抗战需要盟国帮助，必须有人担负这个任务，我反复考虑过，觉得你去是合适的。你身为革命军人，在国家艰难时刻，要以大局为重。”

郑洞国当即答曰：“报告校长，我愿意去印度。今后当遵循校长训导，以黄埔精神为宗旨，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完成任务。”

就这样，蒋介石于不声不响之中完成了对中国参加整训部队军权的控制。

诚如前文所述，史迪威决计整训中国军队的目的是收复缅甸，是为了雪耻。他做梦也不曾想过夺蒋介石的军权。另外，缅战失败的教训使他越发坚信：“中国的士兵是好的，军官则是无能的。”换言之，他认为，经过整训的中国士兵，在美军指挥官的指挥下定能击败日军。结果，“要中国士兵，不要中国军官，尤其不要中国将领”的思想再次抬头，遂导致史迪威和参加整训的中国军官产生对立，他绝大多数军官的坚决抵制。

蒋介石获悉这一消息之后，认为史迪威是在把中国军队打造成像缅甸、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式军队，因而也理所当然地表示反对。尤其是蒋介石听说史迪威“拟将驻印军营长以上的军官换由美国人担任，并且先由美国调来三百多名军官，准备接替中国军官的职务”以后，他直接的反应是：经过史迪威整训过的中国军队已经由姓蒋改为姓美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等于由美国变相地接管他赖以生存的军队。所以，蒋介石不仅要行使权力阻止史迪威达到目的，而且蒋、史之间刚刚缓和的矛盾再次尖锐起来。对此，史学家作出了非常精辟的分析：

再者，罗斯福总统决定成立第十四航空队，晋升陈纳德为少将司令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所谓的组织手段，缓解史迪威和陈纳德的矛盾。在常人的心目中也是这样认识的：“史迪威专负训练装备中国军队之责任，陈纳德专负打击日敌运输之任务……两人业务各有专属，宜无摩擦。”但是，由于史迪威的手中不但握有分配租借物资的大权，而且根据总统命令，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隶属史迪威领导，结果史、陈之间的矛盾不是缓和了，而是更尖锐了。孰是孰非，各执一词，就连中外史学界也无统一的见解。

同情史迪威的史学家说：

“蒋的抱怨不仅越来越多，而且对这一战略越来越没有远见。为什么要打通缅甸？为什么等着陆路交通？为何不督促美国人加倍再加倍地扩大跨越驼峰的空运系统，大批地供应中国军队以准备一次往后推延许多时日的攻势？为何不让美国人大量补充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使其对日本人的海岸据点进行直接、连续的攻击？……”

斗争逐渐缩小到了对空运物资的分配上。全球战略中的中缅印战区是个“乞丐战区”，史迪威艰难地向华盛顿要求更多的物资以加强它。而在战区内，他却被每一个下属指挥官斥为“吝啬鬼”。他要把经过驼峰空运来的货物分成三份，尽力去满足Y军、陈纳德的空军和中国人的总参谋部。

另一边，“蒋介石在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少将身上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影子，他们的战略思想和对货物分配的想法完全一致”。

拥护陈纳德的史学家说：

“史、陈摩擦之来源，为中印间之空运吨位。中印空运为装备远征军器材，与第十四队空军运送汽油零件所同需要，故其吨位分配之多寡，与优先运输之次中，皆史、陈所同争取。陈纳德晋授少将，主持第十四队空军之日（三月十一日），马歇尔即诫迪威，对于纳德空军补给，宜于优待。其时中印空运，每月只有四千吨，马歇尔提议月给陈纳德一千五百吨，史迪威参谋长韦洛，则拟将中国空军之吨数，包括于第十四航空队一千五百吨之内，而史迪威核定三月份之空运分配额时，纳德（包括中国空军在内）所得，仅一千吨，实际运行仅六百吨（或说八百吨）。纳德指此为迪威存心克扣蓄意排挤之事证。纳德执行任务，必须印度阿萨姆省之机场，与华东各基地之供应站，两事皆迪威部下韦洛所主管。纳德自一九四二年七月以来，迭有建议方案，皆未为史迪威所采纳。其一月至三月半两个半月间所得之空运器材，虽在罗斯福丘吉尔日夕属望之下，亦仅及一千三百吨（每月平均仅及五百吨）。一切任务，无由达成。”

