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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转直下（第1页）

急转直下

二十七

德黑兰会议，是以斯大林取代蒋介石的另一次三巨头的会议。他们的中心议题是未来欧洲战场的发展以及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划分。斯大林出于苏联卫国战争的自身利益，要求英美执行代号为“霸王”的法国北部登陆计划，也就是震惊世界的诺曼底登陆；丘吉尔站在大英帝国的立场要推迟开辟第二战场，并尽量把战线从英吉利海峡南移到地中海和巴尔干半岛；美国想尽快结束欧洲战役，并希望苏联挥师东指，共同消灭日军。为此，罗斯福极力支持苏联，要求英国按期执行“霸王”计划。结果，英国在美国和苏联的压迫下被迫同意接受“霸王”计划。斯大林为答谢罗斯福的合作，允诺德国投降之后，苏联红军对日宣战。

聪明的丘吉尔决不同意西面作战，遂借口执行“霸王”计划而拒绝执行开罗会议所决定的旨在收复缅甸的“海盗”计划。这样，德黑兰会议结束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又不得不回到埃及，重新召开第二次开罗会议。由于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返回中国，这次开罗会议就变成两大巨头的会议。一如所料，旨在收复缅甸的“海盗”计划遂成了激烈争吵的焦点。美方代表坚决反对取消这一计划，否认这一计划会阻碍“霸王”计划。同时，他们认为如果不实施这一计划，“委员长就不会调出Y军，缅甸战役也就会因此而失败。马歇尔和金担心，一旦缅甸战役停止，日本人就能更有力量抵抗美军在太平洋的进攻……罗斯福认为，他对蒋介石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蒋介石在离开开罗时，对盟军将要进行一次两栖作战行动这一点深信不疑，尽管他自己并不打算参加这一行动。但丘吉尔还是强硬地拒绝答应参加这一行动。在他看来，‘海盗’计划所需的人力和物资完全可以被用到更有价值的地方。这时，蒙巴顿已经将这次行动所需要的人数提高到五万，这一举动使丘吉尔的看法有了更充分的依据……这场争论激烈地持续了三天”。据说，在这次会议之前和之后的所有会议上，美国人的建议从未受到过如此“强烈的反对”。

按照例行的会议程序，军人——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将军们得不出统一的结论的时候，就把矛盾上交给罗斯福和丘吉尔，由两大巨头协商解决。

丘吉尔作为战略家，非常清楚罗斯福心中的战略中心在欧洲，而支持中国的真实目的是在“中国大陆上拖住日本人”，策应美国太平洋战场的顺利推进。换言之，他认为罗斯福决不会把收复缅甸的“海盗”计划和在诺曼底登陆的“霸王”计划并列，更不会因自己推迟执行“海盗”计划而拒绝出兵参加“霸王”计划。因此，他胸有成竹地与罗斯福辩论：德黑兰会议规定的欧洲作战计划没有留下足够的登陆手段以进行孟加拉湾的战争即“海盗”计划；斯大林既然保证要参加对日作战，那就没有必要争取中国的基地；为了确保中国坚持抗战，“拖住日本人”，可“继续飞越驼峰以空运军用物资，将足以使中国保持作战能力，并在斯大林万一不能履行其诺言时仍保留使用中国基地的选择余地”，这是两全其美之策。

罗斯福对丘吉尔的战略意图了如指掌：他希望通过日本乞降归还缅甸，决不愿意由中国和美国参战收复这块失地。再者，罗斯福也明白“海盗”计划是建立在英国愿意派出陆军与海军进行两栖作战基础之上的，时下，丘吉尔拒绝派出海军舰只在孟加拉湾发起进攻，这就等于自动宣布“海盗”计划无法进行。在此情况之下，如美军坚持派出舰只取代英国皇家海军在南缅登陆，不仅会削弱太平洋战场的实力，而且还势必影响和英国的关系。两相比较，美国只能为了英国的利益食言而获罪于中国。为此，罗斯福于十二月五日给丘吉尔发了一个简短的电报：“‘海盗’计划已取消。”

食言是政治家的大忌，况且罗斯福在蒋介石夫妇心目中的地位至高至尊。因此，罗斯福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中。另外，罗斯福一手操纵和努力，把中国抬上四大强国之一的地位，而短短几天之后，又由他自己采取行动背弃对蒋介石的承诺，这不但会加深中国对西方国家的不信任之感，还会使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越发地藐视中国。所以，罗斯福难免不陷入道义上的自我谴责之中。

但是，政治家无一不是最大的功利主义者，在所谓道义和功利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无一不是弃道义而取功利。因此，罗斯福很快摆脱了道义谴责的困扰，给蒋介石发了这则电文：

经过斯大林元帅会商后，我们将于明年晚春在欧洲有一大战，可望能在明年夏末结束对德战争。但因是之故，遂使吾人不能供应足量登陆舰于孟加拉湾，实行两栖作战，以支持Tarzen之战略。在此情形之下，阁下是否仍照原定Tarzen计划进行作战，或将Tarzen计划延至明年十一月，庶大规模之两栖作战可以实现，至于越峰运输之陆空军供应，则在集中努力之中。