随后来的命令让陈纳德得到四千吨中的一千五百吨。他又得以成立了一单独的空军后勤指挥部。而后他根据阿纳德（代表总统）的命令控制了空军训练指挥部，只让格伦（陈纳德的参谋长）给了我一个口头通知！

自称公允的史学家则评说：

“行动自由并没有解决陈纳德的问题。总统曾命令给予他获得物资的优先权，但总统没有明确如何使他得到这种优先权以至他还是被放在次要的地位。史迪威继续控制经驼峰空运的物资。由于他依然负有为各方一致同意的缅甸战役整训Y军的任务，所以他仍旧把八分之三的物资分给空军，八分之五的物资留给地面部队及其他目的。”

从上述史学家评述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透过对经由驼峰空运来的租借物资进行分配的表面现象，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本质，依然是在中国战区应当执行史迪威的地面战略还是陈纳德的空中战略之争。这其中并不排斥决策者的个人感情在起作用。而这种战略性的歧见，是不可能长期共存的。就在获悉日军再次溯长江向华中的湖南、湖北两省发动突然进攻的消息之后，这两种不同的战略主张遂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有意思的是，冲突的焦点却是租借物资的分配。

蒋介石退守四川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他认为当今四川之作用依然像当年孔明所想的那样：“东拒双夔门，北扼秦川，南慰彝蛮（龙云等少数民族实力派）。”为此，他学着当年孔明的样儿，委派最为忠诚的弟子胡宗南亲率数十万精锐之师坐镇西安，不仅可以抗御日寇西犯黄河，而且也能限制陕北八路军向巴蜀一带渗透和发展。时下，南边有陈诚坐镇昆明整训三十个步兵师，再辅以昆明防守总司令杜聿明无形的威慑，与印、缅毗邻的云南可保无虞。但是，靠什么坚守出入四川的必经通道三峡和双夔门呢？一旦在川鄂交界之处再现当年刘备败走白帝城的惨剧，靠什么遏制住溯江入川的日军呢？他思之良久，觉得唯有靠强大的空军。因此，他强烈要求加强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这就又必然导致空军优先分配租借物资的问题。

何应钦纵观中国战区的全局，认定此次日军溯江进攻两湖的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宜昌，最终目的是占领重庆，或者说迫使局促山城的国民政府投降，真正完成“宁渝合流”，使滞留神州的百万日军挥师南下，与美军在太平洋诸岛进行决战。因此，何氏除赞同蒋介石用空军扼守通往重庆的天然屏障三峡之外，还要求紧急调拨陆军把日军阻止在宜昌以东。为此，他提出暂停组织实施收复缅甸进而打通国际通道滇缅公路的战略计划，把在云南参加整训的Y军急调入川，保卫山城重庆。

“这正是日本人希望达到的目的，部署在云南的部队开始使他们不安了。”

像往日那样，蒋介石解决与史迪威分歧的办法是开会。结果是，这两位性格执拗的人越开会分歧越大。请看史迪威在四月十九日的日记中写的这段话：

与委员长举行了一次糟糕的会议……蒋介石不断地发出嘲笑和抱怨……谈反攻和“士气处于低潮”，他看上去十分恐慌。

蒋介石在日军就要发动的进攻面前的确是慌了手脚，他认为必须让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空中攻势，才能确保山城重庆的安全。依据他以往的经验，没有得到罗斯福总统的认可，史迪威是不会改变基本立场的。换言之，他仍要和史迪威争论所谓战略的问题。然而面对日军就要大举西犯的危局，如何才能尽快得到罗斯福总统的帮助呢？这成了蒋介石的一块心病。

用句中国的迷信话说是“天意难违”，罗斯福总统竟然主动地给蒋介石创造了一个机会：盟国的两大巨头——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将于五月份在美国会晤，召开代号为“三叉戟”的会议。出乎蒋介石所料的是，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将应邀出席。