十二月七日罗斯福

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对罗斯福、丘吉尔、马歇尔等人来说犹如家常便饭，而这些盟国的领袖人物也视决议更改为常事。可是对史迪威而言，这则变成了朝令夕改、令人眼花缭乱的儿戏。他曾经试图以文学家的视角，看待自己在这两会期间所扮演的角色——“水手外交官”。他说到自己的感受：等于是“把一名水手突然抛入这一阶层，尤其在他是一名军队的水手时，事情会使他十分茫然无措。众所周知的常识是，军官的思路狭隘而刻板，他只对战争感兴趣，这将使他得以晋升和受到嘉奖；他只受过极其有限的教育，对美好的生活不会享受。他一出现时就处于不利的境地，每个人都急切地期望着再来致命一击，将他送回属于他的地方去。即使在战争期间，假定军事对于形势具有首要意义时，他也很难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因为他或许会对神圣的外交特权进行攻击。人们忘记了的事实是，他出现在此并非因为他想如此，而是他被命令如此”。

同时，史迪威认为：“玩国际政治很像玩扑克牌。为了有利可图，在一大堆参赛者中你只需要有一个喜欢上当受骗的傻瓜就行了，特别是他要有足够多的现钞，而且对人们关于他具有竞赛气质的暗示十分敏感。最好是让他觉得，人们允许他坐下来是个恩惠——要让这点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中。其他的玩者就可过上一个快乐的夜晚了。他可以很容易地被人劝诱着在桌上下赌注——他在面前放上真钱，而忘了带皮夹子的其他人则在小纸条上打欠条，互相传来传去。他们完全相信这些纸条终会在壁炉里找到归宿。当这个傻瓜决定要回家去睡觉时，你甚至可以十分有礼貌地表示反对，有教养地流露出一种受到伤害的感觉。

“我的国际政治游戏入门课是在东方上的，头一次因淹没而引起的休克十分严重，但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反复地被淹没产生了使人麻木的效应。我到过中国、日本……的一些地方，但我一直是在楼厅的后座上看戏。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走到幕后，亲眼见到了一些没有着装、没上油彩的明星们，我还撞上了许多从前面看不见的事情。”

史迪威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官，他所热爱的是打败敌人的战场，他经常听到的是与敌人激战的枪声，而留在他记忆中的却是大战后的硝烟和尸体。他自然与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如此排场的迎送仪式、丰盛宴会乃至于那些身穿礼服的男女与会者虚伪的谈笑格格不入。尤其当他想到德黑兰会议把开罗会议当做祭品牺牲掉的时候，这格格不入的情感猝然之间化做了憎恨和藐视。他情不自禁地吟了这样一首诗作：

号角划破长空，

听，号声多么嘹亮。

士兵闻声惊醒，

国王走在路上。

前面跑着副官，

忙于打扫国王的座椅。

宪兵挥舞木棒，

高叫注意，休要失礼于国王。

虔诚肃静，民众敬礼，

倾听着国王气盖山河的声音。

他迈步在前，手握主杖，

侍从左右，紧随身旁。

国王挥手如同苍鹰俯视大地，

臣民肃然起敬，无声坐下。

天哪，

想想在那晴朗的阳光里，

度过那么美好的时光，

我能否期望那般显赫，

像傻瓜一样。

马歇尔是一位冷酷的兼具政治和军事素质的战略家，在这些方面不怕冒犯、顶撞像罗斯福这样了不起的大人物。同时，他又是一位很讲朋友之道——尤其是不愿让部属为难的温情主义者。他十分了解史迪威的军事指挥才干——如果不是被派往中国战区遭受这数不清的磨难，他一定会像艾森豪威尔将军那样名扬北非战场，甚至还有可能被任命为盟国在欧洲战场上的指挥官！而今晚，这位一心扑在战场上的将军又被剥夺了指挥旨在收复缅甸的“海盗”行动的机会，命运驱使他再次去干他所不擅长的外交折冲，并继续和蒋介石这样典型的东方谋略家共事，真是太强其所难了！另外，第二次开罗会议再次使史迪威成为受害者——仅两手空空地回到重庆这一点就使他无法向蒋介石交差。为此，马歇尔感到愧疚和不安。最后，他主动提出把史迪威调往另一个战区，在那里，“会有供他指挥的美国军队和供他发挥才能的广阔天地”。

史迪威真诚地感谢马歇尔的良苦用心，但他却谢绝了马歇尔相救的好意。这是因为“自从他离开缅甸的那一天起，他就下定了决心要重新回去”。或许是他从昔日和蒋介石打交道的教训中感悟到了什么，他主动提出行前拜会罗斯福，想从总统那里了解取消“海盗”计划是否反映了政策上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应如何与蒋介石打交道。