二十四

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之后，英国和美国在欧亚两大战场使用的军事力量方面出现了分歧。

自一九四三年三月底以来，英国人明显地感到“美国人将在攻入西西里的‘哈斯基’战役之后，有意把对意大利的打击超过空中攻击，此外，他们还有放弃‘欧洲第一’转而帮助中国的倾向”。同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希望乘西西里的胜利去进攻意大利，或在东地中海发动攻击”，当他获悉罗斯福总统支持陈纳德的空中战略以后，遂又坚决要求取消在缅甸共同发动所谓的“安纳吉姆”战役。

但是，罗斯福总统基于美国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的特殊利益，希望修订“安纳吉姆”计划，而不是放弃它。他也无意在英国了解“突尼斯的战事”并确信将实施“哈斯基”计划之后，对攻占西西里后的行动计划作出承诺，所以他拒绝了丘吉尔首相提出的立即会谈的建议。

不久，盟国部队在北非突尼斯已经稳操胜券，老奸巨猾的丘吉尔认识到“务必”谈妥“哈斯基”计划及其后的发展和“安纳吉姆”计划的未来。此外，他还希望把“若干其他火急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如果这些带有战略性的“严重的分歧没有谈清楚，不加调整，将在夏秋之间导致重大的困难，并且削弱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先行克服这些困难”。

罗斯福清楚“三叉戟”会议中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是中国。而在所谓中国的问题上他和丘吉尔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

罗斯福总统出于全球政治大局考虑，更加坚定地认为“必须使中国同其他大国合作解决世界问题”，“坚持要接纳中国作为四大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国”，使其在战后保卫和平的组织中“作出一切重大的决策和发挥警察的权力”。这是因为他希望战后“利用中国作为对苏联平衡的力量”：“在任何同苏联的严重的政策冲突中，中国无疑将站在我们一边。”这就是罗斯福不顾国内马歇尔、史汀生等军界实力派的反对，而坚定支持蒋介石的根本原因。自然，也是他和丘吉尔之间的根本分歧之一。

丘吉尔是大英帝国的战时首相，他坚定不移地站在老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上，不但不把“重庆政府看做代表一个世界大国”，而且还认定美国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完全是在“纠集力量以结束英国海外帝国”。因此丘吉尔多次表示：“把中国说成同英国、美国或苏联同等的世界大国是完全不真实的。”另外，丘吉尔还担心罗斯福私自邀请蒋介石与会，在行前发表的所有演说中都拒绝提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对此，罗斯福是心领神会的。为了在即将召开的“三叉戟”会议上不至形成美、中联合对峙英国的被动局面，他再次违心地拒绝邀请蒋介石参加“三叉戟”会议。作为补尝，他同意中国派遣外交部长宋子文参加会议，陈述中国在亚洲战场上的作用，以及对发动“安纳吉姆”战役的意见。

这时，蒋介石并不完全了解罗斯福总统的良苦用心。相反，他认为宋子文得以参加“三叉戟”会议，是他执行强硬外交路线的胜利。换言之，是他和史迪威反复较量的结果。

是年四月，“宋子文赴美，查悉罗斯福所允维持空军前线五百架飞机之许诺，恐难实践，乃向蒋委员长建议，请电罗斯福召纳德面陈”。蒋介石不但知道陈纳德唯自己马首是瞻，还清楚陈氏在美国白宫有实力很强的政治家为后盾，如果能促成陈纳德奉命回国，当面向罗斯福总统面陈所请，真可谓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为此，他向罗斯福发去专电，在力陈中国战区之艰难后，请总统召回陈纳德当面详陈。

马歇尔将军获悉这一消息之后大吃一惊，因为这等于陈纳德力主的空中战略将在“三叉戟”会议上得到确认。他于焦急之中电告史迪威密商对策。

史迪威收电后有点震怒。他或许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改过去我行我素的军人作风，说：感激“乔治（马歇尔）给我提了个醒，我建议他召我、比斯尔和陈纳德回去”。其用意都在不言之中：史迪威想联合第十航空队司令比斯尔将军和陈纳德“金殿面君”，一决雌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